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标语“当汉奸者杀无赦”
“汉奸”一词始于清代。
据学者王珂的研究：
“在清代之前的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存在‘汉奸’一词。……直到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人抱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汉’才逐渐变为一个民族集团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汉’中的坏人便成就了‘汉奸’一词。”
也就是说，与今人对“汉奸”一词的理解——背叛汉民族（中华民族）利益的奸人——有所不同，在清朝统治者的语境里，“汉奸”所指乃是对清廷心怀不满、损害了清廷利益的“汉人奸民”。
“汉奸”一词在清代的流行，始于雍正时代的谕旨、御批与奏折。
比如，雍正二年，“改土归流”期间，皇帝曾下旨给川、陕、粤、桂、云、贵等省督抚提镇，要他们注意，在土司的辖区内，有“汉奸为之主文办事，助虐逞强”。雍正四年，鄂尔泰上奏提出十六条“改土归流”的办法，其中之一正是“除汉奸”。雍正五年，皇帝给云、贵、川等省督抚下达任务，其中也包括了“抓捕汉奸”。
雍正时代最著名的“汉奸”是曾静。他敌视爱新觉罗的统治，曾派自己的学生去策反清军将领岳钟琪，所以雍正将其定性为“苗疆内多年汉奸”。
图：允礼绘雍正像
自雍正朝开始，“汉奸”一词频繁见于统治集团的各种往来文件。几乎每一次出现社会冲突，清廷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重要缘由。
晚清外患加剧，这种思维定势也就变本加厉。
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曾公开声言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汉奸”——“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的奕山、隆文、琦善等官员，在奏折里大谈“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浙江的奕经也奏称“江浙一带汉奸极多”“（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定海之战失利，钦差大臣裕谦在奏折里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洋人）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约计总有万余人”。
这当中，最使人瞠目者，莫过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之后，奕山在给道光皇帝的复盘奏折里，指责“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将此战的教训总结为“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这种思维定势的背后，是浓重而顽固的“满汉分野”。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了广州城，广东巡抚柏贵被俘。城内满洲驻防军被解除武装之后，联军“恢复”了柏贵的职务，并发布公告称：广州城已在联军的武力控制之下，政府仍交由柏贵的巡抚衙门管理，同时由两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进驻巡抚衙门，柏贵发布的所有政令，须由该委员会加盖印信，才能生效。
换言之，“柏贵政府”成了一个由英法联军控制的地方性傀儡政权。
英法联军统治了广州三年有余，柏贵在这期间病死。
咸丰八年秋，柏贵在给皇帝的奏折里，如此解释自己与英法联军的“合作”：
“粤东省城骤遭夷乱，……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大意是：我柏贵之所以不去拼命，不去死，反选择与“夷人”合作，全是为了要保护广州城里的四五万旗民。如果没有这些旗民，我柏贵完全可以做到“省城大可不问”。
换言之，广州城内的汉民，是不在柏贵大人的保护名单之内的——按照清廷一贯的思维定势，“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是防范对象而非保护对象。柏贵敢于如此为自己的降敌之举开脱，也是因为他明了这种思维定势，在包括咸丰皇帝在内的清廷高层之中，很有市场。
这种思维定势，由来已久。
顺治时代，满人所蓄汉奴多有逃亡者，清廷讨论如何惩处逃亡者，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即遭顺治猜疑，斥其心机叵测，说他如此建议，乃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时代，山西太原总兵金国正希望“捐造”22门“子母炮”，发给下属的绿营兵操练，向兵部请求许可。兵部觉得金国正愿意自己出钱来提升国防，觉悟很高，表示同意，但却被康熙严词驳回，理由是“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这种先进武器，只有满人八旗可用，万万不可配备给绿营。
及至晚清，受太平天国的冲击，清廷军事力量的重心，从中央八旗转移到了地方绿营。作为补救，在恭亲王奕訢所主持的洋务运动中，清廷再次在政策上对八旗与绿营实施区别对待——八旗被选定为军事改革的主体，绿营则被限制乃至禁止学习先进的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
比如，在选派军事人员出洋接受训练这件事情上，八旗出身者在数量上，完全碾压绿营出身者。
据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洋务运动中，被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则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同治三年，恭亲王还曾上奏，主张军队要学习洋枪洋炮，但仅限于八旗，绿营被排斥在外：“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
图：晚清八旗兵的军事训练
不独军事改革如此。为满足对外交涉的需要，由奕訢等人主导，清廷曾创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在落实过程中，奕訢特别强调，同文馆的学生，须“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让汉人学习外语，然后与洋人打交道，他不能放心。
当时，北京创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创立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成立了“广州同文馆”。除了李鸿章的“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典型的旗人学堂。广州的《同文馆章程》规定，馆内学生名额二十名，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教职员等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则仿照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将录取对象严格限定于八旗子弟。
这种扬满抑汉的心态，贯穿了整个晚清洋务运动。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增入了“八旗子弟优先”这一原则。
同年，两广总督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情形，主张以后的同文馆招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原本旗人学生与汉人学生之比已是16:4）。这一奏请得到了奕訢的同意，由同治皇帝御批后下发，成为新政策。
图：同文馆学生学习洋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满汉之别，从未大规模出现在清廷的公开宣传之中。
相反，通过文字狱等手段，清廷长期致力于消灭任何有可能突出满汉之别的宣传品（包括出版物、戏曲、说书等等）。这种控制，直接导致生于1895年的钱穆，在他的少年时代，并不知道清朝皇帝是满人。
在回忆录里，钱穆如此写道：
“伯圭师（钱伯圭，一位革命党人）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
钱穆的“大惊讶”，与恭亲王改革中的厚此薄彼，共同构成了时代的表与里。
参考资料
①王菁，《清顺治朝“首崇满洲”问题简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第10辑。
②罗尔纲，《湘军新志》，上海书店，1996。
③鲍明，《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④王柯，《“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
⑤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⑥钱穆，《师友杂忆》，东大图书，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