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深度解析:为何阿根廷一次又一次的陷入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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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证券9月27日讯,对阿根廷人来说,经济陷入危机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熟悉的轮回了。随着席卷这一南美第二大国的金融危机在9月已进入第四周,当地居民们仍在银行挤兑取出现金,希望确保自己存款的安全。
当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总统领导的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以来,他们已经从商业银行取出近60亿美元。一位熟悉紧急救援计划的政府高级官员说,在实施外汇管制以来,阿根廷央行已经开始动用在美联储的存款,空运回约40亿美元现金。
从迈阿密和纽约起飞的装满美元的喷气式飞机着陆后,装甲卡车将把这些钱迅速送往阿根廷印钞厂。随后这些新的比索会被紧急送往各大商业银行,各大银行则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以便惊慌失措的客户能够取出他们的现金。
官员们表示,“要确保所有分行都有足够的现金,让人们冷静下来,避免谣言、推特或社交媒体上关于美元短缺的言论泛滥。”
马克里掌权近四年后,阿根廷正在重复这个困扰拉美第三大经济体70多年的经济模式。在应对高通胀和经济收缩中来回反复,并耗尽了自己的本币。
这个拥有4400万人口的国家可能会面临约1150亿美元外币债券的违约,而就在18年前,该国刚刚经历了上一次重大危机,当时该国1,000亿美元的外债违约。至今阿根廷还欠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少440亿美元,并将试图对这些债务进行重组。
全球波动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在过去的60年里,阿根廷已经接受了近30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方案,其中大多数都带有该国经常违反的硬性财政紧缩条件。但即便如此,阿根廷还是出现了至少8次债务违约。
“阿根廷似乎困在了自己的经济周期里,”阿根廷经济学家丹尼尔-马克思(Daniel Marx)说到。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认为,阿根廷可能是世界上经济波动最大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该国自1980年以来年均通胀率高达220%。阿根廷央行历史上有过61位行长,但只有在上世纪40年代有一位行长完成了自己的任期。
而阿根廷的根本问题则是常常陷入入不敷出的财政窘境。政府的支出经常超过他们通过税收和其他方式获得的收入。自1950年以来,阿根廷几乎每年都有巨额财政赤字——除了2000年初大豆出口价格飙升的那几年。在保守的马克里领导下,这一赤字水平平均约为每年经济产出的5%。
为了弥补差额,阿根廷经常印钞票来刺激通货膨胀,或者从国外借美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由于阿根廷是一个充斥着效率低下企业的保护主义经济体,它很难通过出口创造足够的美元来偿还美元债务。最终,债权人要求更高的利率,债务支付变得不可持续,整个体系崩溃。
这种熟悉的危机周期扭曲了阿根廷人的商业经济,在稳定的经济体中,大量库存会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因为高库存会增加仓储等成本。但在阿根廷,企业增加库存是为了保值。
比如斯蒂法努托(Lino Stefanuto)入股的贝塔汽车阿根廷公司。即便在经济景气的年份,65岁的斯蒂法努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的仓库里堆满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摩托车零部件。“库存可以让你消化通胀带来的所有冲击,这样你就不会从市场上淘汰,”斯特凡努托说。
他的计划是,在经济复苏之前,有足够的空间存放零部件,从而导致销量暴跌。他的工厂储存了大约1200辆摩托车,是2017年水平的四倍。他表示:“公司的收益将继续用于扩大库存,而不是投资于其他任何东西。”
居民们用随时可能进一步贬值的比索进行基本交易,但转而使用美元储蓄、设定房地产价格或进行房地产交易——有时是用装满美元的公文包。经济学家估计,阿根廷人有700亿至1500亿美元藏在床垫下或保险箱里。咨询师、前财政部副部长费雷雷斯(Orlando Ferreres)说,他们在海外拥有约5,000亿美元的资产。
“由于信誉问题,阿根廷民众对比索的需求非常低,”阿根廷央行前行长马丁-雷德拉多(Martin Redrado)表示。他在2010年任期结束前8个月被当时的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赶下台。在她用美元储备偿还政府债务的计划上,两人意见相左。克里斯蒂娜甚至派联邦警察去银行阻止他进入他的办公室。
即使是美元储蓄也很难让阿根廷民众放心,这是有过黑历史的。2001年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没收了银行账户,向储户提供政府债券,或将他们的美元存款变成比索。阿根廷经济萎缩近11%,贫困率飙升,企业遭到洗劫,时任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ua)乘直升机逃离总统府。
经济学家警告称,目前的危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可能是长期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阿根廷经济凭借大宗商品出口价格飙升而在21世纪初出现过反弹。如今即便是向中国大举增加出口也难以缓解暂时的颓势。
外汇管制限制了公司将美元收入汇往海外,同时仅允许普通阿根廷人每月将至多1万美元汇往海外。
“前方道路艰难,”阿根廷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西半球主管克劳迪奥-洛瑟(Claudio Loser)说。
马克里的办公室将问题转给了财政部,财政部没有回复置评请求。政府曾表示,为遏制金融市场波动,有必要实施外汇管制和其它措施。
庇隆主义复辟
最近的麻烦始于8月中旬,当时马克里在大选初选中以较大劣势输给反对党庇隆主义者(Peronists)。投票结果显示,庇隆派几乎肯定会在10月27日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在经济衰退加剧、利率徘徊在70%左右之际,庇隆主义卷土重来引发了当地股市和汇市的抛售。
庇隆主义总统候选人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和他的竞选伙伴基什内尔(Kirchner)承诺废除马克里的市场改革和不受欢迎的紧缩措施。“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不信任他们,也不相信他们对阿根廷进行变革的方式,”马克里说,但他后来为这些言论道歉。
费尔南德斯上个月底在竞选总部接受采访时说:马克里政府造成的损害与2001年阿根廷遭受的类似:债务违约、没有外汇储备、货币大幅贬值和贫困加剧,对我们来说,全世界依旧相信马克里能带领阿根廷走出困境着实令人震惊。”
费尔南德斯的一位发言人说,费尔南德斯本月早些时候访问西班牙期间会见了外国投资者,并承诺如果他赢得选举,绝不会拖欠债务。
马克里曾是博卡少年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后来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和总统。他承诺要使得这一全球最为封闭的经济体更为开放,并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来掀开金融改革的新篇章。
任谁看来这都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在基什内尔及其前任丈夫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执政期间,阿根廷的公共支出飙升至国民经济的45%以上。到2015年,公务员人数比2003年增加了约60%。今天,阿根廷约26%的劳动力在公共部门;相比之下,美国公共部门仅雇佣了大约14%的美国劳动力。
在2003年至2015年的三个任期内,阿根廷人已经习惯了支付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低的电费,因为国家在能源补贴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工资和福利成本飙升,政府花了13亿美元免费转播足球比赛。
信奉庇隆主义的政府大肆挥霍后,往往会有一个非庇隆主义者当选,以收拾入不敷出的烂摊子,这通常意味着一个不受欢迎的财政紧缩计划。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阿根廷没有一位非庇隆主义总统完成任期。
当马克里于2015年12月上台时,他推迟了大幅削减预算的计划,倾向于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减少支出。他的政府大量从国外借款来填补赤字。
去年,美国利率上升和对阿根廷债务的担忧导致比索暴跌,导致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570亿美元的救助,这是IMF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不考虑通胀因素的救助。
作为交换,马克里加大了预算削减力度,这对40岁的法比安-里维拉(Fabian Rivera)这样的阿根廷人来说意味着灾难。里维拉是六个孩子的父亲。2016年,他是阿根廷国家图书馆240名被解雇员工之一。2005年,国家图书馆的员工数量仅为约300人,而2016年,这一数字跃升至1050人左右。今年3月,他的妻子在在那里被裁员了。
里维拉做着一些零工,他和妻子计划在10月份把票投给马克里的对手,希望在费尔南德斯政府的领导下重新获得工作。里维拉说,“我们不知道还能如何面对这种几乎让我们流落街头的经济形势。”
如果费尔南德斯获胜,他将与雇主们签署一份广泛的协议,在刺激消费和工资的同时抑制通货膨胀,以此来刺激经济。这是庇隆主义者惯用的伎俩。在采访中,他说他的政府将追求财政纪律和平衡预算,“国家不会取代私人资本。”
庇隆时代的遗产
阿根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胡安-多明戈-庇隆时代(Juan Domingo Peron)。20世纪30年代,这位魅力非凡的军官在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完成阿根廷武官任期后回国,并开始将自己的学识付诸行动。他写道,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成就了“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一个结构完美的社区,一个结构完美的人口。”
1943年担任国家劳工部长时,他制定了医疗、养老金和低成本住房福利,并实施了劳动法,比如将最低工资与生活成本挂钩。作为总统,他将工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将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收归国有,并利用国家实现阿根廷的工业化。工资上涨了,但生产却一落千丈,通货膨胀飙升,叛乱迫使他流亡国外。
庇隆留下了一笔“遗产”,让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至今仍能深切感受到。在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工厂组装的消费电子产品直到最近才以高价在国内市场销售,国家经营着持续亏损的阿根廷航空公司。大量效率低下的公司免受全球竞争的威胁,也没有出口的动力。
庇隆时代的一项政策要求政府以低价购买农产品,这一政策在现代得到了更新,马克里的前任迫使农民缴纳出口税,这在现代经济中闻所未闻。制造业出口也要征税。
另一个严峻的现实是阿根廷长期以来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当大豆和小麦价格高企时,它可以借入美元并偿还债务。当价格下跌时,央行只能加印比索来填补预算缺口,通货膨胀便开始萌芽。
经营着一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家族食品加工企业的亚历杭德罗-贝斯塔尼(Alejandro Bestani)表示,“从经济角度讲,我们公司的历史就是阿根廷的历史,我们的经营生涯充斥着通货膨胀。”
贝斯塔尼家族桃加工产品的市场已扩大到整个拉丁美洲,拥有着2500英亩的农田和加工设施。其印加品牌罐头食品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但他表示,在两次破产之后,这些农场几乎都消失了,品牌也随之衰落。
为了生存,销售经理们不断地重新谈判合同。即使在公司交付产品之后,价格也必须定期调整。大多数产品仅交付于那些可以预付货款的人。公司的合同几乎不存在信用。
“在高通胀下,成本会把你活活吃掉,”贝斯塔尼说。“你失去了业务的重心,没有开发新产品,整天都想着怎么提高售价。”(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