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腾讯科技 孙实
最近备受关注的热点事件之一，莫过于前几天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历时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一串串的耀眼数据的背后，互联网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期《亲历》聚焦四组跟互联网有关的脱贫攻坚故事：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口述人：何女士，人称“石榴姐”
人物档案：95后，四川大凉山人
三年前我从东航辞职回乡，带着村民在网上卖石榴
我之前的工作是在东航当空姐，之所以回到家乡，是因为几年前回家探亲的时候，发现那年石榴的收购价不高。我家自己也种石榴，我就发现父母以及村里的乡亲们，都在为石榴销售发愁。
我们家是在村子里，互联网还不太发达，种出来的石榴主要还是依靠传统渠道销售。市场行情好，收购价格就高，果农就能赚到钱。市场行情不好，不光是收购价格低，甚至可能就没有人来收购。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能帮家里以及乡亲们卖卖石榴。
一开始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家里人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对于大凉山的一个村子而言，大家都觉得当上空姐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就像是飞出大山了。如果再回到大山，还是当农民，肯定很多人都不理解。
但是我性格很拗，家里人都拗不过我，后来他们看着我一天在那儿非常忙碌，可能也想着既然不能说服我，还不如帮我一把，但是肯定打心眼里是不支持的。
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帮着身边的人卖石榴，做不成我就接着再回去上班。我最开始是通过直播来销售，成本也不需要多高，有一两万的启动资金、有一台手机就可以做起来。
最初的半年，我基本上每天早晚都在不停直播卖石榴，大概一天能卖一千多单，每单的利润也就是一两块钱。后面等销售体量陆续起来了，销售渠道也相对广一点之后，主要的心思就要放在仓库那边，直播就相对少一点。
等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在拼多多上开了店铺，后来拼多多也上线了一个叫多多果园的项目。2019年拼多多到大凉山去招一个石榴的供应商，给他们的多多果园供货。
经过2018年一年的沉淀，我们的店铺在当地已经可以说是第一名了。当时拼多多找到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发货质量、发货标准都比较好，所以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给多多果园提供石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多多果园这个项目，主要是让用户在APP上种虚拟树，等树长成之后，平台会免费给用户送一箱水果。如果这一箱水果是石榴的话，就会把这笔订单自动导入到我们的店铺里。
对于我们来说，销量就会非常稳定，只要我们有发货能力，并且能控品质，就会有比较稳定的利润，而且肯定要比直播带货的体量要大。
多多果园也会有一个价格底线，让我们自己去报价。比如下了一个3斤的订单，我们去给平台报价，平台觉得这个价格没有问题，他就会把订单引进来。
2018年我们的销售额大概是1500万，2019年成为多多果园的供应商之后，就达到了3000万，2020年则是接近5000万。
这样的销量对于果农来说，收入已经翻倍。此外，要卖这么多的石榴，我们就需要有人打包，有人装卸，这也带动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很多村民就不用外出打工，因为在家门口就有活干了。
我们现在的的规划是要搭建自己的仓储物流基地，里面包括仓储、冷链一体化，并且会往石榴深加工方面做一些尝试，比如加工成石榴汁、石榴酒，但当前主要开始考虑先把自己的物流园区建起来，把销量做的更大，下一步再去考虑深加工，把石榴的收益最大化。
口述人：李先生
人物档案：80后，四川某村党支部书记
我们的“时光鸡”养两年，价格直接提高一倍
我的家乡是四川秦巴山深处的一个普通小山村，2003年，我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2007年成为了成都一家公司的白领，工资最高的时候差不多年薪将近20万。
之所以选择回到家乡，第一个是因为2008年地震，对家乡有一种情怀；第二个是机会，觉得那个时候农村很落后，但这也是农村未来的机遇所在。
2008年我刚回来的时候是村主任助理，2010年换届的时候就当选了村支部书记，2008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成都和老家两头跑。正式当村支部书记之后，我就辞掉了成都的工作。
脱贫攻坚刚开始搞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探索方式方法。早期更多的是捐款捐物，给贫困户拉点钱，捐点东西，但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就提出以购带捐，思考如何打造品牌，如何抓住市场，让我们的产品能卖出一个好的价格，让老百姓有稳定的收益。
比如以前养五头猪，一头猪挣两百块钱，五头猪能挣一千块钱，我们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让农户还是养五头猪，但是能挣五千块钱，不去增加他的数量和规模，而是帮他提高品质，让他有更高的回报和效益。
商品有自己的供需规律，如果一味地让农户增加产品的产量，会导致供需失衡，产品多了，价格自然下来了，可能以前赚钱的东西，最后就变亏钱了。
我们的特色产品就是鸡鸭猪。我们的鸡叫时光鸡，鸭叫岁月鸭，猪叫年华猪，其实产品的同质化相对而言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想做品牌化。
以我们的鸡举例，它就一个核心，跟时间有关系，我们要把控鸡的生长周期，因为这个周期决定口感。我们的鸡不是催熟的，不让它短时间长大。
过去一只鸡就是五六十块钱、四五十块钱，我们现在一只鸡一年生的80，两年生的100，基本上比原来的价格高了百分之三四十。
但是我们的饲养成本又不会变多。因为老百姓养殖，还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喂养。以前收购小贩在买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鸡多长了一个月，就多给我们钱，他就是按照重量计价，而我们现在改变了方式，要求按照生长周期计价，这个算是我们村的首创。
这背后也都是思维的改变。市场上把农村的鸡都叫土鸡，消费者也没办法区分土鸡与土鸡之间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就起了个文艺的名字——时光、岁月和年华，都是跟时间紧密相关的东西，让消费者明白我们这个鸡的价值所在。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市场非常认可我们这种理念，消费者能够感知到我们的产品特色。
我们在互联网电商的销售占比不重，因为我们做生鲜，线上占比相对较低，我们更主要的是在成都有自己的连锁店、餐厅、专卖店和专柜。但我们的产品客单价相对较高，所以我们的受众面比较窄，所以我们没有进大众超市。
我们现在快手上面还没有做销售，目前主要还是拍一些短视频，比如老百姓生产生活的画面，记录老百姓最朴实的场景。下一步我们肯定是要跟快手有一些合作，包括他们要到村里搞一些策划，去培训我们村里面的一些老百姓，让他们都能拍一些短视频，自己都能够去运营。
直播带货我去年也提过，不能是一锤子买卖，必须以产品的品质作为基础性的保障。我们今年重点的方向也是要搭建短视频团队，包括直播带货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做。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新的工具，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种工具用好。
口述人：张先生
人物档案：四川阿坝人，2019年回乡送外卖
从杭州回到阿坝，当骑手赚的更多了，还能天天见到家人
我之前在杭州打工，2019年听朋友说，当美团骑手的收入比较高，再加上我父亲身体不好，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回到老家的县城，当上了美团外卖骑手，家里人也挺支持我回来的。
但当时我对我们县城的外卖环境不太了解，总觉得老家人平常吃饭是不会点外卖的，当骑手不能赚到什么钱，但是回来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外卖在县城其实非常火。
我观察到老家外卖情况是这样的，肯德基、麦当劳这类品牌餐厅比较少，美团外卖上的商家主要以自家开的小饭店居多，此外大城市流行的奶茶店、炸鸡店，这两年在县城也逐渐多了起来，到了晚上点夜宵的人也非常多。
我们这边的骑手配送的时间是早上7点半到晚上12点，这期间都是有单子的，每个骑手一天工作大概10个小时，中间还能休息一个多小时。
早期送的话一天大约送三四十单，到后来渐渐能达到五六十单。毕竟县城规模不大，基本上零点就都结束了，后半夜不太会有单子了。
收入的话，在杭州工资的绝对值可能要高一些，但是在那边要租房，衣食住行的成本要高，我家是在县城旁边的农村，住就不用花钱了，其他的成本都能降下来，所以最终赚到手的，还比在杭州的收入多一两千块。而且我收获的喜悦感，要远超过这一两千块钱所带来的，因为离家更近了，天天能和家人在一起，还能照顾父亲。
我身边一起送外卖的小伙伴们也都很高兴，当时身边有很多朋友都闲着没事做，家里面也比较穷，我就推荐他们过来，跟我一起送外卖。
当时他们还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可能之前他们没接触过外卖，不太相信当骑手能赚钱。但看到我在这里上班，还跟他们保证了，也就都开始试一试，最后都是没想到，在小县城里送外卖，竟然可以赚这么多。
在小县城送外卖有个好处，就是投诉率比较低。有时候单量比较多的话，确实会爆单，客人等得比较久就会投诉，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毕竟县城比较小，送的再晚也迟到不了多久，所以导致这个投诉比例比较低。
我现在不再当骑手了，主要是负责调度这些事，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9晚6，会相对轻松一些，所以也有时间琢磨其他一些事情，比如我现在就会有个小心愿，等着攒够了十万元，就在老家开个奶茶店，这其实是在以前不敢想的事情。
口述人：陈女士
人物档案：腾讯基金会员工，2020年到广西扶贫
我们在大山深处，设计了工业化的集装箱客栈
2020年4月，在广东省第二扶贫协作工作组安排下，腾讯参与了对国家挂牌督战贫困村的结对帮扶。腾讯的对口帮扶村，是广西都安县隆福乡大崇村龙布屯。
从驻村一个多月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里的贫困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2020年5月前尚未通公路，羊肠山道让村庄被大山阻隔，造成村屯内物资奇缺，居住条件十分简陋，绝大部分村民在通公路后才运进建筑材料，盖上了保障房。通上公路之后，村民家里依然是家徒四壁，唯一能称为家具的仅有床，唯一的大家电——冰箱，也只有三户才有。
那个地方土地非常贫瘠，只有石头，耕地很少，没有办法发展特色农业产品。村里还剩8户人家，是搬不出去的，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劳动力，孩子太多，他们如果出去工作，只有爸爸妈妈两个劳动力，而他们家里有6到10个孩子。
如果搬迁到县城，一个家庭就无法耕种大山里的自留地，一年就会损失约2000斤玉米的口粮和养羊、养鸡、养鸭对家里食物的基本补给。
虽然移民安置点有劳动密集型工厂，但工作时间固定，留守家庭的劳动力无法照顾小孩，且时间不自由，而这一个劳动力万一生病，全家可能不仅孩子没人看，而且可能连玉米糊糊糊都吃不上。因为山里的玉米地已经荒废。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他们为啥不搬出来。
根据这个村的情况，我们考虑的是要做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为他们带来可持续发展，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这里的日出很美，打造网红旅游景点，“观日出”是一个很不错的项目。这里还位于北回归线，天空清朗，我们还脑暴了一个“北回归线上最美的星空”，这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雏形。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就想做一个客栈。2011年我在贵州做扶贫项目的时候，做了一个侗族生态博物馆，属于文旅扶贫项目。这个项目成功了，疫情之前每年都有过百万的收入，带动了他们脱贫。
所以我们想把贵州的经验给复制过来，但这个村场地有限，自己本土的文化也基本消亡，没有办法去做他们本民族建筑。于是我们考虑做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差，在大山深处用工业化的东西，所以就设计了集装箱客栈，喊出的口号就是：来龙布，住客栈，看日出，观星空。
确定思路后，我就开始找供应商，一家一家比价。设计单位除了腾讯的用户研究和体验设计中心参与外，我们还邀请了参与过腾讯总部滨海大厦的设计的深圳同济人建筑设计公司，以及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通过带学生做毕业设计完成，他们不收一分设计费，主动参与进来，帮我们设计了龙布日出客栈。
施工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请建筑公司。除了箱体在厂家生产，整个基础工程都是村民包工头带着贫困户自己施工，因此有十几万的工钱是直接给到村民贫困户，他们上一天工、干一天活挣200块钱，我们把建设的钱也作为帮扶的一部分，你付出了劳动，钱就给到你。
集装箱客栈建成后，有10个标准间，按“两大一小”的入住标准，满员接待是30人。每周入住20人，48周有人入住，每年就是960人。
以人均500元的住宿和饮食费用计，每年的经营流水是48万元，扣除人工、水电、维修、采购等运营成本，每年能产生13万元利润。也就是说，公寓的日常运营不仅可以维持日常开销，还可以给村民创造收益。
我们刚去的时候是没有网的，只有在山顶上可以接收到旁边那个乡村基站的信号，当时他们村所有的人，如果要打电话都得爬上山。
我们去了以后，通过分公司的同事联系了广西移动，广西移动联系了河池移动，河池移动联系了都安移动，给我们安了4G基站，据说这是全广西历史上最快开通4G的，只用了一周的时间。
后来我们也帮村民申请了微信公众号，为他们开通了网上商城，房间预订，就可以在网上预订。一般来说，因为我们的客群主要是大城市的，我们都是做的套餐，3天2晚，4天3晚，5天4晚这样的套餐。
我们这些景点在当地小有名气了，本来春节是淡季，大家都过年，那个地方那么偏远，不会有人去。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整个春节加起来有2000多人去了那个景点，都堵车了。
现在我们的想法是帮助他们完善周边游和周边体验。我们建好了这个项目以后，现在我们这个阶段一方面是配合政府，整合资源，去做整体的景区打造的规划，比如来这个村里玩一起体验农耕，养殖、种植、采摘、放羊。
我们还看了一个溶洞，计划给他们做溶洞探秘、野外生存教育这种课程，把村民培训成自然教育导师，那就会增加一些收入，我们正在帮他们做这些课程设计。
腾讯用户与体验设计中心全程参与了项目的品牌打造，他们设计龙布日出视觉识别系统和主题T恤、冰箱贴等周边产品，在龙布日出公众号的商城里，网友能购买到“龙布日出” 农特产品的商品详情页及品牌衍生品。
最创新的地方在于，我们帮助村民设计了股份制。我们草拟了“龙布日出”股份分配和分红方案。腾讯结对帮扶大崇村的资金，将折算成股份捐赠给村经济合作社，由合作社及符合条件的村民持股并分红。合作社的分红将用于项目发展再投入、乡村文化活动，以及其他村庄公共事务。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2004年加入腾讯，2008年底到了基金会，我一直在组织乡村的工作，这份工作给我带来很多价值观的改变。助人比受助会更快乐，追求为别人创造价值比追求自己的价值要更有价值。
做这个项目的过程是很有成就感，虽然各种艰辛，比如在驻村组织项目的过程中，有一次很长时间没有条件洗澡，趁着下雨天，就着屋檐水洗头洗澡。但当你看到项目有成果的那一刻，其实这些事情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切换，是给我自己个人带来了更丰富的人生经历，而且很宝贵，也很独特。最有优越感的是，可能99%的腾讯人都没有我这样的机会去进行这样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