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5年流浪汉归家：一群“福尔摩斯”帮他完成了家乡拼图

小胖很想家，但他没法表达，所有的乡愁都困在身体里。直到2020年底，一群义工像“福尔摩斯”一样，将小胖关于故乡的记忆碎片拼凑在了一起，这是一个艰难的推理过程，他们最终找到了小胖的家在哪里。

采写/姜博文

编辑/刘汨

小胖正在和义工们回忆故乡的线索

小胖是个聋人，也不会说话。他在上海流浪了25年，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儿，只记得那里有成片的小麦，道路两旁都是白桦树，还有母亲常做的手擀面，和一个印着“川”字的酒瓶。

小胖

没有身份证、没有名字、没有家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露宿在上海火车站的流浪汉都被人们叫做“小胖”，他四十多岁的样子，大块头，脸庞圆润，脸颊上总是挂着两块红晕。

小胖是个聋人，也不会说话，因此看上去总是那么“安静”。即使是经常见面的公益组织“流浪者新生活”的义工们，也一度对他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

每个周末，“流浪者新生活”都会来给车站的露宿者发放物资，义工金建记得，小胖出现在领物资的队伍里已经五六年了。有时候会有露宿者因为没领到物资不满，或是生气有人插队，但小胖总是笑呵呵的，很少流露出负面情绪。

义工张衡负责给露宿者理发，他对小胖以前的印象也很模糊。每次理发，一二十个人，需求各不相同，有人想剃光头，有人想剃平头，还有人只是想简单修剪一下，但小胖对于自己的发型，似乎从没提出过什么特别的要求。

小胖在上海火车站的日子周而复始，他常去站前的肯德基店给手机充电，看看短视频。金建说，这家快餐店会给附近的流浪汉一些杂活干，“报酬”是一些食物。小胖有时也会出去打打零工，干些类似搭建舞台的日结体力活。

但小胖终究活在一个永远寂静的世界里，多年来露宿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场，可他从没听到过站前秣陵路上汽车的鸣笛、旅客拖动拉杆箱的声音，以及那家常去的肯德基店里店员对后厨的呼喊声。

小胖也不能说话，最多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些音节，更不识字，没法用纸笔、微信或其它任何需要书写、打字的方式交流。

这就像是个被永远困在躯壳里的人。后来金建想想，如果能和小胖更容易地交流沟通，也许自己早就会问问小胖，他的名字是什么，家住何处，又是怎么来到了上海。

大多数时候，小胖总是乐呵呵的

在上海流浪

金建更愿意把那些他帮助的人叫做“街友”，除去提供物质上的援助，“流浪者新生活”也会尝试从根本上，帮助“街友”摆脱当下的困境。2019年，他们就曾帮一位在上海流浪十年的智障者找到了故乡，将他送回了家。

2020年底，一个“街友”突然告诉金建，小胖想回家了。12月4日晚，上海即将降温，借着发放睡袋和衣服的机会，金建找到了小胖。

金建终于问出了那个他觉得本该更早提出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彭国祥”，小胖激动地用手比划着，随着不断变换的手势，他的经历和心思也一点点清晰起来。

小胖记得，家中算上他有三个孩子，父亲也听不见，母亲听得见。他不知道家乡是哪儿，但很确定，自己不是上海人。

在小胖的记忆里，或许是1992年5月的早晨，他约莫16岁时，到集市上买菜。他在那遇到了一个认识的中年男人，男人说要“带他出去玩”，小胖信了，跟着上了大巴。车子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4点，到了一座大城市。从车站出去不远便是火车站，小胖依稀记得，火车站附近能看见山。他又被带上火车，晃荡40多个小时后，到了上海。

下了火车，那个带他来这里的人却突然消失了，小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自那之后，他开始了流浪的生活，刚来的3年，靠四处流浪捡废品维持生计。后来，一个修理电动车的老聋人收留了他，带他修车，教他手语，还给他发工资。

直到2015年，老聋人去世，小胖在上海又没了依靠，他又开始流浪、捡垃圾的日子，当初陌生人抛下他的上海火车站，成了落脚最多的地方。

金建带着小胖到了上海站的派出所查找信息，输入“彭国祥”这个名字，派出所里有一份此前对小胖的问讯记录，当时将他的家乡登记在河北唐山。小胖似乎并不认可这个答案，他不断把手向下抖动着，手语里那是“地震”的意思。金建想，小胖或许是在比喻唐山大地震，他是1976年生人么？

魏巍是“流浪者新生活”里懂手语的义工，但他和小胖的沟通也不算顺畅。小胖的手语是在社会上学的，与标准手语不尽相同，两个人时常搞不准对方的意思。魏巍最后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用手大概比划着物件的形状与意思，他希望小胖尽可能的回忆故乡的风物。

在小胖的回忆里，故乡是一个有雪山的地方，居民穿着类似藏民那样斜襟盘扣的衣服。大家还发现，小胖向下抖动的手不是在说“地震”，他是想表达火苗，他的家用过火盆。最后，小胖又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川”字，那是他除了名字之外，为数不多会写的几个字之一。

“像福尔摩斯一样”

为了帮小胖找到故乡，“流浪者新生活”成了一个专门的寻亲小组，2020年12月9日，几个义工带着小胖，聚到了上海太阳山路的一家咖啡馆里。

小胖继续用手努力地比划着，“翻译”工作还是由魏巍负责，他同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各种零碎的信息。小胖始终觉得，自己是四川的藏民，义工们看着他脸上的两块红晕，也觉得像。

四川藏民、老家的雪山，还有带着斜襟盘扣的衣服，义工张衡想到了四川藏民分布的三处地方：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

张衡去问了认识的驴友，有人告诉他，1992年的时候，凉山根本不通大巴车。小胖曾在上火车前坐过8个小时的大巴，因此，小胖不会是凉山的人。那就是阿坝或者甘孜？张衡甚至已经开始遐想，等把小胖送回了藏区老家，寻亲小组还能在当地走一走，喝顿酒庆祝下。

但当接着询问小胖，他的家乡是否有经幡、白塔这样的藏区景象时，小胖却说，一个都没有，他也没见过有人磕长头或是天葬。

川西藏区的预想开始动摇。“最主要的就是经幡。因为川西基本上每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村落都会有经幡，即使他不是藏族，是汉族人，但如果在那里生活，应该见过这些东西的”，张衡说。

义工卢宁是四川人，她对小胖写下的川字念念不忘。她觉得奇怪，小胖为什么就会写那个川字？小胖解释，他好像是在路牌或是酒瓶上看见过川字。正好咖啡馆一旁的川菜馆门口挂着腊肉腊肠，卢宁接着又问，小胖是否吃辣，吃不吃花椒？当地会是否晾晒腊肉腊肠？小胖答道，吃辣，但不吃花椒，也没有见过腊肉腊肠。

“一般在四川农村这个都是很常见的”，卢宁说，小胖故乡在四川的猜想基本可以推翻了。

更多的线索还是只能从小胖身上寻找，魏巍打着手语，尝试把问题问得更加详细：故乡吃些什么？气候如何？几时天亮，几时天黑？在老家住怎样的屋子？老家人做什么营生？农田里种着怎样的植物？

如同在暗房中晾晒不知在何处拍摄的底片，小胖记得一些场景，可他作为聋人很难描述出来，他能准确表达的，只有那些具体的事物。

“会割麦子，会打猎，会伐木，他只能记住这些生活的一些细节，他没法描述他家里，比如说山多高，有几座山，他家住在山的什么位置。”金建说。

更多的问题指向了生活习惯。吃米还是吃面？吃面，是馒头、手擀面，还是与凉皮做法类似的面食？家乡种了苹果，那是红色还是绿色？节日里踩高跷，高跷究竟有多高？一米五，一米一，或是更矮？他们一面询问，一面猜想，得到回答后，又在手机上找到近似物件的图片向小胖确认。

关于小胖家乡的图景越来越清晰，那里黄牛犁过农田，盛产土豆、核桃与苹果。苹果绿油油，核桃树很高，需得用竿子打落到地上。平原的土地种着小麦、玉米与水稻。小麦每年七八月种植，一年收割一次。到了冬天，大雪覆盖，雪足能积半尺厚。

至于小胖的家，则是在山上约莫40户左右的村子里。小胖的家里，篱笆围着带双扇铁环大门的尖顶土房子，土坯都是自造。小胖走时的夏天，早上五六点钟天便亮了，12小时后天黑。早晚温差依旧很大，需要穿着厚厚的棉袄。村里也未通电，家家还点着煤油灯。节日里，他们踩着齐膝高的高跷。做白事时，他们习惯把屋里水泥台子上晒的干挂面当做祭品。母亲对小胖最好，常为他做手擀面、玉米贴饼子，给他腌酸菜。

金建不断地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信息，一年一收的小麦让他想到了北方。那里肯定不是四川，而更可能是“北方更广大的地区”。那个在咖啡馆的下午，寻亲小组每个人都像“福尔摩斯一样进行着推理”，但现有的线索，仍然在指向一片巨大且充满未知的区域。

那一天的过程被义工拍下来剪成了一个短片，片子最后留下了一句话：“我们很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圣洁的雪山下会再次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

义工们分析归纳出的各种线索

酸菜、羊皮鼓、河东

距离第一次寻亲会议5天后，金建和魏巍又带着小胖去了太阳山路上的咖啡馆，又是一个上午漫长的推理。

唯一的进展是，小胖确定那个“川”字是在酒瓶上看见的，他小时候常给家里买酒，所以对酒瓶上的标志有很深的印象。

金建在网上搜索和“四川”有关的白酒图片，刨除标志上没有“川”字的，以及1992年后出品的，最终，他们停留在了沱牌酒上，黄色标签上部带着小小的川字，小胖确认，那就是他看见的那瓶白酒。但沱牌酒会销往多个省份，这仍然不是一个指向明确的线索。

临近中午，几个人去咖啡店旁边的饺子馆吃饭，金建想着，要为小胖点一碗母亲曾经为他做过的手擀面，“至少他能回忆一下以前，不知道能不能想起什么东西。”

饭桌上，几个人还在碰着现有的线索：小胖吃蒜但不吃辣，他们家里有人伐木，也有人打猎，林子还有松塔。金建是东北人，听着这些，他在一瞬间觉得，这简直就是自己的老家。

但这个可能性很快又被否定了，小胖说他是吃酸菜的，金建找出整颗酸菜的图片给他看，小胖却说不是那样的，他吃的酸菜在腌制的时候就是切碎的，这和东北做法不同。而且，小胖没见过酱缸、糖葫芦这些极具东北特色的物件食品。

不过，在否定中也有转机出现。小胖记忆里的酸菜，不仅是切碎了的，还是在带盖子的大缸里腌制的。不是东北的整颗腌制，亦非西南的小泡菜坛子，金建忽然想到，会不会是西北？

吃饭的饺子馆面积不大，几个人的对话旁人都能听见，老板娘都跟着感叹，小胖寻不到家可怜。突然，一个在一旁听了一会儿的食客过来搭话，“这人看起来就像是甘肃的，他应该是甘肃的。”

魏巍与金建有些难以相信，怎么一下就到了甘肃？金建问来搭话的人，甘肃有松塔吗？有人打猎吗？食客肯定的回答：有，都有。

金建去网上搜索，甘肃那边有切碎了腌在大缸里的酸菜，叫浆水菜；当地还有一种叫“黄元帅”的苹果，也和小胖提过的那种绿油油、略微发黄的水果很像。

金建又去发动朋友圈里的甘肃人，无论见没见过面，一概把已经有的资料汇总发去，请他们帮忙判断分析。反馈回来，有人觉得，那些特征像是甘肃河东地区。然而甘肃一省十四市州六十四县，哪怕单算河东，也有九个市，信息还是远远不够。

义工们开始有意搜集甘肃河东地区的图片，发给小胖辨认。小胖回家心切，自己也开始寻找，尽管不识字，可他会刷短视频，就一遍遍去点击那些近似家乡风物的视频，一旦看到熟悉的东西，就把视频发给义工。

有用与无用的信息一股脑涌了过来。油茶麻花、擀面皮、油炒粉，这些看上去很有地区特色；可小胖有时候也会发来火车、红楼梦这类视频，完全看不出他想表达什么。“这些能有什么用呢？他啥意思？不知道。他还发过一些野菜的、蒲公英的视频给我们，根本就没有用的。”金建说。

直到小胖发来了一面鼓的视频。那是一种薄薄的米白色单面扇鼓，金建搜索到这是一种羊皮扇鼓，多见于川、陕、甘三省交界。他又怀疑可能是位于这一区域的甘肃陇南，为此，他联系上陇南一位贩卖柿饼的商人，买了三斤柿饼，让对方帮忙打听消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只留下一堆吃不完的柿饼。

但在另一个方向上，金建进了一步，他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陇南羊皮扇鼓的文章，联系上了作者“高山猫”。据“高山猫”介绍，羊皮扇鼓在陇南的多个县市广为流传，在庙会祭祀、攒神、祈雨等活动中都会用。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是，“高山猫”同时告诉义工们，90年代在陇南，确实有许多人会喝带着“川”字的沱牌酒。

从甘肃到河东，再到陇南，全省四十二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现在缩小到了一市一区八县。

雪山之下

一连几天，金建都在思索着一座雪山。

那是小胖发给他的一座雪山的视频。最开始，金建没觉得那座山有什么特别，“可能是他见过”。但小胖见过的山太多了，可能是在老家见过的，也可能是在坐火车的时候见过，金建拿不准。

看金建没有什么反应，小胖直接给他打来了视频电话，虽然没法说话，但小胖拼命给金建比划那座雪山，手舞足蹈的。金建觉得，小胖“说不出来，但很高兴”，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那座雪山叫鸡峰山，位于陇南市成县。金建觉得，如果小胖这样确定，他也许就是成县人。当天，他们赶紧又约在咖啡馆见了面，那天小胖的脚步都要比以往轻快了很多。

为什么要不停地发鸡峰山的视频？小胖说，他小时候去过那里。但自家距离鸡峰山多远，小胖说不准。他只记得，曾经早上9点出门去鸡峰山玩，下午3点才回到家里，从他家步行到鸡峰山大约要三小时。

从成县步行去鸡峰山大约4小时，从鸡峰山到鸡峰镇则只需要2小时，金建几乎可以确定，小胖的家就在这个范围里了。

先前义工们从网上买的《1992年甘肃交通年鉴》和《1992年上海铁路列车时刻表》也到货了。根据书里的记录，当年有列车从西宁出发，于晚间过甘肃海石湾、河口南和兰州，再在次日下午2点左右抵达上海，这可能就是小胖当年离开家乡的路线。

目标变得越来越清晰。先前羊皮扇鼓网文的作者“高山猫”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寻人推送，金建也向官方求助，上海市救助站将寻人信息层层下发到了鸡峰镇派出所，那里的民警再把信息发布到当地的微信群里。

12月29日，上海骤然降温，正当义工们还在以鸡峰山为圆心，查找半径三小时步行范围内的城镇，联系派出所时，好消息来得猝不及防。

小胖村子里的文书看到了派出所发出的信息，还有小胖以前的邻居，也在“高山猫”公众号的文章里认出了小胖。他们都说出了小胖的故乡，甘肃省陇南市成县鸡峰镇长沟村。

小胖与两位姐姐相认

归乡

当年，在彭国祥失踪后，家里人猜测，他或许被拐去附近的矿山做苦力了，90年代，陇南周边常有把聋人和智障者强行带去矿山里做苦力的消息。

循着这条线索，家人跑遍了周边的矿山，那时当地汽车都少见，四处奔走全靠步行。矿山里找不到人，彭家的希望逐渐黯淡下来：矿山爆炸、塌方事故也多，也许彭国祥早已埋在了哪座不知名的塌陷矿山里了。即便免于在矿山做苦力，在当地流浪，恐怕还是逃不了冻饿而死的命运。

2020年12月29日，确定小胖就是彭国祥后，成县的义工连夜开车去了小胖二姐家里，告诉他们赶紧去上海接人。家里人觉得难以置信，甚至还点怀疑，“都已经走失这么多年了，还能找回来？”

义工们让小胖和家人视频连线，电话接通，相认几乎是一瞬间的事。虽然小胖的父亲不能说话，但他一下就认出了儿子，眼泪落了下来。义工们也发现，小胖和他的姐姐还有爸爸长得太像了，眼睛像，脸型也像，都是“胖乎乎”的。

那是一次悲喜交加的相认，通过亲人确认，小胖走失的年份不是1992年，是1995年，少受了三年苦。但连着两次视频，小胖的母亲都没有出现，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2021年，1月3日晚上11点，金建亲自去浦东机场接了小胖的大姐、二姐以及二姐的儿子。尽管到现在金建还是更习惯“小胖”这个称呼，但他不得不承认，小胖要做回彭国祥了，小胖要回家了。

1月4日上午，小胖开始清点自己的行李，他有一辆三轮车，那里装着帐篷、被子，还有背包，他丢弃了其中大部分东西。和姐姐们见面的地点定在了救助站，小胖不肯，觉得那里“不自由”。金建好生劝着，上海降温了，见面总不能在外面，而且他多少该去洗个澡。最后，金建半“吓唬”似的告诉小胖，不去救助站，姐姐或许就找不到他了。

大姐和二姐走进救助站的房间，所有人都转过身去，唯独小胖因为听不见声响没有反应。看见所有人都动了，他才回过头，姐弟三人目光撞在一起的时候，小胖立即站了起来，他喉咙里竭力发着声音，旁边的义工觉得，他好像在喊着一个名字。

大姐一边哭着说，“我一看到就知道是你”，一边把小胖左臂的袖子撸了上去，上面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疤痕。那是过去小胖身上被烟头烫伤的痕迹，“她（二姐）都不晓得，我晓得，只有我大姐晓得。”她还翻出了小胖少年时与姐姐的合影，看着30年前的自己，小胖不停地点头。

买好了车票，义工们把姐弟三人送到了上海火车站，他们又到了小胖总去给手机充电的那家肯德基，金建花400多块钱买了很多汉堡、薯条和可乐，想着这些都是小胖以前舍不得花钱享受的，临走了，要让他尝尝。小胖把食物几次推给了大姐二姐，但又被推了回来。两个姐姐都说，如今县城里也有这些，可老人们不爱吃，都是带小孩去吃。

临进站前，南广场上，义工们与彭家合了影，金建突然对小胖说，“应该早点来找我们，就可以早点找到家人了。”魏巍还没来得及把这句话打成手语，金建就冲小胖笑笑，用手指了指自己。

小胖和姐姐上火车前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