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12期，由摄影记者李杰讲述。
视频/Gravity Cat Studio
摄影/李杰
文字/璐遥
编辑/Smart
出品/腾讯新闻 中国摄影报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布局的国防工业等建设，目的是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防御外来入侵。为了记录这段历史，陕西华商报摄影记者李杰花了11年时间。
李杰用影像还原了60年代那段激情岁月，400万东北、江浙一带的技术人员奔赴西北西南山区，献身军工企业。如今，这批三线建设者们却很难回归故乡。
隐蔽山里，寄信只能用代号
2004年5月，一个叫“南易告”的网友在华商论坛发布信息，他希望到西安市秦岭脚下早已搬迁荒废的厂区宿舍寻找初恋。这引起了李杰的关注。他了解到，“南易告”真名叫汤浩，祖籍上海，生于60年代末，因父母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西部长安县。
查阅大量的资料后，李杰得知，三线为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防线。“一线”指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及晋豫湘鄂粤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自治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地带。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这被周恩来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7月21日，国家计委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把国防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从1964年开始，400万一线城市军工厂的干部员工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只身或携家带口，从东北、江浙一带搬到了云贵川陕等“靠山、隐蔽、分散”的三线地区。
他们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隐藏在村庄里，和家人只能以书信联系，寄件地址都是代号，171、404、816就是隐蔽在山里的军工企业代号。
李杰发现，很多大山深处有着蓝绿色窗口的红砖房就曾是三线军工厂，这样的工厂集中在西南西北，甚至中原地带，比如湖北襄阳就曾有大量的三线工厂。
“沿海生活富裕的知识分子、技术人才，来到落后的三线贫困地区，只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不受他人欺负的强国。”李杰认为，没有这些人的三线建设大迁徙，就没有内地的经济大发展。他决定关注这些三线建设者的故事。
多数人牺牲默默无名
三线工厂相当于是个小社会，医院、粮库、百货全部都有，人们生活富裕，惹得外部村民十分羡慕。
然而，8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没有战备需求，军工企业多数从军品生产转民品，有的三线企业异地搬迁，有的因为不适合市场需求，整体倒闭。
一部分人离家时二三十岁，返回家乡已五六十岁。企业倒闭以后，他们返回江浙一线城市，说着带口音的的上海话，却不被本地人认可。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三线建设者们回不了故乡。
在汤浩带领下，李杰来到了位于终南山脚下的风雷仪表厂。工厂90年代破产，职工们急切想走，墙上印着很多相关标语。
在他们丢失的信件中，李杰找到很多过去的故事。
一个来自山东巨野的人在80年代初写了一封信：“你能不能开后门给我弄一块手表？我的工作调动需要一块手表。”风雷仪表厂一直生产的是航天钟表，80年代后期，军品转民品后，风雷仪表厂开始生产民用手表。
来自恋人之间的信件里说：“在这个年代我们不适合去每天追求爱情，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怎么去赶超，把事业做好。”两人在信中你来我往，女孩给男孩寄了果酱、织了毛衣，男孩回复，果酱很好吃、衣服很暖和。
有些照片也被留在了废墟里，包括很多底片。李杰把这些底片重新扫描，一点点还原六七十年代的那段历史。
付俊海是四川彭州锦江油泵油嘴厂原职工，他提供了一份当年备战备荒上三线的证书，上面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办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为了三线建设，有很多人牺牲。2008年9月24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东风烈士陵园”，500位烈士被葬在此处。
2016年7月13日，山西老兵陈怀文、河南老兵李宗乾，在816地下核工程烈士陵园看望60年代牺牲的战友。
三叔孟洁牺牲近50年后，著名作曲家孟可偶然在一次电视镜头里发现有三叔的名字。2016年11月22日， 孟可首次带着父母来此祭奠。更多人并不知道亲友牺牲和埋葬之地。
近百岁老人最大心愿是回到故乡
李杰记录和研究这段特殊历史，整整历时11年。前七八年李杰一直停留于记录废弃的厂房，未能接触到三线建设者。
2011年，四川彭州油泵油嘴厂的倪同正，正在编写《“三线”风云》，他在网上搜索关于“三线”方面的题材，两人相识。
经过倪同正引荐，李杰结识了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再后来偶然认识了90岁的三线建设者王振来，他给了李杰极大的帮助。
李杰因此见到了很多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人，他们的近况如何？
浙江宁波人王振来，西安风雷仪表成退休职工，1966年从上海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西安。
因一次偶然机会，李杰在一个表彰重阳节活动上见到了王振来老人。同是讲的吴语，李杰能听懂一些老人的宁波话，一来二往，两人成了忘年交。
1965年，王振来从上海支内到西安风雷仪表厂时，父亲给他列的随行家具清单。
左图为1967年，王振来和大儿子二儿子在支内的西安风雷仪表厂附近的农村石砭峪沟吊桥留影；右图为2009年，王振来和他的三个儿子。如今大儿子和他都已经去世。
2012年12月23日，当时92岁高龄的王振来先生，详细记录着支内人员的变化情况——已离世、回沪或调出、留在小区。这项记录停止在2017年腊月三十，王振来老人逝世。
2012年12月23日，在王振来老人的帮助下，李杰为西安风雷仪表厂支内的近百名老同事拍了这张合影。如今，近一半的老人已经离世。
王振来老人说，他这一辈子到了西安来还能回去吗？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回去，但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没有实现愿望。他的二儿子回到了上海，只是家乡再无亲人。
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邬建坤，生于1930年，浙江宁波人。1963年6月4日，他被表彰授予为五好工人。
邬建坤的妻子张爱英是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左图前排左一），生于1931年，浙江宁波人。照片摄于70年代。
图左为1952年时的两人合照，图右为2012年时的合影。2014年12月，邬建坤妻子因病去世。邬建坤孙子是机长，孙媳是空姐，如今生活富裕，只是老伴离去对他打击很大。如今，为了打发时光，他开了一个修理摊，给人修鞋。
陈绍霖，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地区），生于1925年11月。
1958年，33岁的陈绍霖因为手艺精湛，被招进了上海手表厂608车间当工人，生产当时著名的“上海牌”手表。
1985年，60岁的陈绍霖，按照国家政策办理了退休手续。老伴去世后，他在另一个废弃的军工厂宿舍里租了一间房子，盘下门面修表。
尽管90岁高龄，陈绍霖眼不花，耳不聋，手不抖，修起手表来很麻利。
“上海修表老师傅”是陈绍霖的代名词，当地人经常去修手表。
倪同正，生于1949年。 1970年，21岁的他从上海柴油机厂锻工车间，服从调遣来到了四川彭州锦江油泵油嘴厂，直至90年代企业不景气，回到上海打工。
1970年5月，倪同正在油印《诗报》上作的“饯别华中先赴锦江三线干革命”的诗（两首），同年随后他也到了锦江厂。
后来倪同正回到了上海，但户口已经回不去了，如今他还在四川生活。退休后，老伴身体不是很好，儿子也回到了上海，如今他们领低保度日。倪同正一生坎坷，是400多万个“三线”建设者的缩影。
八十年代，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专用机床。
七十年代，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的大会场。
2015年3月5日上午，倪同正从上海回到锦江厂，用照相机、摄像机把这里记录下来，生怕拆迁后，什么也没有了。他拍着拍着哭了起来，这里的一房一路，都是他们亲手建造起来的。
曾经热火朝天的车间，如今人去房空，倪同正感慨万千：“人呢？你们都去了哪里？”
老冰箱、老沙发、老风衣，倪同正找到了过去的记忆。沙发上的洞是他儿子划破了，冰箱是80年代标配。
他说，当年为了回到上海让家里人看得起他，专门定做了这身风衣，一直没舍得穿。后来企业不景气，穿着这身衣服再回到上海，才知早已过时不再流行。
他很心酸，外面属于他的小社会离上海的差距太大了。
尽管厂子破产，倪同正带头与大家一起，将厂子里的资料和生产过的产品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工厂文物资料陈列室。
江苏建湖县人王春才生于1935年，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他是中国“三线”建设时期的亲历者和建设者，现在是“三线”建设研究和整理记录者之一，被称为“中国三线建设的活字典”。
2015年3月4日，80岁的王春才，在成都自家书房里。房间里都是整理有序的关于三线建设方面的书籍资料和图片。
在王春才的帮助下，2014年3月，在三线建设50周年之际，北京筹备“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现在，李杰是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宣传联络部副部长。
三线的意义在于中国崛起
“三线”建设是历史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80年代，许多“三线”企业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的涅槃，有的倒闭，有的破产，有的转制，有的异地搬迁。
李杰觉得，用历史的眼光看，没有当年的三线建设，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就会相当薄弱。可以说，三线企业奠定了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酒泉钢铁厂、067航天基地、陕西法士特……还有攀枝花、六盘水、十堰等城市的崛起都是三线建设时期的产物和结晶。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66年，地处贵州省六盘水市，经过49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成为集采矿、冶金、煤焦化、机械加工、建筑安装、汽车运输、水泥、进出口贸易等产业为一体，拥有资产总额105亿元. 。
六盘水城区与首钢水钢一山之隔，直到2014年打通了隧道，过去需要绕行半个多小时。
现在炼钢进入了现代化时期，一个工人要看护多台机器。
攀钢生产的轨道钢，地铁轨道钢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六盘水街道张贴的不忘本的“三线建设”标语。
50年前的攀枝花老照片，只有7户人家，一棵树。
攀枝花市区脚下就是金沙江，如今这里已是一座闻名于世的钒钛之都，康养之城。
2015年3月3日上午，三线建设博物馆在攀枝花市落成，三线精神代代传承。
2014年12月5日，陕西法士特西安厂区。
2014年10月18日，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如今保留有文革标语的老车间与新车间并存。
2011年10月24日，贵州绥阳三五三一厂搬迁之后，老厂房被一打工回乡的年轻人租赁办电子厂。
2009年4月，李杰探访陕西064航天基地，看到军转民生产车间生产的人工增雨弹。这是军转民转一半的产品，车间此前只生产炮弹。
李杰认为，一篇报道能改变三线工厂很多命运，最直观的是带动销售。比如奥运火炬传递，即使到珠穆朗玛峰圣火也没有熄灭，用的就是他们生产的特殊燃料。
他表示，拍摄三线工厂非常有价值，这些工厂有的正在拆迁，有的已经拆掉。很多职工没有留下相关资料，而李杰的记录是他们唯一的影像见证。
2012年7月15日，重庆816地下核工厂，在本世纪之初开放之后，现在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游人来参观留影。
作为一名专长拿相机的记者，李杰觉得自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三线”局外人，只是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中，更加深刻的触摸到了这段历史。可是，在每一次影像的定格时，他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他比许多旁观者、同龄人更能理解与感同身受那段岁月，仿佛那段历史曾经在自己的血液里轰轰烈烈地燃烧过。
李杰
江苏太仓人，出生于60年代末，华商报影像事业部主任、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第12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英雄会”荣获“摄影英雄”称号，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宣传联络部副部长，民进陕西省委出版传媒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委员。 2015年，出版图文专著《三线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