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播出后，被动看了很多“普及”唐代长安城的知识贴。这些知识贴，几乎无一例外，赞颂唐代长安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市”。
其实，唐代长安城，究其实质，不过是一座巨型衙门。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普遍的基本特点：
（1）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修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意志。
（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唐长安城，也不例外。
该城共计108坊（唐高宗龙朔之后为110坊，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坊）。西54坊由长安县管辖，东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
其具体布局，见下图：
图：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布局。其设计理念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一如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所言：
“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的生活空间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①
这种“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权的安全性。这种追求，对普通民众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
布局上，纵横笔直的街道、四四方方的坊区，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性。
“里坊制度”源自秦汉时代的“闾里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闾”或者“坊”；居民住在墙内，他们的房子不许临街开门、不许临街起楼，只能从政府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设有“弹室”之类的机构，配置“坊正”“里正”之类的管理人员，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
北宋定都汴梁后，隋唐的“里坊制”才被抛弃（并非宋太祖不想继续玩“里坊制”，是汴梁的客观环境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种与今天的商业街很相似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政府用高墙圈禁。及至清代，入关的爱新觉罗氏缺乏自信，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又再次被栅栏分割、封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座，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座，这些栅栏门晨启昏闭。到了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但“前门大栅栏”这样的地名，仍流传至今。②
图：长安城里坊示意图
再说“夜禁制度”。
这种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形成三层封闭结构（长安城-宫/皇城-坊），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坊内之人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
为将夜禁制度落到实处，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具体包括：
（1）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严厉追责“坊正”。
（2）设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卫中郎将担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担任）。
（3）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杀、杖毙。
（4）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周边区域，武侯数量少则五人，多则百人。
（5）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须参与夜禁的落实。③
一个夜禁，如此层层落实、层层追责，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以满足皇权对安全性的追求。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民众（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也针对城内显贵。
比如，唐肃宗时设有特务机构“察事厅子”，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
再如，武则天时代，为了控制李唐皇室，曾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晚唐皇权落入宦官之手，宦官们又将这种做法进一步发扬光大。有唐一代，先后出现过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孙院”。④
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为这种监视与控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图：唐长安城中“坊”的基本构造
当然，这种监视与控制，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皇权兴，打压显贵游刃有余，监控的力度就强；皇权衰，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监控的力度就弱，对突破坊墙者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会出台政策，允许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员临街开门。
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里坊，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显贵们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将自家临街的墙拆个洞，开个窗，直接上街，自然是方便得多。唐代宗下诏命京兆尹李勉严查“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现象，要求一律拆毁予以重罚，但并无多少成效。
再后来，皇权落入宦官之手，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也就更普遍了。唐文宗（谋诛宦官却反被宦官软禁那位）时代，负责落实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曾在报告中哀叹，“向街开门”这种事情太多，有皇权特批可以开的，有未得特批自己就开了的，总之是无法遏制，那些住户常常不等晨钟响就开门，暮鼓怎么敲也不关门，已使得长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虚设。
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确实增大了皇权的安全隐患。
公元815年（元和十年）6月3日，凌晨3时半左右，为了赶上早朝，家住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骑马走出了家门。他穿过靖安坊东门，进入大街时，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围杀，被割去了头颅。同日，家住永乐坊的另一位高官裴度，也遭遇了刺客袭击，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之中，头颈负伤，因毡帽厚实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事后查明，刺客来自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因武元衡与裴度正协助皇帝推进中央集权、试图对地方军阀用兵，故遭遇此劫。
但在另一方面，监控力度的衰弱，也让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
商业是城市的灵魂。唐长安城虽设有东西两市，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东西二市进行），且营业时间甚短（中午开市，日落闭市），服务对象始终非常有限。
下图是“唐长安城贵族官僚住宅分布图”，引自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红框标注之处是东西二市。黑点及空心圆（抱歉，不太清晰）分别表示官邸与贵族官僚的住宅。
由这张图，可以获得如下讯息：
（1）唐代皇权的活动重心在大明宫和兴庆宫，位于城市的东北部，官僚贵族们置办住宅时，普遍优先选择靠近政治中心。
（2）东、西两市是长安最宜居之地，市中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包括米麦制品、肉类、酒类、蔬菜水果、衣物纺织品、金银宝石、药品、马匹车辆等等），市中还有酒楼、戏曲⑤……官僚贵族们置办住宅时，也会优先选择靠近两市——两市中午开市日落闭市，营业时间甚短，而长安城又实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住得离两市远了，就没法痛快地买买买了——不但没有足够的时间逛，甚至会因赶不及按时回坊而被金吾卫抓住打个半死。
所以，如上图所示，东市周边，成了整个长安城官僚贵族府邸最为集中之处。也是唐长安城住宅价格最为昂贵之处。⑥
事实上，因为政治权力的干预，不止官僚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长期处于一种“东贵西贱”、“南虚北实”的状态。
具体来说：以纵贯全城的朱雀中央大街为界，“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街西则“浮寓流寄，不可胜计”——意即官僚贵族和有钱人集中住在街东，平民百姓和长安漂集中住在街西。而“自朱雀门街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地宅”——从皇城向南数起，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大多无人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最南边的四排坊，从东城墙到西城墙，只偶尔有人居住，已被开垦为“阡陌相连”的农田。⑦
当皇权衰弱，对城市的监控力度减弱，长安城才渐渐有了烟火气，出现了宜居的另一面。
穿墙破洞与临街开门现象的增多，前文已有提及。
与这种现象同步出现的，是商业活动突破了“东西市”的范围，扩展到了其他的坊。崇仁坊里出现了造乐器的工匠作坊，平康坊里有人卖姜果，宣阳坊里开设了彩缬铺，长兴坊里有毕罗店，宣平坊里可以买到油，升平坊里可以买到胡饼，延寿坊里出售各种金银珠宝……
诸多的酒肆与旅店也出现在了东西二市周边，“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夜市随之兴起。唐德宗时代，旅人们可以在酒肆里喝到酩酊大醉，不必担心天黑后回不了旅店；韦庄也在诗里说“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早上去朝廷上班，晚上去酒楼买醉。这都是只有在皇权衰落、城市控制放松的晚唐，才有的快活。
图：开元年间平康坊布局示意图。平康坊是长安最著名是声色场所，由《北里志》等史料可知，在此处消费的，主要是出身显贵的侠少、豪族与贵戚，以及赴考举子、及第进士与驻京、来京公干的官吏，清一色的“体制中人”；作为对比，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商人与手工业者，已是汴梁青楼的常客。宋汴梁与唐长安，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城市。
不过，这些快活，与长安城的普通民众关系不大。
无论皇权如何衰落，唐长安城终究仍是一座权力之城。金吾卫们奈何不了官僚显贵，对付底层草民却绰绰有余。所以，草民们照样不敢临街开门，照样暮鼓一响就得撒丫子往坊内跑；照样与东西市的喧闹繁华无关。
与他们有关的，是掠夺与汲取。
唐人诗词中常有“长安城中百万家”一类的句子，这当然是夸张之辞，开元天宝时代的长安城，总人口数约为70万。除去军队（约10万左右）、簿籍所载宗室宫人宦官举选应试者与外国人等（共计5万余人）、僧道宗教人口（约2~3万人），以及脱漏人口（约为10万人），长安城内由长安县与万年县管辖的普通民众，约为三、四十万人。⑧
这三、四十万普通民众，在这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并没有过上舒适的生活。除了负担所有唐帝国民众都必须负担的常规汲取（赋役、徭役）外，长安民众还得不断承受来自皇权的“随兴掠夺”。
比如“金融榨取”。
这种榨取，自唐帝国开铸“开元通宝”之后，就已开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朝廷率先铸造减重铜钱进行敛财，民间随之跟风“盗铸”，到了唐高宗时代，“恶钱”（含铜量不足之钱）已充斥长安城。
“恶钱”是官方称呼。其流行的根源，是唐帝国官方不愿为市场提供足量的合格铜钱——铸钱没有多少收益，常常亏损，当局又不愿响应张九龄的建议，将铸币权下放民间。铜钱不足导致通货紧缩、钱贵物轻，民间只好流通私铸的所谓“恶钱”。
铸好钱会亏损，收缴“恶钱”却有利可图。公元660年，唐高宗下令“以五恶钱酬一好钱”，命民众用五个恶钱向政府换一个好钱，在长安率先实行。结果民众不愿换，“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息”，等着朝廷取消不许恶钱流通的禁令。唐高宗无奈，改为“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两个恶钱换一个好钱，民众仍然不愿。民众不愿，是因为不划算，换了就等于将自己的一部分财富无偿转让给了唐高宗的。
于是，六年之后，唐高宗采取了另一种敛财之法：铸造一种名为“乾封泉宝”的虚币大钱，官定新钱一文等于旧钱十文（一文新钱的含铜量远低于十文旧钱），且给出期限，一年之后旧钱将被废除，不许流通。实质仍是逼迫民众拿旧钱来换新钱，将部分财富转移给朝廷。作为政策的率先实行之地，长安民众深受其害，史称“京城纷然，卖买殆绝”。
类似的手段，唐肃宗也干过。乾元元年，他采纳第五琦的建议，铸造发行了一种“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10——乾元重宝每缗重十斤，开元通宝每缗重六斤四两，朝廷以“十斤”强行等同于民间的“六十四斤”。显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稍后，第五琦变本加厉，又主持铸造了一种“重轮乾元钱”（每缗十二斤），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50。
这场敛财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民生灾难。史载：
“物价腾贵，斗米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京师人人私铸，……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
大意是：刚刚重归李唐的长安百姓，成了这场敛财运动的首当其冲者。为了止损，为了活下去，他们选择冒死“私铸”乾元重宝与重轮乾元钱。自然，这是皇权所不能容许的，仅仅一个月，长安城内就处死了八百余名“盗铸者”。
以打击“恶钱”为由藏头掩面的“金融榨取”收效迟缓，皇权有时候更喜欢使用暴力直接掠夺。
唐德宗时代，长安城的百姓，就曾有过此种遭遇。当时，为了支持与藩镇之间的战争，唐德宗采纳韦都宾、陈京的建议，决定搜刮天下富商，尤其是长安商人。史载：
“判度支杜祐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⑩
大意是：杜祐具体负责刮尽长安地皮，他的做法，是搜查长安所有商人的财货，动辄以申报不实为由对他们进行鞭笞棒打，有人经不起折磨上吊自杀，整个长安城愁云满布犹如遭遇盗贼洗劫。如此搜刮之下，所得也不过8亿文。朝廷又决定对其他行业动手，结果导致整个长安城的百姓罢市，集体跑去拦截宰相诉苦。最后总计搜刮到了20亿文铜钱。
以上种种，只是长安居民命运无常的几个典型案例。
确实，唐长安城“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城池很大，城内人口众多，官僚贵族们的宅邸也很雄伟（占地甚广，几乎全部都有庭院园林），城内还有很多外国人与外国货，颇能给人一种“万国来朝”的自豪感。
但，唐长安城的繁华，终究只是权力的繁华，不是民生的繁华。
公元904年，唐长安城被朱温彻底摧毁。近三百年的权力繁华，就此烟消云散。
（完）
注释
①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收录于《中国古都研究（十二）》。
②孙大章，《中国古代建筑史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第65-74页。
③刘浩，《唐长安城夜禁制度施行的时空背景及内容研究》，《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④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唐研究》第9卷。
⑤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东市与西市》。
⑥杨清越、龙芳芳，《长安物贵 居大不易——唐代长安城住宅形式及住宅价格研究》。
⑦张永帅，《唐长安住宅的分布》。
⑧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另可参考王社教、龚胜生、郑显文等人的研究结论。
⑨《新唐书.食货志》。
⑩《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