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立场追寻历史事实 ——评向敬之《清史不忍细读》

向辉(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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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不忍细读》,向敬之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52.80元)
《清史不忍细读》是向敬之又一部通俗历史叙述作品,是一部人民历史学的佳构。
历史的书写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相却需要不断地书写。不管是讲述历史的传说,还是历史故事的再阐释,都是“制造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制造历史业已成为历史作家的主要工作,是一门写作的技艺,也事关作家的生存。从当下繁荣的书业来看,历史类书籍是最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不论远古的神话传说,还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大明王朝、大清秘史、民国往事,作者多多,作品琳琅,读者夥矣。作者中,有专门之家,有玩票之友,也少不了外国友人。各色历史著作,为我们了解历史,追寻趣事,提供了可供评论的无数样本。因此,对于一个爱好历史的民族来说,制造历史当是评判作家水平的试金石。
向敬之是制造历史的诸多优秀作者之一。他先后完成了“细读明清史”的多部著作,尝试以一种人民历史学的视角来制造历史:一方面通过明清史的浩瀚资料库,寻找被忽视的事实,找寻被忘却的记忆;一方面试图建构一种人民历史的新样式,即通过现实历史作品的细读去追寻值得人民回味的历史温度。这样的努力已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所谓人民历史学,不是一种以学术考证的方式来制造历史,也不是以一种今古奇谭的方式来编造历史,而是以人民群众的视角去反观历史,观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成败功罪。它把历史当作值得一看的故事,它把过往视为一种可以叙说的真实,它要通过历史的书写和故事的讲述发现人生的意义之所在。同时,它也非虚构的小说,小说为小说,历史为历史。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因为它需要用心去看、思考、想象、整理和反省;它需要用史料去印证、揭示、建构和解释。这样一来,人民历史学就成了一种通过历史的关照和文献的考察,揭示人生价值的秘密通道,展现历史故事的多彩样貌。比如,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日记》《家书》和传记广为传播,但向敬之在《清史不忍细读》中提醒我们:不论其有多大的铸造完美人生的决心和魅力,曾氏所统辖的湖湘势力内部却因为各种矛盾和利益,形成了诸多的派系。在正统的历史记载中,往往只关注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忽略了其中的人事纷纭,比如从人民历史学来看,不单单有权力中心对地方集团的荣宠、设防、打压和利用,也有兄弟之间的顾忌、顾虑,还有新老部下之间的矛盾、摩擦,更有门人弟子之间的竞争、角逐,这些有关曾氏的故事在“帝国余晖”一部分有详细的描述,读者一览便知。
所谓人民历史学,就是以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来书写历史。当代历史叙事,除了书本之外,最流行的是各种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这些历史剧及原著小说出现,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讲述方式。正史的叙述成为象牙塔的专门研讨课题,而天桥说书式的评书历史也成了尘封的记忆,而像影视作品则成为强大的历史知识来源,像《太祖秘史》《孝庄秘史》《清宫风云》《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延禧攻略》《如懿传》《恭亲王》《走向共和》等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不仅成为人民了解历史故事的最便捷的出口,也是人民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影视作品通过电视、网络,传播所及的地域和影响所及的群体,不论是传统的官定正史,还是街巷的说书逸史,均难以与之比肩。影视作品是当代人制造历史的尝试,打造的历史观也值得重视,故事套路更值得研究。人民历史学既然要在基于人民的立场,当然就负有责任对这类制造历史的作品加以评判。
所谓人民历史学,是以一种学术的眼光去洞察和分析戏剧表演式的历史制造。它不追求道听途说,不追求标新立异,不主张无中生有,而讲究在历史的制造中发现论说的破绽,在历史的书写中寻找真实的证据。向敬之说:“戏是演的,史是实的。”实,要有实打实的资料,要有丰富的历史依据。向敬之通过阅读了大量的明清实录、起居注、朱批、奏疏、档案、笔记、方志等,既有如官方文献档案资料,《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起居注册》《朱批奏折汇编》《清实录》《清史稿》《朝鲜李氏王朝实录》及各种官修文献档案等;也有稗官笔记小说,如《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洪秀全演义》等;既有学术研究专书,如《清代通史》《清史讲义》《清代全史》《近代名人小传》等,也有杂记杂录之书,如《东华录》《北游录》《鞑靼战纪》《曾国藩日记》《能静居日记》等;既有清人著述,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国榷》《潜研堂文集》《啸亭杂录》等,也有当代中外学人专书,如《洪业:大清开国史》《清诗纪事》《曾国藩》《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唯有采铜于山,披沙拣金,方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细读之作。
历史的细读不是历史的戏读,后者在故事中讲述历史,前者则在历史的事实之中寻找故事。事实总是以一种叙事的形式出现,而“历史学家所调查的乃是事实”,霍布斯鲍姆《论历史》如是说。历史并非与我们无关,它原本就是和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故事,“历史总是以悲剧的形式首次登台,而后以闹剧的形式再度重演”(埃科《帕佩撒旦阿莱佩》)。向敬之在《清史不忍细读》中用一种“历史书写”方式来说大清王朝,有朝堂之争,有宫廷探秘,有真伪辨析,有褒扬贬斥,正评反批,直击清史中最具戏剧性与转折性事件,觉察偶然因素导致帝国巨变的连锁反应,明暗交替,惊心动魄。全书“辽东天命”“定鼎中原”“康雍迷局”“乾嘉荣衰”“帝国余晖”五篇近三十万字,简析大清王朝的嬗变:多情与冷血,放荡与克制,智慧与昏庸,兴盛与衰亡……
他从“辽东天命”开讲明清之际满人开国细节,而“帝国余晖”则结束于袁世凯执掌中枢,从悲剧到闹剧,历史的故事即如此。悲剧从晚明开始:年幼的努尔哈赤被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俘虏,“被充作幼丁,随军征战。每次作战,明军都让女真俘虏打头阵去玩命冲杀”,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乱军混战,报仇雪恨的历史悲剧登上历史舞台,清朝的历史徐徐拉开帷幕。而袁氏的复辟闹剧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书中仅以袁世凯为其师李鸿章所写的两幅挽联作结。其中一有“愿宏志业继萧规”,另一则说“世变方殷”。于前者而言,袁世凯没有像李鸿章那样为了大清国呕心沥血,而是对孤儿寡母难以掌控全局取而代之;对于后者而言,正是袁氏开启了一个纷乱的时代,他想要留名的祠堂,当然也被后人捣毁了。这一场历史的闹剧,宣告了结束大清王朝的彻底终结。
人民历史学并不是要重新评价历史的悲剧和闹剧,也不是要重估历史的价值,它只是试图通过历史故事的细读去揭示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民族是如何看待历史的,又是如何成为历史的。在政治军事上,他们弱势崛起,却不惜血腥地推行易服、剃发、圈地、投充等恶政,利用残明余势同农民军余部的矛盾而一统天下。而清代人的生活世界和行为方式,不能理解的地方很多,就好像他们不理解明代人一样。统治者既要同坚守儒家礼教观念的士大夫进行深度合作,又针对满洲亲贵子弟强化国语骑射教育。我们对他们的生活表示羡艳,因为至少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过着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在各种影视作品中,不管是大臣间的权谋,皇子之间的争斗,都让我们觉得历史并没有那么无趣,这些故事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历史的慰藉。如果我们仅仅把历史当作一种游戏,那么历史可能就缺少了深度和厚度,因此我们需要想一想“历史的事实”,在这一点上,向敬之是成功地把它表现出来了的,用他在书中所说的就是“迷局”和“荣衰”。迷局所说的是历史故事本身充满了令人难以想象得到的意外,而荣衰则是说生活的历史本身并没有直线的进步,古代如此,现代又未必不是如此。
康乾盛世,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而迷局和荣衰恰恰是盛世表象下的真实。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历史,经由各种历史的制造,早就变成了光怪陆离的景观。在这百余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历史的参与者,有三代帝王及其家臣,有无数忠臣重臣,有诸多学士大夫……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扮演着历史的角色。对于如何应对历史,他们不能说一无所知,更不能说是一厢情愿,相反,他们正在以他们的方式制造历史。比如曾经在乾隆朝充任内阁学士的曹秀先专门向皇帝报告,要为皇子们补肾,皇帝批示:“胡说八道。”这位曹大学士,当皇子们的老师似乎挺不合格,据说还被下属弹劾过,还被亲王多次嘲讽,不过他却得到了一个“文恪”的谥号。文是文臣,恪则是“敬恭官次”或“威荣端严”或“温恭朝夕”,显然这位曹大学士的历史表现还是不错的。只不过,为什么皇帝会觉得他胡说八道?而亲王为什么又要嘲讽他?这是历史之谜。
历史充满谜题,有无穷的未知数。我们在想象中建构历史,在细读中发现历史,需要作家以人民历史学的方式不断书写。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曾说:“陈词滥调地反复说教,令未知数们饱而生厌,固为不可;然而如果用花言巧语来惯坏了未知数,却更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历史的书写往往带有作者本身的思考印记,也具有时代的风格,制造历史就不单单是为了讲述一个个历史的故事,而是为了让我们的思考具有历史的洞见性和现实的反思性。向敬之善于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个人的评判,在形形色色的史料的抉择上加以叙事的表达,故而真实性、合理性、个人性和故事性,成为了我们阅读其作品的重要收获。
历史的故事书写者,在制造历史时,为了满足人们猎奇的心理,也为了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往往将真实视为作品的天敌,而把编造视为作品的第一要义,这样的历史是一种架空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架空、编造的历史,当然也是充满了想象的写作,也是一种通行的制作历史的办法,但严格说来,他们并不算是一种历史的书写,因为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严肃的人生故事。即便我们看到历史的世界,充满了荒诞、变异、渲染以及离奇,它仍旧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经历的故事,如果充斥着离奇而曲折,从梦幻而虚空,从虚妄而无知,那就只能是小说家言。有趣有余而严肃不足,传奇有余而传神不足。如果从虚构类的作品来看,它们当然是非常不错的作品,但是要以历史的名义来洗脱架空的质疑,以人民的名义来传递虚无,就成了一种消费历史了。
向敬之爬罗历史深处,剔抉细节精微,发掘被模糊的历史留下的启迪与沉思,从王朝末世迷离苍凉的灿烂一瞬中,微观历史的宏大格局。这契合人民历史学的内涵,满足着读者另一种需求:努尔哈赤凭遗甲十三副、属众数十人,为何敢挑战拥兵百万的大明朝?从天聪汗到崇德帝,皇太极为何要改变八王共议国政的祖制成法?多尔衮统兵入关诚惶诚恐,顺治帝推行满汉一体,为何内部矛盾重重?康雍乾盛世的背后,帝王心术除了实现“大一统”外,还有哪些隐秘?盛极而衰的大清王朝,如何走出中世纪、走近现代化、应对全球化?
大清帝国三百年,功过是非任评说。向敬之细读清史,旗帜鲜明地反对虚无主义的历史编造学,主张一种基于历史真实的想象。比如关于刘墉刘罗锅,通过今人的架空想象,让他成了一代名相的代表,几乎成为清人智慧而正义的象征。向敬之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只是“捏造”。那个驼背的刘罗锅,在历史真实中,只是一位怠政不为的巧官,谈不上有什么作为,更谈不上勤政爱民,与人民心中所期待、所想象的士大夫相距甚远。又如,著名的孝庄太后下嫁,狗血而有趣,冲突十足,人物形象丰满,长期以来是小说家的最爱,也是诸多影视作品所推崇的经典情节。但向敬之通过《清圣祖实录》《清史稿》《朝鲜仁祖实录》《鞑靼战纪》等细细查考,认定它只是子虚乌有的虚构,直指虚构出自南明反清名臣张煌言《建夷宫词》的炒作与诽谤。架空历史,其原有自,而历史真相的考掘则需要书写者洞察秋毫。
《诗》云:“君子至止,言观其旂。”以史为箴,斯为美矣。我相信,向敬之将会以更多的细读作品,发见明清史上更多的精彩和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