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主旋律电影背后,香港导演的爱国课程

划重点:

  • 1职业,是香港导演成为献礼电影热门人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攀登者》选择李仁港当导演,很大程度就是出于市场逻辑。
  • 2《中国机长》的摄影指导冯远文2017年随刘伟强进入《建军大业》剧组。他形容导演的压力:“坦白说,如果拍不好,两边都不是人。”
  • 3监制李锦文发现内地许多领导其实很开放,也没什么官腔。接触多了,李锦文能听得懂开会时官员们传达的那些精神,却复述不出来。那感觉就像她刚来内地时学习简体字,认得出,却不会写。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贵圈”(entguiquan) 文/何可人 编辑/向荣

2019年10月2日,752万香港市民如常工作,但香港人卓文耀要“回深圳”。

和往年不同,这一天香港海关人流冷清,闸口前没有长龙。不到两小时,卓文耀就从香港来到深圳南山区的一家影院。他花38元人民币,买了一张下午5点45分的《中国机长》电影票。

111分钟后,电影结束,他的名字出现在大银幕的片尾名单里。

卓文耀是《中国机长》的美术指导。今年国庆档热门影片中,《中国机长》和《攀登者》的主创团队都来自香港。曾经香港电影人没有国庆档,只知春节档。如今,国庆档赛道上也有了他们的身影。

《中国机长》剧照

今年“史上最强国庆档”的7天,香港影人仿佛穿梭在不同的空间语境里:眼前的香港,维多利亚港没有了烟花;而罗湖以北,红旗高举,欢声震地,内地观众在庆典里释放出强大爱国热情,每一天刷新着他们深度参与的电影的票房。

一江之隔,经历着极致的热烈和肃杀。两种话语体系在拍摄献礼片的香港影人那里交汇,他们往往只能用一个苦笑,消解误解和荒谬。

“回深圳”

卓文耀习惯把去深圳说成“回深圳”。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回深圳看电影。

许多片子在香港不上映,卓文耀近来在内地先后刷完《骡子》《烈火英雄》和《诛仙》,后两部电影的导演都来自香港。

《诛仙》发布会上导演程小东(右三)和演员们合影

和同仁比起来,卓文耀北上的步伐不算早。他的普通话至今磕绊,但并不妨碍他愉快地接受《贵圈》的采访。他在香港出生,在加拿大求学,毕业回港,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是刘德华、谭咏麟、关之琳主演的《至尊无上》。他担任美术指导的片单,远有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近至古天乐的《反贪风暴3》。

这两年,卓文耀开始担任内地影视剧的美术指导。去年,他刚从国产偶像剧《我的莫格利男孩》剧组出来,就被刘伟强拉到了《中国机长》片场。

对熟悉香港电影的观众来说,导演刘伟强的标签是“古惑仔”、《无间道》,他的作品里有香港最浓烈市井气味和江湖逻辑。这些气质和眼下的“大国情怀”“政治话语”判然有别,但对这位北上先锋来说并不陌生。他很自信地告诉《贵圈》:“怎么会陌生?1992年我就来北京了。”

《中国机长》路演期间,他密集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坚持用不算流畅的普通话和记者交流,以示尊重。采访中,为了形容“机舱如何逼真地颠簸”,他突然从软椅上跳起,双手不断比画。想不起年轻演员的名字时,他皱着眉、眯着眼笑骂:“哎呀呀,那谁,那个王八蛋叫啥来着?”

2017年,博纳老板于冬把刘伟强推上了献礼片舞台,让他执导《建军大业》。一年后,当博纳拿下《中国机长》的原型故事,于冬又把它交给了刘伟强。上映23天,《中国机长》票房接近27亿,成为博纳“中国骄傲三部曲”的高潮。

职业,是香港导演成为献礼电影热门人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攀登者》选择李仁港当导演,很大程度就是出于市场逻辑。

《攀登者》剧照

《攀登者》题材特殊,做特效费时费力。从项目最早的意向征询到国庆上映,时间不过一年零三个月。徐克曾对这个故事相当感兴趣,但听闻紧张的筹备期后,决定只以监制的方式参与电影。

上影集团“没有退路”,选择了李仁港,因为他是“业内出名的不超时、不超支导演,一旦答应下来,必定能在时限内完成。这是他的个人品质,也是他长期在香港电影商业化运作下搏杀的职业习惯。”

《中国机长》留给刘伟强的时间同样很短。川航3U8633事故发生在2018年5月,四个月后,于冬给刘伟强打电话,“这个题材在我手上,你来拍好不好?”

刘伟强接下挑战,拉出了一支队伍:美术指导卓文耀是《澳门风云》系列电影里的老拍档,监制李锦文是《烈火英雄》里的熟人,摄影指导冯远文是《建军大业》里的兄弟……除了做飞机实体模型的是西安人、特效是美国人,其余每一个部门负责人都是和刘伟强合作多年的香港电影人。

每个负责人又迅速召集团队。卓文耀的美术团队有20余人,他从香港请了两位同仁来帮手,其余全部来自内地。监制李锦文的队伍人数众多,她有一帮小兄弟来自河南,另一帮来自四川。摄影指导冯远文的队伍里,到处可见上海、江苏的伙计。

这是一个架构清晰、分工明确的队伍。它看似像一个层次分明的金字塔,细看其间每一个单位,又有着丰富的内容。

亲密无间

拍《中国机长》期间,卓文耀等香港影人经常在香港和内地之间穿梭,过关总要排长队。5个月后,电影上映,香港街头已经很少见到内地游客拖着箱子走过。但在电影领域,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协作仍然亲密无间。

监制李锦文刚刚跟着《中国机长》从成都路演回来。她告诉《贵圈》:“大家在重庆和成都这两天的路演都融在一起了,特别的团结和开心。”有赖平时跟天南海北的兄弟学河南话、成都话、重庆话,她的普通话尽管保有南来的口音,但已模糊了粤语的铿锵感。重庆路演时,全场合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李锦文不会,心里着急。到成都路演的时候,她已经能跟着旋律唱了。

李锦文(左三)在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与同学们合影

她是1974年的香港小姐季军。那一届的港姐都没当演员,李锦文也转战幕后。如今,她的选美经历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她最为人知的身份是亚洲著名监制。

她算是“比较早一点过来内地工作”的香港电影人,经营至今,她的制片团队加场务班底,多时有几十人,共事时间最长的,是和她并肩作战了三十多年的执行监制,来自香港,还有一个16岁就跟着她的内地小兄弟,已经合作了超过15年。李锦文在内地没活的时候,这支队伍四散开,各自为生计作业。只要她有工作,80%的人会归队,李锦文对此很自豪。

李锦文家人住在香港,只有她一人长留北京。国庆前,和无数北京市民一样,李锦文在深夜听见了为庆典演练的烟火声,第二天白天又看见飞机在天上飞,“感觉中国真牛”。

跟香港导演合作拍主旋律电影,庆祝国庆,让她觉得“很荣幸,我很幸运”。她主动说起自己这一代香港人,97年之前是英国殖民地二等公民,“回归之后,我是中国人,我很自豪”。但同时也不避谈“一个香港导演,一个香港监制,要拍一部(主旋律献礼片),你想想看我们的压力有多大?”

《中国机长》的摄影指导冯远文也强调过这种压力。2017年,他随刘伟强进入《建军大业》剧组。他形容导演的压力:“坦白说,如果拍不好,两边都不是人。”

《建军大业》剧照

冯远文回忆刘伟强那会儿的境遇:香港人会问,跑过去拍人家主旋律的电影干嘛,你为什么不拍古惑仔呢?内地这边也在质疑,找一个古惑仔的导演来拍主旋律,肯定不行。

“很可怜,当时真的很可怜。”冯远文感慨。

刘伟强接到《建军大业》剧本时,反应和大部分人一样:“啊?怎么找我拍这个?”他花了两年时间,补习关于建军的历史。监制黄建新对媒体回忆,摆在刘伟强案头的资料书籍,堆起来能有三人高。

在内地拍电影,香港人要“消化、研究和适应很多东西”,包括历史、政策、技术、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等。在内地,第一次被喊“老师”时,李锦文、冯远文都左顾右盼,不明所以。现在李锦文喜欢被剧组里的人喊“姐”:“不叫我姐,我就觉得你跟我不亲。”冯远文更乐意被喊“文哥”,如果是同辈,可以喊一句“文仔”。

冯远文积累了不少在内地拍戏的经验:比如进组前一定要谈好条件,大到用胶卷还是数字拍摄、使用什么档次的摄影器材,小到手底下的人能否保证8小时睡眠……这些他都曾交过学费。他觉得江苏人上海人说话灵光、懂变通,四川人比较耿直、忠心。他对香港人的评价是“什么都很随意”,唯一不随便的是工作。香港人认真的时候连爸爸也不管,有错就骂……

冯远文和卓文耀都不喝酒,也吃不了辣。偶然在横店发现口味正的茶餐厅,卓文耀会在朋友圈里发图。随《中国机长》进蜀拍摄后,他入乡随俗地在吃火锅时点上一份油碟加蒜,第二天闹了肚子。

《中国机长》团队在一起吃火锅

他们对内地的酒桌文化束手无策。探班的人送来烟酒,冯远文常送给片场的司机师傅和场工兄弟,这让他在片场的人缘特别好。工作时只要一喊“高台(记者注:高台架机位)”,场工们就“哒哒哒”地赶来,干脆利落地搭好。

赶上收工早,冯远文会在棚里打打羽毛球,固定球友是一位内地录音师。他最喜欢和兄弟们晚上在酒店房间干“违法”的事——煮饭涮菜。大家喝点小酒,说笑间讨论下今天你哪里做得不对,我哪里不应该骂你。

比起冯远文和卓文耀,监制李锦文要面对更上层的场合。她发现内地许多领导其实很开放,也没什么官腔。接触多了,李锦文能听得懂开会时官员们传达的那些精神,却复述不出来。那感觉就像她刚来内地时学习简体字,认得出,却不会写。

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这群香港电影人将过去积累的经验,潜移默化地移植到内地电影工业的土壤里。

比如李锦文在自己的剧组立下规矩:在场地情况许可下,所有人不论职务高低都坐着吃饭,而不是蹲在路边进食。投资方起初不理解,李锦文给对方算账:“每一个电影人都得到尊重,他们会带着满足和信念开心跑去工作——而不是慢吞吞地走过去,那么可能三天的戏两天便能拍完。这个钱省了多少?”

现在她的剧组开饭,有棚的会辟出一个棚,一部分摆道具、场务工具,一部分摆餐桌椅子;没棚的也尽可能辟出一块空地摆餐桌椅子。领餐的人排两到三行,队伍不会太长,为的是端在手里的饭菜是热的。

“背靠祖国”

北上前,李锦文对内地电影几无了解。上世纪90年代,内地电影市场基本空白,香港电影风头正劲,功夫片颇受欢迎。李锦文一年飞几趟美国总部,汇报项目。1999年,李锦文加入哥伦比亚影业,担任多部内地电影的制作总监,包括《一个都不能少》《卧虎藏龙》《可可西里》《天地英雄》《功夫》等的制作。“那时候我就在想,把美国电影制度拿过来,我们再融入我们自己的一套制片方式,有可能帮到中国电影进入正规的制度。”

上世纪90年代初,合拍片刚刚兴起。冯远文跟着徐克拍《新龙门客栈》,“第一次接触祖国”,他感慨北京的秋天原来是那么漂亮,而冬天“会下雪的!”

剧组那时候给他们配的人手,多半都是某某的表弟——刚放下锄头,从乡下出来闯世界的打工仔。冯远文回忆当年,一帮香港人做了不少功夫,带出来的幕后工作人员涉及“摄影、灯光、道具、发型师,每一个部门都有。”

冯远文的大助理是南通人。11年前,小伙子从农村出来,在片场做场工,什么也不懂,一天领二十几块薪水。冯远文观察到他手脚勤快、干活主动,就对领班说:“这个兄弟能不能借给我摄影组用一用啊?”从此将人“据为己有”。

冯远文是“红裤仔”出身。在香港电影史上,除了特级替身,那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从小工、助理、场记摸爬滚打熬出头的剧组工种,也被称为红裤仔。刘伟强当年做摄影指导时,冯远文就是帮他推轨道的人。“当时我师傅用什么方法教得我,我也用我师傅教我的方法传承下去。”

冯远文给徒弟们立规矩:抽烟去棚外,工作时嘴里不能叼着烟;不能随地吐痰;在片场取东西要打招呼,“不要像蛮牛一样冲冲撞撞”……

他向他们“灌输”信念:“你是专业人才,而不是来搬搬东西的苦力。”他督促他们独立思考,“我希望你今天来跟我开工,不光是赚这笔钱,我希望能在我身上学到一技之能,这个技能帮你改善你的生活,提升你自己。”

现在,他的好多兄弟都能独当一面,拍广告,甚至拍小成本网大。那位南通助理,如今是业内优秀的跟焦员,兄弟、叔叔、舅舅全都在摄影组。冯远文说“大家是一家人”,他在内地的生活全部依赖助理,觉得“我在内地的兄弟,感情比在香港的兄弟来得更好一些。”

不过20年光景,两地的专业程度已没有大区别,冯远文甚至觉得内地“可能会稍微占上风一点点”。内地电影预算充足,机会多,市场大,电影技术人员眼界迅速开阔。而香港,“市场越来越萎缩”。冯远文很痛心,他是香港专业电影摄影师学会成员,曾参与四十多部电影的拍摄。早年他参与的《新龙门客栈》《新少林五祖》《中南海保镖》《鼠胆龙威》《笑傲江湖2》等,被看作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

那时候,香港是亚洲最好的电影市场,诞生了许多经典,也让冯远文见过、学过终身受用的技艺。但唏嘘之后,他决心活在当下,“看以前是没有用的……其实还是要背靠祖国,坦白说!”

《红海行动》获第十四届长春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现在,冯远文有了新的代表作《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他在香港几次与奖项擦肩,倒是在长春电影节,因为《红海行动》捧回了一尊最佳摄影奖。

“用电影爱国”

今年大年初四,冯远文、卓文耀和其他同事早早开工拍摄《中国机长》。有香港同仁和冯远文说:“文哥,你经常都不在香港,肯定在内地一部戏接一部戏。”

冯远文苦笑。他无法和香港同仁解释,在内地电影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是少数。他和卓文耀这样的技术岗,按行规拿工资。卓文耀的解释是:“市场大,所以他们的叫价能力高。可能是这样子。”

面对的资源确实大不相同。在内地拍戏,光是组里的车就有五六十台;在香港,十台八台已拉满所有部门的东西。有时转场距离近,剧组甚至会通知“你们自己打个计程车过去就OK了。”

1992年,《新龙门客栈》在新疆堪景,徐克在一处悬崖下发现拍摄的好位置,却找不到可以走过去的路。后来,靠解放军部队来帮忙,炸山开路。冯远文至今印象深刻,直呼“夸张”。

这样的支持香港电影人以前难以想象,而在内地却可以实现。为了给《中国机长》剧组造一架1:1的飞机,西安一家工厂,两万多人停下手头的工作,赶工三个月。这让刘伟强除了佩服,无话可说。

《中国机长》片中的飞机是道具

香港电影人成了拍摄献礼片的新生力量,但“用电影爱国”这件事,香港导演们还在学。《攀登者》上映后,李仁港说:“对票房没有预期……剩下的交给观众。”去采访的记者形容这句话,像是劫后余生的感慨。

《攀登者》拍摄期间,李仁港一度尿血。如果回香港就诊,耗时三天。进度耽误不起,他靠在美国的哥哥买来的药抑制病情。电影票房并不理想,付出的辛苦说出来,很容易被指责为卖惨,无法换回同情和理解。甚至,仍有很多观众将电影不足归因于李仁港的香港身份。

国庆后半程,《中国机长》票房强势逆袭,它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边界。但遗憾也有,英雄机长形象刻板,普通乘客群像杂乱,影评人惋惜它是“半出好戏”。电影的结尾也带来了理解差异:有些观众看来,一群人在布达拉宫前载歌载舞,更像集体主义的表达。刘伟强却对这个画面很满意,他觉得让一群叔叔阿姨去布达拉宫前跳广场舞,“很有趣”。

电影拍完,卓文耀和冯远文回到香港。剧组给每个主创送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上面绣着“中国机长”四个字和各自的名字。冯远文舍不得戴,又和导演多要了一顶,“一个是金色的绣花,一个是银色绣花。所以我有两款不同的颜色!”

《中国机长》剧组成员们在布达拉宫前合影

不在内地拍戏时,他们的生活、工作属于香港。也有好多香港电影人在北京安家。冯远文没有。“北京的房子太贵了!”他在香港还要供楼。他觉得那里竞争残酷,人们很难感受幸福。

生活习惯被内地同化则是难以避免的。卓文耀把Facebook当通讯工具,却用微信看新闻。冯远文熟练掌握打车、网上购物等生活App。回香港他几次只带手机出门吃饭,最后只能不好意思地和老板说:“我昨天刚从内地回来,习惯了不带钱包。”

冯远文把在内地拍的电影推荐给家人。外婆去年看完《红海行动》,直呼紧张、过瘾。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则对《建军大业》兴趣不大——这也是香港许多观众心存的隔膜。《建军大业》香港上映时,冯远文在Facebook上发文称这部戏并不说教,很多人在留言里怀疑:真的吗?

2019年9月30日深夜,冯远文在香港家中接受《贵圈》采访。香港社会动荡已逾百日。冯远文身边担忧、不解、愤怒,甚至仇视声四起。内地的兄弟们发来问候:“听说很乱,你没事吧?”也有福建朋友在朋友圈激烈地表达愤怒。冯远文很无奈,也尴尬。以前他能和朋友敞怀畅聊,现在则需要很小心。他想自掏腰包请朋友们来香港玩,笑称“现在酒店特别便宜。”采访快结束时,冯远文说:“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两地的感情”。

就在这天,《中国机长》在内地上映,当天破亿。随后七天,刘伟强导演、李锦文、卓文耀在朋友圈持续发布电影的票房海报:破5亿、破10亿、破20亿……他们为这成绩欢欣鼓舞。10月1日,和无数内地人一样,卓文耀在朋友圈发布了两张国庆图片,红色背景中是两个大大的数字“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