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主旋律电影背后，香港导演的爱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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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贵圈”（entguiquan） 文/何可人 编辑/向荣
2019年10月2日，752万香港市民如常工作，但香港人卓文耀要“回深圳”。
和往年不同，这一天香港海关人流冷清，闸口前没有长龙。不到两小时，卓文耀就从香港来到深圳南山区的一家影院。他花38元人民币，买了一张下午5点45分的《中国机长》电影票。
111分钟后，电影结束，他的名字出现在大银幕的片尾名单里。
卓文耀是《中国机长》的美术指导。今年国庆档热门影片中，《中国机长》和《攀登者》的主创团队都来自香港。曾经香港电影人没有国庆档，只知春节档。如今，国庆档赛道上也有了他们的身影。
《中国机长》剧照
今年“史上最强国庆档”的7天，香港影人仿佛穿梭在不同的空间语境里：眼前的香港，维多利亚港没有了烟花；而罗湖以北，红旗高举，欢声震地，内地观众在庆典里释放出强大爱国热情，每一天刷新着他们深度参与的电影的票房。
一江之隔，经历着极致的热烈和肃杀。两种话语体系在拍摄献礼片的香港影人那里交汇，他们往往只能用一个苦笑，消解误解和荒谬。
“回深圳”
卓文耀习惯把去深圳说成“回深圳”。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回深圳看电影。
许多片子在香港不上映，卓文耀近来在内地先后刷完《骡子》《烈火英雄》和《诛仙》，后两部电影的导演都来自香港。
《诛仙》发布会上导演程小东（右三）和演员们合影
和同仁比起来，卓文耀北上的步伐不算早。他的普通话至今磕绊，但并不妨碍他愉快地接受《贵圈》的采访。他在香港出生，在加拿大求学，毕业回港，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是刘德华、谭咏麟、关之琳主演的《至尊无上》。他担任美术指导的片单，远有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近至古天乐的《反贪风暴3》。
这两年，卓文耀开始担任内地影视剧的美术指导。去年，他刚从国产偶像剧《我的莫格利男孩》剧组出来，就被刘伟强拉到了《中国机长》片场。
对熟悉香港电影的观众来说，导演刘伟强的标签是“古惑仔”、《无间道》，他的作品里有香港最浓烈市井气味和江湖逻辑。这些气质和眼下的“大国情怀”“政治话语”判然有别，但对这位北上先锋来说并不陌生。他很自信地告诉《贵圈》：“怎么会陌生？1992年我就来北京了。”
《中国机长》路演期间，他密集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坚持用不算流畅的普通话和记者交流，以示尊重。采访中，为了形容“机舱如何逼真地颠簸”，他突然从软椅上跳起，双手不断比画。想不起年轻演员的名字时，他皱着眉、眯着眼笑骂：“哎呀呀，那谁，那个王八蛋叫啥来着？”
2017年，博纳老板于冬把刘伟强推上了献礼片舞台，让他执导《建军大业》。一年后，当博纳拿下《中国机长》的原型故事，于冬又把它交给了刘伟强。上映23天，《中国机长》票房接近27亿，成为博纳“中国骄傲三部曲”的高潮。
职业，是香港导演成为献礼电影热门人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攀登者》选择李仁港当导演，很大程度就是出于市场逻辑。
《攀登者》剧照
《攀登者》题材特殊，做特效费时费力。从项目最早的意向征询到国庆上映，时间不过一年零三个月。徐克曾对这个故事相当感兴趣，但听闻紧张的筹备期后，决定只以监制的方式参与电影。
上影集团“没有退路”，选择了李仁港，因为他是“业内出名的不超时、不超支导演，一旦答应下来，必定能在时限内完成。这是他的个人品质，也是他长期在香港电影商业化运作下搏杀的职业习惯。”
《中国机长》留给刘伟强的时间同样很短。川航3U8633事故发生在2018年5月，四个月后，于冬给刘伟强打电话，“这个题材在我手上，你来拍好不好？”
刘伟强接下挑战，拉出了一支队伍：美术指导卓文耀是《澳门风云》系列电影里的老拍档，监制李锦文是《烈火英雄》里的熟人，摄影指导冯远文是《建军大业》里的兄弟……除了做飞机实体模型的是西安人、特效是美国人，其余每一个部门负责人都是和刘伟强合作多年的香港电影人。
每个负责人又迅速召集团队。卓文耀的美术团队有20余人，他从香港请了两位同仁来帮手，其余全部来自内地。监制李锦文的队伍人数众多，她有一帮小兄弟来自河南，另一帮来自四川。摄影指导冯远文的队伍里，到处可见上海、江苏的伙计。
这是一个架构清晰、分工明确的队伍。它看似像一个层次分明的金字塔，细看其间每一个单位，又有着丰富的内容。
亲密无间
拍《中国机长》期间，卓文耀等香港影人经常在香港和内地之间穿梭，过关总要排长队。5个月后，电影上映，香港街头已经很少见到内地游客拖着箱子走过。但在电影领域，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协作仍然亲密无间。
监制李锦文刚刚跟着《中国机长》从成都路演回来。她告诉《贵圈》：“大家在重庆和成都这两天的路演都融在一起了，特别的团结和开心。”有赖平时跟天南海北的兄弟学河南话、成都话、重庆话，她的普通话尽管保有南来的口音，但已模糊了粤语的铿锵感。重庆路演时，全场合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李锦文不会，心里着急。到成都路演的时候，她已经能跟着旋律唱了。
李锦文（左三）在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与同学们合影
她是1974年的香港小姐季军。那一届的港姐都没当演员，李锦文也转战幕后。如今，她的选美经历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她最为人知的身份是亚洲著名监制。
她算是“比较早一点过来内地工作”的香港电影人，经营至今，她的制片团队加场务班底，多时有几十人，共事时间最长的，是和她并肩作战了三十多年的执行监制，来自香港，还有一个16岁就跟着她的内地小兄弟，已经合作了超过15年。李锦文在内地没活的时候，这支队伍四散开，各自为生计作业。只要她有工作，80%的人会归队，李锦文对此很自豪。
李锦文家人住在香港，只有她一人长留北京。国庆前，和无数北京市民一样，李锦文在深夜听见了为庆典演练的烟火声，第二天白天又看见飞机在天上飞，“感觉中国真牛”。
跟香港导演合作拍主旋律电影，庆祝国庆，让她觉得“很荣幸，我很幸运”。她主动说起自己这一代香港人，97年之前是英国殖民地二等公民，“回归之后，我是中国人，我很自豪”。但同时也不避谈“一个香港导演，一个香港监制，要拍一部（主旋律献礼片），你想想看我们的压力有多大？”
《中国机长》的摄影指导冯远文也强调过这种压力。2017年，他随刘伟强进入《建军大业》剧组。他形容导演的压力：“坦白说，如果拍不好，两边都不是人。”
《建军大业》剧照
冯远文回忆刘伟强那会儿的境遇：香港人会问，跑过去拍人家主旋律的电影干嘛，你为什么不拍古惑仔呢？内地这边也在质疑，找一个古惑仔的导演来拍主旋律，肯定不行。
“很可怜，当时真的很可怜。”冯远文感慨。
刘伟强接到《建军大业》剧本时，反应和大部分人一样：“啊？怎么找我拍这个？”他花了两年时间，补习关于建军的历史。监制黄建新对媒体回忆，摆在刘伟强案头的资料书籍，堆起来能有三人高。
在内地拍电影，香港人要“消化、研究和适应很多东西”，包括历史、政策、技术、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等。在内地，第一次被喊“老师”时，李锦文、冯远文都左顾右盼，不明所以。现在李锦文喜欢被剧组里的人喊“姐”：“不叫我姐，我就觉得你跟我不亲。”冯远文更乐意被喊“文哥”，如果是同辈，可以喊一句“文仔”。
冯远文积累了不少在内地拍戏的经验：比如进组前一定要谈好条件，大到用胶卷还是数字拍摄、使用什么档次的摄影器材，小到手底下的人能否保证8小时睡眠……这些他都曾交过学费。他觉得江苏人上海人说话灵光、懂变通，四川人比较耿直、忠心。他对香港人的评价是“什么都很随意”，唯一不随便的是工作。香港人认真的时候连爸爸也不管，有错就骂……
冯远文和卓文耀都不喝酒，也吃不了辣。偶然在横店发现口味正的茶餐厅，卓文耀会在朋友圈里发图。随《中国机长》进蜀拍摄后，他入乡随俗地在吃火锅时点上一份油碟加蒜，第二天闹了肚子。
《中国机长》团队在一起吃火锅
他们对内地的酒桌文化束手无策。探班的人送来烟酒，冯远文常送给片场的司机师傅和场工兄弟，这让他在片场的人缘特别好。工作时只要一喊“高台（记者注：高台架机位）”，场工们就“哒哒哒”地赶来，干脆利落地搭好。
赶上收工早，冯远文会在棚里打打羽毛球，固定球友是一位内地录音师。他最喜欢和兄弟们晚上在酒店房间干“违法”的事——煮饭涮菜。大家喝点小酒，说笑间讨论下今天你哪里做得不对，我哪里不应该骂你。
比起冯远文和卓文耀，监制李锦文要面对更上层的场合。她发现内地许多领导其实很开放，也没什么官腔。接触多了，李锦文能听得懂开会时官员们传达的那些精神，却复述不出来。那感觉就像她刚来内地时学习简体字，认得出，却不会写。
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这群香港电影人将过去积累的经验，潜移默化地移植到内地电影工业的土壤里。
比如李锦文在自己的剧组立下规矩：在场地情况许可下，所有人不论职务高低都坐着吃饭，而不是蹲在路边进食。投资方起初不理解，李锦文给对方算账：“每一个电影人都得到尊重，他们会带着满足和信念开心跑去工作——而不是慢吞吞地走过去，那么可能三天的戏两天便能拍完。这个钱省了多少？”
现在她的剧组开饭，有棚的会辟出一个棚，一部分摆道具、场务工具，一部分摆餐桌椅子；没棚的也尽可能辟出一块空地摆餐桌椅子。领餐的人排两到三行，队伍不会太长，为的是端在手里的饭菜是热的。
“背靠祖国”
北上前，李锦文对内地电影几无了解。上世纪90年代，内地电影市场基本空白，香港电影风头正劲，功夫片颇受欢迎。李锦文一年飞几趟美国总部，汇报项目。1999年，李锦文加入哥伦比亚影业，担任多部内地电影的制作总监，包括《一个都不能少》《卧虎藏龙》《可可西里》《天地英雄》《功夫》等的制作。“那时候我就在想，把美国电影制度拿过来，我们再融入我们自己的一套制片方式，有可能帮到中国电影进入正规的制度。”
上世纪90年代初，合拍片刚刚兴起。冯远文跟着徐克拍《新龙门客栈》，“第一次接触祖国”，他感慨北京的秋天原来是那么漂亮，而冬天“会下雪的！”
剧组那时候给他们配的人手，多半都是某某的表弟——刚放下锄头，从乡下出来闯世界的打工仔。冯远文回忆当年，一帮香港人做了不少功夫，带出来的幕后工作人员涉及“摄影、灯光、道具、发型师，每一个部门都有。”
冯远文的大助理是南通人。11年前，小伙子从农村出来，在片场做场工，什么也不懂，一天领二十几块薪水。冯远文观察到他手脚勤快、干活主动，就对领班说：“这个兄弟能不能借给我摄影组用一用啊？”从此将人“据为己有”。
冯远文是“红裤仔”出身。在香港电影史上，除了特级替身，那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从小工、助理、场记摸爬滚打熬出头的剧组工种，也被称为红裤仔。刘伟强当年做摄影指导时，冯远文就是帮他推轨道的人。“当时我师傅用什么方法教得我，我也用我师傅教我的方法传承下去。”
冯远文给徒弟们立规矩：抽烟去棚外，工作时嘴里不能叼着烟；不能随地吐痰；在片场取东西要打招呼，“不要像蛮牛一样冲冲撞撞”……
他向他们“灌输”信念：“你是专业人才，而不是来搬搬东西的苦力。”他督促他们独立思考，“我希望你今天来跟我开工，不光是赚这笔钱，我希望能在我身上学到一技之能，这个技能帮你改善你的生活，提升你自己。”
现在，他的好多兄弟都能独当一面，拍广告，甚至拍小成本网大。那位南通助理，如今是业内优秀的跟焦员，兄弟、叔叔、舅舅全都在摄影组。冯远文说“大家是一家人”，他在内地的生活全部依赖助理，觉得“我在内地的兄弟，感情比在香港的兄弟来得更好一些。”
不过20年光景，两地的专业程度已没有大区别，冯远文甚至觉得内地“可能会稍微占上风一点点”。内地电影预算充足，机会多，市场大，电影技术人员眼界迅速开阔。而香港，“市场越来越萎缩”。冯远文很痛心，他是香港专业电影摄影师学会成员，曾参与四十多部电影的拍摄。早年他参与的《新龙门客栈》《新少林五祖》《中南海保镖》《鼠胆龙威》《笑傲江湖2》等，被看作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
那时候，香港是亚洲最好的电影市场，诞生了许多经典，也让冯远文见过、学过终身受用的技艺。但唏嘘之后，他决心活在当下，“看以前是没有用的……其实还是要背靠祖国，坦白说！”
《红海行动》获第十四届长春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现在，冯远文有了新的代表作《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他在香港几次与奖项擦肩，倒是在长春电影节，因为《红海行动》捧回了一尊最佳摄影奖。
“用电影爱国”
今年大年初四，冯远文、卓文耀和其他同事早早开工拍摄《中国机长》。有香港同仁和冯远文说：“文哥，你经常都不在香港，肯定在内地一部戏接一部戏。”
冯远文苦笑。他无法和香港同仁解释，在内地电影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是少数。他和卓文耀这样的技术岗，按行规拿工资。卓文耀的解释是：“市场大，所以他们的叫价能力高。可能是这样子。”
面对的资源确实大不相同。在内地拍戏，光是组里的车就有五六十台；在香港，十台八台已拉满所有部门的东西。有时转场距离近，剧组甚至会通知“你们自己打个计程车过去就OK了。”
1992年，《新龙门客栈》在新疆堪景，徐克在一处悬崖下发现拍摄的好位置，却找不到可以走过去的路。后来，靠解放军部队来帮忙，炸山开路。冯远文至今印象深刻，直呼“夸张”。
这样的支持香港电影人以前难以想象，而在内地却可以实现。为了给《中国机长》剧组造一架1：1的飞机，西安一家工厂，两万多人停下手头的工作，赶工三个月。这让刘伟强除了佩服，无话可说。
《中国机长》片中的飞机是道具
香港电影人成了拍摄献礼片的新生力量，但“用电影爱国”这件事，香港导演们还在学。《攀登者》上映后，李仁港说：“对票房没有预期……剩下的交给观众。”去采访的记者形容这句话，像是劫后余生的感慨。
《攀登者》拍摄期间，李仁港一度尿血。如果回香港就诊，耗时三天。进度耽误不起，他靠在美国的哥哥买来的药抑制病情。电影票房并不理想，付出的辛苦说出来，很容易被指责为卖惨，无法换回同情和理解。甚至，仍有很多观众将电影不足归因于李仁港的香港身份。
国庆后半程，《中国机长》票房强势逆袭，它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边界。但遗憾也有，英雄机长形象刻板，普通乘客群像杂乱，影评人惋惜它是“半出好戏”。电影的结尾也带来了理解差异：有些观众看来，一群人在布达拉宫前载歌载舞，更像集体主义的表达。刘伟强却对这个画面很满意，他觉得让一群叔叔阿姨去布达拉宫前跳广场舞，“很有趣”。
电影拍完，卓文耀和冯远文回到香港。剧组给每个主创送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上面绣着“中国机长”四个字和各自的名字。冯远文舍不得戴，又和导演多要了一顶，“一个是金色的绣花，一个是银色绣花。所以我有两款不同的颜色！”
《中国机长》剧组成员们在布达拉宫前合影
不在内地拍戏时，他们的生活、工作属于香港。也有好多香港电影人在北京安家。冯远文没有。“北京的房子太贵了！”他在香港还要供楼。他觉得那里竞争残酷，人们很难感受幸福。
生活习惯被内地同化则是难以避免的。卓文耀把Facebook当通讯工具，却用微信看新闻。冯远文熟练掌握打车、网上购物等生活App。回香港他几次只带手机出门吃饭，最后只能不好意思地和老板说：“我昨天刚从内地回来，习惯了不带钱包。”
冯远文把在内地拍的电影推荐给家人。外婆去年看完《红海行动》，直呼紧张、过瘾。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则对《建军大业》兴趣不大——这也是香港许多观众心存的隔膜。《建军大业》香港上映时，冯远文在Facebook上发文称这部戏并不说教，很多人在留言里怀疑：真的吗？
2019年9月30日深夜，冯远文在香港家中接受《贵圈》采访。香港社会动荡已逾百日。冯远文身边担忧、不解、愤怒，甚至仇视声四起。内地的兄弟们发来问候：“听说很乱，你没事吧？”也有福建朋友在朋友圈激烈地表达愤怒。冯远文很无奈，也尴尬。以前他能和朋友敞怀畅聊，现在则需要很小心。他想自掏腰包请朋友们来香港玩，笑称“现在酒店特别便宜。”采访快结束时，冯远文说：“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两地的感情”。
就在这天，《中国机长》在内地上映，当天破亿。随后七天，刘伟强导演、李锦文、卓文耀在朋友圈持续发布电影的票房海报：破5亿、破10亿、破20亿……他们为这成绩欢欣鼓舞。10月1日，和无数内地人一样，卓文耀在朋友圈发布了两张国庆图片，红色背景中是两个大大的数字“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