革命友谊深似海——刘茂隆、秦天真等革命战友对林青烈士的深切缅怀
林青是从毕节走出去的革命烈士，他短暂的一生充满革命的激情，他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建立毕节地下党支部，排除万难寻找党中央，建立贵州省工委，用坚定的革命行动彰显了赤胆忠诚的共产主义信仰。
1935年9月11日，林青在贵阳英勇就义，时年24岁。他的生死战友刘茂隆、革命战友秦天真等纷纷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他光辉的革命的一生被党和人民永远铭记。
▲林青烈士（资料图片）
刘茂隆与林青：同陷囹圄，生死与共
刘茂隆（1912—1998），又名刘雪苇，曾用笔名孙雪苇、韦辛、魏有生、孙右铭等，水城郎岱人，从贵州走出去的革命文艺理论家。1931年，刘茂隆从贵阳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经汉口到上海开明书店当学徒，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其间加入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2年，刘茂隆被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二届执委。同年3月，刘茂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刘茂隆曾任共青团上海周家桥区委组织部部长、书记，共青团中央支部巡视员，共青团江苏省委青工部负责人。1934年12月下旬，刘茂隆从上海返家，先举办世界语学习班聚集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再成立“贵州文艺研究会郎岱分会”。以文研会为中心，刘茂隆等秘密成立了星光读书会，还在贵阳开设了“星光”图书馆。
大约在1934年11月初，征得林青同意后，通过一严姓友人的安排，秦天真得以在贵阳和“在上海曾有共青团和党的关系”的刘茂隆见面。秦天真在回忆录《风雨八十年》里对此进行了回忆：“他表明因在上海同共青团组织的一位负责人意见不合，受到排挤，被迫离沪回乡，在郎岱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开过书店，组织读书会活动，在贵阳已组织了‘星光读书会’，在青年中开展了一些活动。我按林青的意见同他联系。刘茂隆为人热情，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我们相处甚好，但刘茂隆一直没有提出他的组织关系问题。”
1935年1月中旬，林青返回贵阳，向秦天真传达了党中央批准成立贵州省工委的决定之后，“说他兼着遵义县委书记，马上要再赶回遵义，搞一段时间才能回贵阳，而省工委刚刚建立，人手少，刘茂隆在上海搞党的工作是有经验的，同我们在一起工作也很不错，是有能力的同志，可以让他先参加省工委的工作，等回到遵义后再向中央报告，问我有何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于是，林青又亲自同刘茂隆见面，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要他先参加省工委工作，待自己向中央报告后确认。（《风雨八十年》第67页）
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9月初，在贵阳，刘茂隆与秦天真、林青“相处甚好”的短暂共事，让三个革命战友建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情谊。
1935年7月19日晚上，林青按照事先的约定，到万宝街李中量家秘密联络点召开党内会议，而就在当天下午，国民党特务已在李中量家逮捕了刘茂隆、萧文琨、李中量等4人，并坐地守捕，林青及其他8名党员和10名外围组织人士被捕。
林青和刘茂隆被捕后，叛徒陈惕庐自鸣得意，亲自审讯，软硬兼施，希望从他们口中挖出整个贵州地下党。林青和刘茂隆在威逼利诱之下，表现了坚定的共产党人气节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林青、刘茂隆不仅不接受高官厚禄“为党国效力”，还义正辞严怒斥陈惕庐这个共产党的叛徒。陈惕庐恼羞成怒，对林青和刘茂隆施以重刑，林青被打得两腿骨折，行动万分艰难；刘茂隆被打得遍体鳞伤、全身浮肿。但从林青和刘茂隆的口中，敌特没有得到任何希望得到的信息，便宣判两人死刑，候期执行。
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董亮清当时化名李玉清，在狱中当看守，决定帮助林青、刘茂隆越狱。但他一次只能押解一个人，越狱的机会也只有一次。林青自知伤重，三人行动势必拖累刘茂隆和董亮清两人，不利越狱计划的实现，要刘茂隆随董亮清越狱；而刘茂隆又以林青是省工委书记，肩负重任，执意首先保证林青越狱。两人互推相持不下，林青就以党的决定要刘茂隆和董亮清先行一步。预定时间来临，林青竭尽全力摇响狱窗，大声喊叫，把监狱看守吸引到自己身旁，刘茂隆则在董亮清的帮助下成功越狱……
秦天真与刘茂隆、董亮清见面交流了解情况后，一边布置营救林青，一边安排遣散已经完全暴露的同志。
1935年9月11日，国民党特务对林青下了毒手—林青作为“共党要犯刘应生”在贵阳六广门外被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下令枪杀。林青被绑赴刑场时，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揭露和痛斥敌人的罪恶。敌人用绳索捆短刀横勒其口，他含刀忍痛继续艰难地唱着《国际歌》，喊着口号，刀刃从唇角两侧切入面颊，血流不止，直至英勇就义。沿街目睹的人们，无不敬佩叹息……林青牺牲后，贵州省工委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学习林青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和英勇牺牲的高贵气节，以争取新形势下的新胜利来纪念林青。
▲林青纪念馆内的林青塑像（毕节试验区 李金贵 摄）
刘茂隆请鲁迅帮助发表林青祭文
刘茂隆自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论文集《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鲁迅散论》《论文一集》《论文二集》等。解放后，刘茂隆曾任华东局宣传部文化处长、华东行政文化局常务副局长、党组书记，1955年初到北京担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后来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顾问等。他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对文化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宣传鲁迅、捍卫鲁迅，为繁荣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在上海文学界“两个口号”争论中，刘茂隆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议，发表了近10篇文章，主张“国防文学”与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促进了当时文艺界的广泛团结。因为曾参与“左联”相关文艺活动，刘茂隆可能认识鲁迅并对鲁迅始终信赖崇仰。8月21日早晨，刘茂隆以笔名“孙右铭”致信鲁迅先生，信的主要内容是林青“祭文”；他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在当时读者较多的《作家》杂志上发表此文，既“发泄一下自己心中万分的哀痛”，也“暖暖内地许多兄弟的盼望”……信，应该寄给了鲁迅先生，但从此没有了下文，一直到1981年2月才由《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加注全文披露。
1981年第2期《贵州文史丛刊》第46—47页，发表过一篇题为《孙右铭致鲁迅》的加注文章，作者署名“刘雪苇”，而“孙右铭”“刘雪苇”，都是刘茂隆的笔名、化名。这一篇《孙右铭致鲁迅》，是刘茂隆写于1936年8月21日的林青“祭文”：
敬爱的精神的导师，同志——鲁迅先生：
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能将这篇祭文发表在九月十六日的《作家》上，并望在发表时周围圈上粗线条。因为《作家》读的人多，想来内地也有许多读者，我这祭文是想不仅给上海住着的某些人看见，而且要想给贵州的一些人看见的。我要用我的愤怒来回答官僚们的无知，来暖暖内地许多兄弟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断了音讯好久了。
旭如，他真姓是“李”，工作的名字叫“林青”，也有时写作“林箐”。在贵州，弟兄们有些却叫他做“茅哥”，他用过笔名“茅戈”，又曾改姓。被敌人枪杀的“罪状”上，就认定他的真姓名是“熊茅戈”的。而他被捕的口供，自己说是“刘应生”。
旭如实际是贵州毕节人，死的时候，年纪很青（轻），才二十五岁（今年二十六岁），但直到他死为止，他工作了七年的历史（一九二九年开始） 。他重庆、上海都住过，在上海比较久。家庭很穷，有一个母亲，一个兄弟，一个妹妹。但是兄弟因为反抗小军官对妹妹的侮辱，给他们打死了；妹妹终于也因受不了各种社会的凌侮（她给男人侮辱了，社会又侮辱了她，她进学校，小学校却又赶她出来。）而吞烟自杀！旭如死后，家里唯一剩下的，仅只有五十六岁的遭社会笑骂的一个孤独的母亲了！
旭如曾坐过多次的牢，最末次在上海公共租界。刑满出狱，正是“叛徒风”的一九三三年，他于是遭了“未叛变者”诅咒，被关门了。这时他几乎死去（饿、气）。但幸而还遇着一个较有身（份）的同乡，对他不忘旧情，于是结伴回家，一九三四年春到了毕节。到毕节后，他就自动开始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不到半年就被当地司令部捉拿，于（是）才跑到贵阳（贵州省的省会，毕节是贵州西北部的大城，也是要镇，距贵阳约七八百里），我们才正式会面。但中间他又曾为一件事出来，红六军团到贵州时入伍当兵，负责打通关系。随后直到中央红军到才得结果，一九三五年春回返贵阳。可是中央红军出贵州，联络的人有的被杀，有的接头后不知去向。上海则是一贯的封锁。各种困难，再由于上海叛徒的告密（这般狗，在组织内时知道事情不晓得帮助，“转向”时却晓得出卖，拿来垫他走上禄位去的脚的！）于是我们同在一九三五年贵州有名的“七·一九”事变中被捕（此次事件罹难十余人，除旭如死，我逃外，其他十一个被判决在牢中关着，有几人“悔过”的。）九月十一，他就这样地死去。还等不到他死，咒骂他的“未叛变者”就已经实行变卖了。
当我们有了逃的机会时，我们互相有个约言，可是至今一无所成！不得实现。我愤怒，但无可如何；悲伤，——是有过的，但想来也不是事。
这文字用上海当局的眼光来看，我想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吧？然而对于我，对于一些人却是有些用处的。也同时得发泄下子自己心中万分的哀痛。所以我请求先生特别帮忙，由于先生的关系，得到孟十还先生的答允发表。
除此之外，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虔诚地敬祝你：
病体健康强壮起来，并仍引导着青年们顽强生活下去！
孙右铭谨上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早晨。
稿上用的名字，是有别的用处的。望不改。甚至希望先生不将是我作的这一点给他们知道。——如果可能的话。
又及。
《贵州文史丛刊》的编者，一共给刘茂隆这封信加了8条注释。“孙右铭：刘雪苇化名”；“又曾改姓”后面，注“此处信残，原为‘熊’字”；“身”字后漏一“分”（应为“份”）字；“‘促’字为‘捉’字之误”；“‘于’字后漏一‘是’字”；“‘才’字为‘未’字之误”；“红六军团到贵阳时入伍当兵”一句，加注“‘贵阳’系‘贵州’之误”；“我们互相有个约言”后面加注：“林青与刘雪苇在狱中曾约定越狱后去找中央机关”……
刘茂隆的《孙右铭致鲁迅》，应该是林青烈士最早的祭文，写于林青牺牲后不到一年，虽然是刘茂隆一封“发泄”“万分哀痛”且“暖暖内地许多兄弟们的盼望”的信件，却具有不可代替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林青烈士诗文祭
贵州的不少革命战友，都把林青视为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在林青牺牲后，他们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凭吊林青、怀念林青。如果说刘茂隆的祭文更像书信，秦天真回忆录《风雨八十年》里的表述，则像文情并茂的散文诗：
“林青遇害的第二天，我和高言志、李光庭、尹素坚、喻雷、王栻等商量设法安埋……找到一个靠捡拾废旧杂物度日的人，说服他代为收尸，在六广门外的山野中找个地方草草安埋了林青。高言志问清楚墓地的标记特征后，付了酬金。隔了一段时间，高、喻两人曾按标记前往查看和吊唁。”（第94页）
1935年9月底10月初，“一天夜晚，天空漆黑，高言志、尹素坚和喻雷带着我摸着黑来到林青的坟前。没有墓碑的坟头，散发着新土的气息。我们肃立默哀，往事涌上我的心头，百感交集：毕节毛鸡场（又名福集，今海子街观音桥迎宾村）迎你重返家乡，我们多少个日夜的促膝深谈；数九寒天你在毕节文庙里介绍我入党时深邃地阐述真理、冷静地分析形势、激情地讴歌未来；是你创立‘草原艺术研究社’，不遗余力地运用革命文艺的生动形式，组织和发动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我们离开毕节，历尽千辛万苦辗转于安顺和贵阳，团结进步力量，发展党的组织；是你在遵义亲自向党中央汇报并经批准建立了贵州第一届省工委，党的组织在壮大，革命斗争在发展……正当这最需要你的时候，敌特穷凶极恶地发起反扑的‘七·一九’事件中，你身陷囹圄，正气凛然，英勇就义；与你并肩战斗仅一年零八个月你就永逝，仅仅在世二十四个年头。我怎能接受这痛苦的现实，怎能不为失去你而悲痛！你牺牲了，我们的对敌斗争仍在继续并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大地必将重新归属于人民，我们的理想必定会实现。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人民将在这里为你竖立闪光的墓碑。”（第100页“林青墓前告别 千里寻找上级”一节）
据毕节二中退休教师熊世彦转述的前辈人回忆，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期间，很可能是由当时毕节地下党的负责人徐健生等引路，贺龙、萧克两位首长特意到海子街壕沟熊家院子看望林青烈士的母亲和妹妹，还送了一件军大衣给她们作纪念。（《林青烈士遗属和海子街壕沟熊家》）
1940年4—6月，秦天真从贵阳到重庆经西安再赴延安：“7月初，我书面向中央组织部作了《关于贵州党的工作汇报》之后，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熊蕴竹已怀孕仍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不久，熊蕴竹“到医院生下一个男孩，想到林青未婚无子就牺牲了，取名秦林林，以表对林青的怀念”；很可惜，这个叫“秦林林”的孩子——秦天真和熊蕴竹的第一个孩子，被寄养在延安百姓家中不幸病夭。贵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六广门外修建了林青烈士墓；1983年贵阳市政府在今云岩区环城北路“江西坡”修建了“林青就义处”；1987年4月，秦天真“敬书”了“林青同志就义处”7个大字。
1988年9月，贵阳市委党校内竖立了林青纪念碑，秦天真在林青烈士牺牲53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林青同志的牺牲，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同志。今天，我们纪念林青同志，缅怀他的革命业绩，就是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2017年11月，秦天真生前“敬书”的毛笔字手迹“林青同志就义处”及林青百余字生平简介，被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和中共云岩区委、云岩区人民政府勒石悬示。（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