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谈中美关系:在中美之间,横着两个危险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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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雪糕
编辑|郭
2017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一篇文章横空出世,引发热议。
这篇文章标题直白,直接以“警惕中美关系中的两大陷阱”为名。在文章开头,约瑟夫教授便挑明,这是写给总统特朗普的一份建议。
他说,特朗普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当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
这两个陷阱到底是什么?它们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又该如何规避?
让我们追溯根本,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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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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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之一: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出现于2012年,提出者同样来自哈佛大学,名为雷厄姆·艾利森。
这位教授来头不小,既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又担任了知名智库贝尔弗中心的主任,更曾是美国国防部的特别顾问,说话极具分量。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这部恢宏的史书中,修昔底德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全过程,流传至今。
而当谈及战争的起因时,修昔底德做出了经典的评价,他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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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句关键的评价,促成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诞生。
尽管雅典与斯巴达只是遥远的古代城邦,但在艾利森看来,它们同样可以折射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便是最好的例子。
斯巴达是保守的强国,占据优势多年,对应美国,而雅典是崛起的强国,正凭借着自身实力,不断冲击着现有的世界秩序,对应中国。
艾利森指出,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与斯巴达就形成了结构性对抗,就好像如今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多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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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与雅典)
雅典不仅在大国关系上冲击了斯巴达的统治地位,更在政治联盟与地缘政治上与斯巴达合不来。雅典是海权强国,背后站立着提洛同盟,而斯巴达是陆权强国,有着自己的伯罗奔尼撒联盟。
这种对应关系也同样可以在中美间找到。在政治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个追寻共产主义,一个致力于资本垄断。
在文化上,中国信奉东方的儒家文化,而美国在西方基督教的浇灌下成长,两者有着根本性差异。
而在联盟问题上,中美更是态度迥异,中国恪守着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愿与任何一个国家结盟,但美国的盟友遍布天下,横跨欧亚各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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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与雅典)
倘若想要找到中美两国间的“对抗”,实在是数不胜数。
过去,在这种对立中,雅典与斯巴达最终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战火蔓延各处,百姓蒙难,国家陷入危机,让人唏嘘不已。而这个结局似乎又预示了中美两国的将来,危机感油然而生。
更让人感到恐慌的是,艾利森的理论虽然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起点,但并不局限于雅典和斯巴达。
艾利森主导了一项同名研究,专门收集历史上的相似案例,研究的核心问题被提炼为一句话:当主导国地位受到威胁时,它与崛起国之间会否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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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森)
这项调查跨越了五百年,选取了16对样本,最终的结果却不容乐观。在这16对国家里,只有4对未曾开战。
因此,艾利森认为自己找到了历史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这也是历史的诅咒。
当大国权势发生转移,这一诅咒就会“显灵”,就连流程都是固定的。
国与国的冲突往往从陷入安全危机开始,步步对抗,最终只能以战争解决,而这个完整的过程,便是“修昔底德陷阱”。
用艾利森的来说,国际体系转换的基本机制,便是霸权战争。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崛起,但美国的“修昔底德陷阱”似乎仅仅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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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
在美国眼中,其他对手都不值一提,唯有中国需要尽全力防备。
基于此,艾利森针对中美关系写下了两点结论。
第一,他认为只要中国崛起,那么中美关系的前景势必不容乐观。第二,艾利森强调,自己并不是在鼓吹悲剧的不可避免,只是希望提醒中美两国,要意识到未来的艰巨挑战。
尽管艾利森看似中立,但从言语中不难看出,他的立场已经十分明晰:中美此消彼长,中国的崛起一定会为美国带来灾难。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在为全人类考量未来,只是在给美国打预防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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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
这套理论,又恰好契合了美国政客的政治需求,很快便伴随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
在“修昔底德陷阱”之外,还有一个类似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这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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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之二:金德尔伯格陷阱
与“修昔底德陷阱”类似,“金德尔伯格陷阱”也由一位美国教授提出,这位教授便叫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任职于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大学。
1986年,金德尔伯格撰写《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首次阐述了“国际霸主”与“世界稳定”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这本书是金德尔伯格的代表作,是他在世界经济史领域的核心思想凝聚,但由于这一问题太过具有现实性。很快,围绕金德尔伯格的争论便破圈而出,成为了颇有分量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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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尔伯格)
直到今天,这场争论仍有余音,影响力巨大,成为了中美关系里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实际上,金德尔伯格从未讨论过中美关系,他在书中主要谈论的是英美关系。
金德尔伯格将目光聚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讲述了战后英美两国的权力转移。
一战前,英国是毫无疑问的世界霸主。美国脱胎于英国,却又超越英国,成为了旧帝国的毁灭者。一战后,美国飞速崛起,从英国手中接过了世界霸主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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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帝国)
然而,金德尔伯格却敏锐地注意到,权力的交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渐进中缓慢发生,有一定的错位性。
在他看来,正是这种“青黄不接”的领导力真空,给彼时的世界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恶果。
从结果来看,一战后的世界政治局势并不明朗,经济也发生了大规模衰退,甚至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来,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无法弥合的伤害。
在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中,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劣根性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市场以供需关系为核心,自发形成,自行监管,在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失控的风险。
因此,金德尔伯格坚称,人们必须为这样一个无序的自由世界找到领袖,才能保证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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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
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由独立的企业组成,那么自然也可以依靠企业调度,无须引入政治意义上的强权。
但金德尔伯格指出,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但调度市场损耗的是公共成本,单靠它们绝不现实。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企业有心,恐怕也没有那样的能力。
他说,唯有实力超强的霸权国家出面,才能不计成本,不顾私利地维护世界市场。有能力,有意愿,二者缺一不可,方可成为领袖。
但是,这样的霸权国家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世界,只有市场稳定了,别国才能同样获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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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
那么,在二战后的新世界里,究竟该由哪个国家来担任这项要职呢?
其实,当金德尔伯格提出这一理论时,他的心中便已有了答案。他认为,这个领导者的位置,毫无疑问应当留给美国。
金德尔伯格举了英国的例子来为美国背书。他指出,从19世纪开始,当时被公认为世界霸主的英国便耗费了大量精力来维护世界市场。正是因为有了英国的“坐镇”,国际金融贸易才能井然有序,海洋航行也可以自由通行。
英国为世界“付出”了整整一个世纪,但到了1920年代,战争耗光了英国的全部家底,令其无力继续承担这份责任。而下一个大国,自然而然轮到了美国。
但是,金德尔伯格尖锐指出,美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正是因为它逃避了责任与义务,才酿成了经济大萧条,从而催生了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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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
从表面上看,金德尔伯格是在批评美国,但实际上,他在无形地抬高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没有管事,所以世界陷入了低谷,换句话说,只有美国成为掌控者,世界才能越变越好。这通明贬暗褒,着实狡诈难怪被称为“陷阱”。
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约瑟夫·奈文章中的深意,无论是金德尔伯格陷阱,抑或是修昔底德陷阱,它们在本质上都只做了一件事,那便是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寻找合法性。
首先,金德尔伯格陷阱解释了美国为何要实行霸权。
这一理论通过巧妙的包装,将“霸权”裹上了公共利益的糖衣,更把美国的领导地位与世界兴衰挂钩。
如此一来,美国领导世界,便成为了一种必然,甚至就此升华,美国反倒成为了大公无私的奉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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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尔伯格)
其次,修昔底德陷阱为这个故事找到了“反派”,将中国污蔑成了美国遇到的最大敌人。
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威胁美国,美国不过是为了“自保”,才要先发制人。另一方面,既然已经论证了世界必须由美国领导,那中国危害的便不光是两国关系,也是全人类的利益。寥寥数语,便将中国架上了道德高地,肆意审判。
我们不得不感慨,美国人心思之深沉,两个陷阱互为表里,环环相扣,打得人措手不及。
面对如此无赖的美国,中国又该如何破局?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化解这两个别有用心的陷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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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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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之法:如何化解两个陷阱?
想要化解这两个陷阱,就必须先破解它们在逻辑上的谬误。
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从学术根源上来讲,修昔底德陷阱以丛林法则为理论基础,默认在自然状态下,人类一定会相互攻击,最终陷入战争。
这并非是艾利森的独创,而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
霍布斯在名著《利维坦》中便表明过这种观点,但他不过是做出了某种假设,艾利森则是直接当成了事实来使用。
中美文化体系不同,相较于中国,美国实在是一个太年轻的国家,所以只能以性恶论为基础,狭隘地衡量眼前世界,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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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着“和而不同”的主张,也有着“霸道”与“王道”的严格区分。美国的主张偏向于法家的“霸道”,主张以战争征服一切,可儒家的“王道”才是千百年来被中国人真正推崇的思想。
以德服人,以德化人,才是中国力量的核心,儒家文化的底蕴令和平崛起成为可能,这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思想境界。
再说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逻辑,本质上彰显了过时的霸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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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王道”)
在这套理论中,既然世界必然要存在霸主,那么倘若美国掌权可以让各国利益最大化,人们又何乐而不为?
但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彻底瓦解,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世界并不再需要单一的霸权,美国的地位也就不如自己想象得那样重要。
最重要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本质上以霸权国为核心,这种失衡的权力结构就不可能为全人类考虑,只能构建自私自利的国际秩序。
说白了,国际公共利益不过是霸权的遮羞布,更是苍白无力的诡辩。
比如,美国曾在战后高调建设布雷顿森林体系,执掌全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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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
这并非是为了帮助人类重建家园,而是为了趁机确立美元的至高地位,为本国谋求利益最大化。
时至今日,这一体系也依然影响着国际秩序,每年围绕着金融体系而产生的摩擦数不胜数,事实摆在眼前,美国又如何能标榜自己大公无私?
在破除逻辑谬误后,便要以实际的行动破除陷阱,而中国始终在为此努力。
中国方面多次提出,这世上本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才有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要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这才是负责任的行为。
国家崛起与强大,不意味着必须发展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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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
与坦荡的中国不同,美国的小心思格外多,美国高层更愿意将这两个陷阱作为绝佳借口,进一步围剿中国。
但无论美国如何反应,中国都有着自己的坚守。
中国明白,唯有构造全方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多平台的对话机制,才有可能越过这两个本就不应该存在的陷阱。
因此,中国发起了多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创建了多个会晤机制,涵盖民间、地方、高层与首脑四个层面。联合国、G20、APEC也在中国的努力下,成为了国与国对话的绝佳场合。
不仅如此,中国更加快步伐,促成了一系列中美合作。
利益相同,极端摩擦自然就会减少。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彼时两国的贸易总额不过25亿美元,但到2022年时,两国贸易总额已经飙升到了惊人的近7千亿美元。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合作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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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话)
为了越过这两重陷阱,中国更是不断尝试用新的战略思维处理领土争端。与美国人设想的完全相反,中国越强大,中美之间越不可能爆发大规模冲突。
近年来,尽管美国挑衅不断,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在稳步上升,但中国仍然选择使用战略威慑手段来遏制局势恶化,而非火上浇油。
好比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多次越界,但中国军队绝不会贸然发动进攻,而是首先选择以国际法规则来呛声美国,成果显著。
但是,面对那些强加给中国的“国际责任”,中国也毫不手软,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当冤大头,而是要从根本上拒绝西方国家的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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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威慑)
总之,中美之间,这两个所谓的陷阱并未无解,只要中美两国有相同的目标与决定,就一定能跨越这道难关。
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中国,而是在于美国的态度,美国唯有接受有识之士的建议,正确认识中国,才有可能真正为人类和平贡献出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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