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金钱和孩子》—读书笔记导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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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书籍是《爱、金钱和孩子》。
作者马赛厄斯·德普克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顾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成员。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欧洲经济协会成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波动项目组联合主任。
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本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1
直升机父母
在书中作者为我们介绍了三种教养方式：专断型，放任型和权威型。
1、专断型
专断型教养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专断型父母试图用一系列行为准则塑造、控制并评估孩子的行为和态度，这种行为准则通常是由更高的权威制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标准。他们将遵从看成一种美德，并在儿童的行为和信念与他们理解的正确行为发生冲突时，喜欢用惩罚性、强迫性的手段来限制孩子的自我意志。
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让孩子循规蹈矩、限制孩子的自主权、给孩子分配家庭责任来灌输其对工作的尊重。他们认为保持秩序和传统结构本身就具有很高价值；不鼓励在语言上相互让步，认为孩子应该接受自己说的是对的。
2、放任型
放任型父母遵循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放任型父母试图以非惩罚性、接受性和肯定性的态度对待孩子的冲动、欲望和行为。父母与孩子就家中政策进行协商，并且对家中规定作出解释。父母对于家庭责任和有序行为几乎不作要求。
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为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的资源，不是作为孩子效仿的榜样，也不是作为负责塑造或改变孩子现在或未来行为的积极推动者。父母允许孩子尽可能自我调节、规范自己的活动，避免控制孩子的行为，并不鼓励他遵循外部给定的法则。
3、权威型
权威型父母试图以理性、问题导向的态度引导孩子的行为。他们鼓励交流上的互相让步，和孩子分享他们的方针背后的道理，当孩子拒绝遵循时征求他的反对意见。自主意愿和遵守纪律被认为同样重要。因此，父母在孩子和自己发生分歧时对孩子施加坚定的控制，但不完全限制孩子。
父母强调自己作为成年人的观点，但也认可孩子的个人兴趣和独特的行为方式。权威型父母既肯定孩子目前的行为，但也为未来的行为设定了标准。父母使用理性与权力，通过规律的塑造和思想的巩固来达到目标，并且不基于群体共识或孩子的个人愿望作出决定。
这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你到底是专断还是放任，主要看你怎么处理孩子的分歧。最核心的一条分歧就是享受当下的乐趣和当前行为的长期后果之间你如何做权衡。父母总是比孩子更关心孩子的未来。
比如，有一位华裔母亲震撼欧美教育界，这位母亲叫蔡美儿，耶鲁大学的法律学博士，自己在大学里当教授，她给闺女立下严格的纪律，督促她们学音乐，写了一本畅销书叫《虎妈战歌》，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这位妈妈是典型的专断型，中国父母也都是专断型的，现在接受了西方文明，新一代父母都不再那么专断了，正慢慢转向权威型。然而西方也发生了变化，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孩子，在自由散漫的环境中长大，现在他们当家长了，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形成了一种“直升机父母”现象。
“直升机育儿”，它指的是在过去30年中变得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向密集型教养方式转变的趋势不仅仅意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选择的活动，甚至孩子的交友与恋爱。
比如，有统计显示，西方家长每周陪伴孩子的时间，这些年都在增长。加拿大母亲每周陪孩子22小时，父亲是12小时，美国母亲达到16小时，父亲是9小时。与上一代父母相比，荷兰父母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增加了4个小时，美国增加了6个小时。考虑到西方家庭生孩子的数量在减少，每个孩子平均得到的陪伴时间就更长。
有另一个数据表明，6到8岁的美国孩子，玩耍的时间在20年间减少了25%，写家庭作业的时间增长一倍多。2012年，美国家长每周平均花6个半小时陪孩子游戏、阅读、交谈，平均每周花一个半小时指导孩子写作业。
另一个调查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跟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相比，他们每周会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从2003年到2006年，大学毕业的母亲，平均每周照料孩子的时间比高中毕业的母亲要多四个小时，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母亲，每周要再多半个小时。
这背后有一个“贫困陷阱”的问题，越是受教育程度低，越可能贫穷，越贫穷就越要花更多时间去挣钱，越没时间陪孩子，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上大学的概率就越低，越可能贫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相反，受教育程度高、较容易挣钱的父母花更多的时间养育孩子。他们会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会雇人做家务活，把工作之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他们在孩子的头顶上盘旋，保证孩子少走弯路。
2
经济的不平等
我们发现，许多父母的选择最初看起来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最终还是归结于经济条件。经济不平等程度再次成为焦点。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和变化在各个国家都有很大差异。在美国，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尤其明显，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1、平等社会
自1980年以来，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同时，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增长很快。从1980年到2014年，这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0%增加到21%，增加了一倍多。今天，最富裕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38倍。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欧洲相对较低。
在美国，在收入分布的90分位点的劳动者收入是10分位点的6.5倍。在北欧，这一数字降为3。在法国和德国，这一数字比北欧略大一些，但仍然远远低于美国的数值。欧洲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30年间上升了，但不像美国上升得这样快。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增长，尽管其收入增速仍然低于富人的收入增速。
根据我们的经济激励理论，在更加平均的社会中，比如北欧国家，父母应该表现得更加放任。与之相对的，“虎爸”“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应该在高度不平等国家更为常见。育儿经济学也预测了它们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密集型；在收入分布变得更为平均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放任型。如果所有社会都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在不平等增长更快的社会中，密集型教养方式应该会更快得到普及。
2、不平等社会
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虎妈虎爸直升机父母更为常见，不平等现象增长得越快，密集教养的方式就普及得越快。放任与直升机方式，在育儿上的一个反映就是价值观差异。
作者进行了一个价值观调查，受访者可以从菜单里选择五个自己最认同的价值观，菜单中包括独立性、勤奋、责任感、想象力、对他人的宽容和尊重、节俭、决心和毅力、宗教信仰、无私和服从等等。显然，服从是专断型父母最认同的价值观，而放任型父母更关注想象力和独立性，权威型父母或者直升机式的父母，更看重勤奋。
65%的美国父母认为勤奋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在北欧国家，这个比例是11%到17%，在德国，这个比例也低于30%。当然，这世界上最认可勤奋价值观的就是中国，90%的中国父母认同勤奋。而只有23%的中国父母看重想象力。而瑞典、挪威都是高度赞许想象力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这些最文艺的地方，父母对想象力的赞许，跟中国差不多。
这些价值观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我们认同勤能补拙、认同笨鸟先飞，华裔孩子在美国学校里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在全球的数学水平测验中，中国学生的水准也是最高的。这都跟华人重视在家庭中的学业训练相关，勤奋苦读，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恨不得从科举制度延续到高考，勤奋就是跨越阶层的有效手段，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会让今天的父母更相信教育的投资回报。
然而，中上阶层的父母花更多的钱和时间投入到孩子教育上，收入低的贫困人口就面临危险。本来就存在的育儿差距，可能会变成育儿陷阱，不平等代代相传，长期阻碍社会的流动。密集教养是一件花钱的事，从请育儿嫂、保姆开始，到孩子上特长班学音乐、学体育，这些都是要花钱的。父母陪着孩子上课外班，就是要花时间的。富裕家庭对教育服务的需求高，学费和服务的价格就会上涨，贫困家庭就无法支付。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也更有质量，而未接受良好教育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时，参与度也较低。美国有一项数据显示，父母上过大学，孩子上大学的概率就在80%，父母没上过大学，孩子上大学的概率就只有40%上下。
这种育儿差距，很可能让一些家庭从富足走向富足，另一些家庭只能继续贫困下去。贫困家庭无法使用密集的、成功导向的教育方法，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父母的“软实力”来树立权威，就会靠体罚走向独断或者放任不管，这样情况就会越来越糟，为了避免这种育儿陷阱的出现，就要靠政府。
政府的政策：一是税收，通过再分配减轻不平等现象；二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给幼儿园补贴，提供更多介入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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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简史
教育的兴起和童工的减少解释了为什么在父母眼中孩子开始变得“昂贵”起来。他们不得不支付学费；更重要的是，孩子不再通过劳动为家庭收入做贡献了。这些因素使父母的激励转向拥有小家庭。
比如，在1850年，英国家庭一般生育5个孩子，当时童工率在30%，扫烟筒一直就是童工的专属工作领域，他们的身材能钻到烟筒里去清扫，因此也有很大可能会得睾丸癌。采矿业也需要大量童工。直到1900年，英国家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才下降到3个，童工率也降低到5%以下，同时，在校学生的人数在上升，1850年只有不到10%的孩子上学，到1910年的时候，上升到70%以上。
童工率下降，学生人数上升，生育率下降。孩子渐渐不再被当成一个劳动力来看待，孩子变得昂贵起来。可即便是1900年，也有15%的英国孩子活不到一岁以上，只有到疫苗、抗生素这些东西出来，婴儿夭折的数量才被降低。一百多年来，工业国家的生育率一直在走低，唯一一次意外是“婴儿潮”。
1、GDP越高，生育率越低
作者说，之所以出现婴儿潮，一是战后人们对新生命的渴望，二是家用电器的普及，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在过去一两百年间，人们越富有，生的孩子越少。当今世界，人均GDP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经济学家说，人们越来越看重孩子的质量，希望孩子成功且富有，投资在教育上的成本越来越高，不再靠数量获得劳动力。
但童工现象在当今世界依旧存在，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童工报告》指出，截至当年全球约有1.68亿名童工，其中8500万名童工从事的是一些严重伤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工作。儿童教育年限低于4年的国家，每个女性平均生育4个孩子，如尼日尔。
生育率越高的国家，童工率越高，如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塞拉利昂等，童工率在50%左右。在乍得、冈比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还实行一夫多妻制，超过20%的已婚男性至少有两个妻子，这会导致一些父母将生女儿当成一项投资，但这些国家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在印度和中国，近年来男性出生率比女性高10%，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消失的女性”，相比男女大致相等的自然比例，中国和印度的父母更喜欢男孩，并且干涉了自然生产的过程，估计有一亿女性就这样消失了。
2、男女平等
在150年前，英国美国都还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女性慢慢争取到财产权、选举权。在这个过程中，对孩子的珍视推动了男女平等，那些生养了女儿的政治家更愿意推进自由的而非保守的法案，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今天，文明国家会把男孩女孩一视同仁，在养育方式上并无太大的区别，不会为女性的职业设限，也不认为女儿的幸福就依赖于嫁个什么样的人。男女平等是文明的标尺，为女孩争取权利，也是在呼吁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珍爱孩子，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一两百年之前，劳工阶层还把孩子视为劳动力，必须倾全家之力才能维持生存，如今，现代家庭不需要让孩子做劳动力，所以父母才能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成本，更看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更平等地对待男孩和女孩。
最后的话：
作者在书中还提到教养与阶级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孩子，过去的二十年间，电脑行业和互联网造就了大批的富翁。现在既然我们把孩子的教育当成一项投资，那肯定会考虑投资回报率。要想从中产阶层上升到顶级富豪，就要看你是否在时代大潮中有足够的运气。否则，医生和律师是最稳妥的职业选择，也是最难的求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