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望》张珺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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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宣传工作，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性是在封城之前，那时正在筹备1月16日春节联欢会。这是医院搬到新环境的第一年，想着新年要有新气象。
13日，我感觉有点感冒，查血结果正常，开了止咳药和感冒药。吃了两天效果不明显。一直拖到15日，那天人没劲，快下班时量体温，38.5度。我想这样不行，应该打针，但检查甲流、乙流、C反应蛋白、血压，全部正常，医生说还是吃药。
16日开联欢会，一天都忙，等我回家量体温，烧到39度。用了退热拴，体温还是38度以上。
17日上班，社区医院的专家看了以后，他说用泰诺，再打针。打了两天不见好转，发烧以外，食欲也变差了。之前外界一直没什么官方消息，到了19日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同事出于好心，说还是做检查比较好。我那时候有些纠结，不想去大医院检查，因为我已经订好了20号去日本的机票，怕万一把我隔离了，怎么出去呢？
19日，我到了武汉市第五医院。天啊，好多人。早上9点我过去，门诊大厅都是人，我挂号50多。医生让我查血和做CT。医生说：“你怎么不早一点来看，早一点提高警惕？”他说：“你肺部感染，要住院。”我有点紧张。但是没有病床，我只能去住院部先排着。我想我在社区医院工作，能不能通过双向转诊的通道快一些？结果不行，只能在门诊打针。这天到晚上我才打完针。
20日一早上我又去，那个情形比19日吓人得多。19号医生还是穿普通工作服，戴口罩；结果20号医生全部穿隔离服、戴防护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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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我排80多号，等下去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前一天做了检查，片子都在，趁里面刚有一个病人看完出来，马上进去和医生说，能不能帮我连着开两天针。
出来以后，我到处打电话给自己联系病床。我和认识的医疗科负责人联系，又给平时工作有交集的五医院工会、护理科、企划部的人联系——反正到处打电话，都说没有床。我只能打完针回去。
21日还有第三针。这天，我记得很清楚，输液室里面全都是人——人挨人，人挤人，输液室里面的护士忙不过来。前两天我还可以一个人去医院，那天我状态不好，一点劲儿都没有，老公陪我去。我和旁边人商量，让了一个位置给我坐。我坐着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打上针。
这一个多小时里，我在给我们社区中心的人打电话，包括医院领导，看能不能联系到病床。结果，我打上针十分钟，一个同事说，“肺科医院有床”，他们把以前的结核病人转走了，位置腾了出来。我说我的针刚刚打上去。他说：“这时候你赶紧去吧，大不了浪费一点针。”
我让护士给把针拔了，和老公拦了辆出租车去肺科医院。等我到了，他们说只接待首诊病人，像我这样根本不接待。我当时想，肺科医院离同济医院近，走过去不是很远，既然来了，还是做个检查。我从五医院到肺科医院又到同济，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人特别多，那时候叫到的号是180号，我的号是248。
发热门诊大概是一个1000平米的大厅，看病、化验、CT检查、输液观察都在这里。一个座位都没有，我老公在外面花25块，买了个带靠背的折叠凳。实在太难受，站也站不了。我带着两层口罩，先是在靠近门口通风的地方坐着，后面觉得人实在太多，我很害怕，于是把凳子搬到外面一个柱子后面，这样能挡风。这天阴冷阴冷的，上午刚下完雨。老公买了麦当劳，吃几口吃不进去。
一直到下午四点，我看上了病，等结果需要三四个小时。我们在旁边酒店开了一间房。从同济发热门诊走到酒店只有大约200米，但我走得非常吃力，身体软绵绵的。等到晚上七八点，我们去医院拿结果。我跟医生说要做新冠病毒检查，他说不行。我说我要求做。他说要按照国家检测规定，符合条件才能做。当时我的CT诊断是双肺感染，从影像上看没有毛玻璃状影像那么严重，不能明确是病毒性肺炎。
我做了甲流、乙流、E源体、Z源体、血常规，所有检查都做了。检查结果只是白细胞偏低。如果白细胞偏低，又有肺部感染，和新冠症状有点相似。医生给我开了莫西沙星、莲花清温、奥司他韦。
22日，我感觉呼吸不通畅了，晚上体温还高。23日我又撑了一个白天，到下午实在受不了，晚上去了五医院。武汉市从22日下通知，五医院是第一批发热定点医院，我想病床应该有了，结果还是没有。门诊大厅里那些人好可怜——都眼巴巴看着导诊台，医生开了入院证明住不进去，只能登记，有床了通知。
我这时又反复找我们中心院长，找五医院的领导，都说没有床。我看，连五医院的直接分管领导都惊动了，没办法安排一张床。真的是一床难求。没办法，我想只能靠自己了——靠自己的意志力，靠自己的抵抗力，看能不能度过来。
回家后，我把自己隔离在房间里，老公送吃的进来。23日那天，呼吸接不上来，感觉要死过去，真的很绝望。我不敢和家里人说，只能心里默念“一定能挺过来，一定能挺过来”。我老公、爸爸、妈妈都很紧张。他们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你有什么事，我们怎么办？”
我逼着自己，能够吃就吃，能够活就活，不管是什么东西，能够吃到口里，就要尽量吞进去。他们说要多喝鸡汤，吃鸡蛋羹，吃含蛋白质的东西。鸡汤里面的内容肯定是吃不进去，我就喝汤。吃橘子吞不进去，我就使劲咀嚼，把汁咽进去，把东西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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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因为精神力量，我发现24日体温降下来了。
那天中午，五医院的领导又打电话我，说刚刚有人出院，问我去不去住。我很犹豫，过去反而增加感染的机会。我说：“谢谢您，我不过来了。”
后面接连25日、26日、27日，我的体温没有超过37度，只是食欲没恢复。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我爸爸从27日开始发热。
我爸爸今年75岁，不知道他那天怎么想，突然想爬楼。我家住12层，他可能想先爬楼，爬累了再坐电梯，但他中间爬不动了。年纪大的人有时候糊涂，他不知道自己在几楼，忘记了电梯和楼梯中间怎么转。我爸爸青光眼，也看不清楚。好在他知道打电话。
我当时在房间隔离，就听到我妈妈在外面急得叫。我爸爸后来自己回来了。但是他在楼梯间坐了半个小时，感冒导致抵抗力变差，接着就发热。他的症状和我一样，我很担心，他年龄大了不像我能够扛得住。
我再一次开始联系病床。五医院、汉阳医院我都问了，没有。那时候交通管制，出租车叫不到。我妈妈着急，说：“这怎么办，如果死在家里了，连殡仪馆都没有办法去。”我按照自己那一套治疗方案，先给他用药。也不敢让其他人接触他，只能靠我。
自从我发热，家里每时每刻都戴口罩，经常消毒和通风。我房间门不打开，每天分两次开窗。外面的客厅和阳台，白天窗户开着通风。我儿子住他叔叔家，老公在儿子房间。爸爸发热隔离在书房，门关着，窗户打开，但为了保暖，暖气片都开着。开门关门用纸包起来。庆幸的是，2月1日我爸爸体温恢复正常了。
我是老鼠年的本命年，1月24日正好除夕。当时我躺在床上想，以前都说本命年要注意，我还提前买了红衣服。从里到外一套红的，红棉袄、红毛衣、红内衣、红手套，还是扛不住。直到24日体温恢复正常。我想：“看来非要等到老鼠年来。”
隔离那几天，我专门换上了大红色秋衣秋裤。这是元旦前买的，本来是想带去日本，我儿子说24号逛寺庙，准备那时穿一身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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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隔离期满了，回社区服务中心上班。我之前就跟同事发微信说：“看到你们这么辛苦，我要尽快来和你们并肩战斗。”本来我初七就想上班，担心有传染，所以在家里多待了三天等隔离期满了才来。
2月3日出发前，我和老公大吵一架，他对着我喊：“你不要命？”我说：“你说什么也没有用，我今天肯定要去上班的。”谁不要命呢？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再说我是一个党员，我怎么在家里呆的住？说不好听的，现在谁家不是上有老，下有小？
我家到单位直线距离6公里。我早上7点10分骑摩拜出门，街上没人，马路很空旷，但很干净，还有环卫工人在扫地。平时街道都是车水马龙，难得看到这样的场面，太安静了。那几天武汉天气也不错。就是骑摩拜好累，我骑了25分钟，实在踩不动把车停在路边，走了过去。到单位不到8点。
我一直没有做核算检测。上班第一天，我在放射科拍了DR（胸部拍片），肺部比之前纹理清晰。我戴两层口罩，尽量和其他人说话保持两米距离。
回想起来，我说不上来是怎么感染的。我平时抵抗力很好，也没去人多的地方，唯一的可能是公交车。
这次疫情对于武汉市有很大影响，但周围都是积极向上的。大家相互鼓劲加油。有护士住很远，小孩很小，他们住在医院附近酒店里。晚上十一二点，在下夜班回酒店的途中，周围没有人，她自己在那里蹦跳。看着很可爱，很好玩，可以说苦中作乐。
我儿子最近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有天他电话说：“中气很足，你肯定好了。”
最遗憾的是日本之行了。做了这么长时间准备，最后没去成。我儿子马上大学毕业要出国读书，他说：“每次都是你带我出去玩，这次我带你去玩。”没想到疫情来了，未来还没有机会变得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