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乐山大佛:被争议的文物保护样本

2019年3月19日,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文保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施工。(新华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11日《南方周末》)

大佛修缮的过往、现在和未来,在此交汇。石质文物保护的艰难、修复理念的变迁、一代代人的努力。光明的、晦暗的历史在大佛身前身后碾过。

一些文保专家认为使用钢筋违反了最初定下的临时性保护原则。工程专家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钢筋是明智选择,首先要保证安全。

在国内,文物修复更考量公众的接受度,几次专家咨询会中,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胸部颜色深浅不一,差别过大,也实在不好看,怕公众接受不了。”

2019年4月1日,四川省乐山市乐山大佛景区,整修完毕后的乐山大佛。((视觉中国/图)

岷江水汽缭绕。经过五十余天搭建,乐山大佛全身被脚手架和绿色遮盖网笼罩。

71米高处,助理工程师申喜旺从大佛头顶出发,小心翼翼沿着湿滑的脚手架往下走。时值枯水期,水流声浅弱。

那是2018年11月,申喜旺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大佛的脸庞。他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最先看到螺髻。它们多在2001年修复——这是乐山大佛一次大规模修缮。18年日晒雨淋后,螺髻破损,杂草、碎屑落在排水沟中。

继续向下。左耳旁,一道明显的、两三毫米宽的纵向裂缝,顺着眉角向下开裂;鼻子与左侧脸颊布满藓状霉菌。水汽浸润在大佛脸上,黑印格外明显,像人皮肤上的累累伤痕。

再至胸腹部,申喜旺更震惊。一块2001年填补的修复材料已剥离,粘连部分长仅两厘米,眼看就要脱落。

事实上,搭建脚手架,最初重心在研究与勘测。而几番现场勘测后,一场乐山大佛的抢救性修复加固不得不紧急展开。

是个临时的决定。申喜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抢修方案的编写只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这是1949年以后有据可考的第8次修复。起初几次,大佛容貌都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后,伴随文物保护法施行、文保意识逐渐普及,修缮者越来越谨慎地面对大佛的脸庞。

2018年末开始的这次修缮亦很谨慎。只是考虑到搭建脚手架费时费钱,景区管委会索性委托原本只负责胸腹部项目的中铁西北科研院团队帮忙清洁脸部、修复破损螺髻。

这才有了2019年4月1日重新开放后发生的“大佛成小鲜肉”争议。

这不失为一个观察石质文物修缮的良好样本。大佛修缮的过往、现在和未来,在此交汇。石质文物保护的艰难、修复理念的变迁、一代代人的努力。光明的、晦暗的历史在大佛身前身后碾过。

2018年12月13日,乐山大佛安装防护网开始修复。(视觉中国/图)

听文保专家,还是听工程专家?

大佛会生病。保护大佛的团队更愿意将此次“修复”称为“体检”。

大佛的病,被诊断为风化、水害、生物植物侵蚀,佛身小型片状或块状岩石发育脱落,后期修缮材料空鼓、开裂、脱落等。

它们无法割裂,彼此互为因果。脚手架上,技术人员、文保专家更清晰地看到那些开裂、起鼓和变形。情况最严重的胸腹部,起鼓开裂区域达30平方米。

胸腹部开裂最为严重的缘由,能在1991年中国文物研究所发布的《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报告中找到答案:胸部是地表水下渗和上层滞水的渗出地段,尽管历史上曾于头、肩、胸部后面设置三层排水廊道,但该段岩层仍处渗润状态,既造成佛体砂岩溶蚀,又使佛体表面加层溶蚀、酥碱、起翘、剥落。

2001年修复过去18年,当年的修复材料已像皮肤一样慢慢皲裂。一旦这些修复材料脱落,不仅给大佛留下伤疤,更会威胁游客安全。

团队和文保专家初次开会时,就明确了核心思路:和2001年一样,胸腹部修复,需选用乐山大佛传统修复材料捶灰,一种用水泥、石灰、炭灰、麻刀兑制的砂浆。

“我们这次是临时性抢修。经历快二十年才出现开裂的材料已远远满足排险要求。”申喜旺说。

有些历史修复捶灰层结构局部失稳,需要加固在佛身上。文保专家提出,加固材料的选择要考虑文物完整性、真实性,需用传统材料,反对钢结构材料、铁质材料。

分歧也随之出现。围绕加固材料该选竹子、白蜡杆还是钢筋,专家团队有过几次争论。

起初,本地专家更偏爱竹子。他们想起儿时岷江上漂泊的竹排,在水里浸泡五六年都没问题。但修复团队的考量是竹子韧性强、易变形,变形意味开裂。同样尺径下,白蜡杆就不会变形。

团队在大佛左侧崖体区域做了3组对照实验,最后发现,不管在渗水区还是干燥区,都是白蜡杆强度更好。评审会中,他们把实验报告拿出,说服了评审。

但具体施工时总有变数。

中铁科研院西北院文保中心副主任、2018年修复负责人孙博和他的团队没想到,原来被杂草覆盖的大佛衣领褶皱两侧,需承担一百多斤的重量。这是白蜡杆明显无力承担的。

经过设计变更程序后,他决定在这两处使用钢筋。

这是专家最初强烈反对的。他们认为钢筋材料不可逆,和山体格格不入,“铁的、钢的打到岩体里,不像木的、竹的有机材料,对基岩不会有什么影响。”

他们再次面临质疑。2019年3月项目验收时,文保专家和工程专家表达了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保专家认为使用钢筋违反了最初咨询会定下的临时性保护原则,“由于钢筋插入不好取出,下次修复或许只能切割埋在里面”。

工程专家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钢筋是明智选择,首先要保证安全。

孙博并不后悔。他相信安全是抢修过程中最先要考虑的因素。“如果传统材料不能满足需求,那就要用钢筋。”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顾军的叙述中,这正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物保护所处困境,“在文保工程中,设计阶段无法全面把握文物情况,因为很多地方没打开,设计时看不到,还有些看到了,依然有不足之处。”

同样逻辑也藏于大佛修复的过往。

抢修胸腹部时,他们发现了埋在捶灰层后面的两根PVC管。那是2001年修复的痕迹。

孙博说,当年修复人员为了解决胸腹部渗水问题,在捶灰层后的岩体上凿出一条浅槽,将两根PVC管放入,从而导出水流。但他们忽略了久而久之,植物的根系、泥沙会堵住排水管。

申喜旺了解到,这两根导水管在当年修复之初确实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两三年后,“排水管从头堵到尾”。

不过,如今的文保人员大多谦逊地尊重历史并强调时代的局限,“这已经是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孙博团队用麻绳取而代之。他们在大佛胸部横向、竖向布下12根麻绳,希望水能顺着麻绳导出。这是团队将北方的排水经验带入西南。

遗憾的是时间仓促。“我们麻绳压了很多,但渗水位置并不多,只有几根压得比较准确。”孙博对效果持观望态度。

左图为体检与抢救性修复工作前的乐山大佛(2018年10月4日无人机拍摄);右图为体检与抢救性修复工作后的乐山大佛(3月29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图)

2019年4月1日,乐山大佛景区,九曲栈道正式开放后游客通过栈道游览。(IC photo/图)

被放大的“清理”争议

同样仓促的,还有脸部清洁和螺髻修补。

清洗脸部时,他们发现,植物根系吸附能力强,传统物理修剪往往治标不治本。这次便采用了“蒸汽法”,先对其进行软化,再用砂纸挨个将地衣、苔藓轻轻打磨掉。孙博举例,“就像胶水粘信封,直接撕开连信封也会撕破,但放在水杯口熏一会儿,操作会更简单。暴力破解的话,可能将植物连着大佛面层一起撕开。”

“清洁工作有必要,也有依据,这属于乐山大佛日常保养工作;同时,清洗也是有效的,只是清除表面有害污染物、微生物残留物,对文物的形态和结构没有干扰。”为大佛修复提供咨询的专家、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王金华解释。

申喜旺的表述也呈现了求稳心态。“我们没有时间对脸部材料进行论证,没有实验,也没有评估,因此当时想的就是最小干预。”他透露,修复脸部的任务放在下一期的维修工程中。

脸是最直观的区域,这让修复者尤其谨慎。螺髻的修复启动得比面部清洁更晚。2018年12月底,施工人员开始对大佛发髻进行手术。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申喜旺回忆,大佛头部的脚手架要求在12月31日前拆除,赶在元旦放假前露出佛头,以供游览。

大佛景区管委会石窟研究院负责人彭学艺透露,此次勘探研究让景区至少损失7000万元门票费。

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不到半月的时间里完成头面部的清洁与修复,留给螺髻修复的时间更短。

技术人员首先清理残损螺髻。他们用手术刀揭取破损螺髻,用无纤毛巾清理裸露基岩表面的浮尘和泥土。他们得以窥见修复层下雕成球状的红砂岩体,虽然风化严重,但仍可隐约辨别过去的螺髻形状。

这是与大佛本体的一次难得邂逅。

新修复层所用材料仍是捶灰。技术人员在球型仪器中将捶灰做出面包状,继而用小铲和毛笔,一点点勾勒出螺髻的形制,再替换到大佛上。助理工程师乔榛坦陈,他们只能尽可能按照周围发髻的形制制作新发髻,“不同人制作,肯定有一定差异。远观基本一样,近看有一部分差异。”

反常的天气是最大阻碍。

2018年12月底,乐山比往常更冷,气温一度降到0℃以下。残留在捶灰中的水分如果结冰,会导致材料开裂,突如其来的降雨也会让还未凝固的捶灰变形。

修复团队必须做点什么。

他们决定为修缮后的每个螺髻铺上保鲜膜,再盖上橡胶垫保暖。

起初,他们希望找个省力的方法,寻思着制作一顶巨大的“帽子”,将佛头螺髻全部罩住。这一想法被曾参与2001年修复的匠人左齐明劝阻。左齐明指出,佛头巨大,而且螺髻表面凹凸不平,效果不会好。他分享了自己的经验:2001年修复时,是针对一个个小螺髻,分别覆盖、固定和养护。

但时间不允许了。最终,修复团队在1051个螺髻中,选取了主要分布在头顶的一百余个修复。

孙博承认,螺髻修复是这次的遗憾,“如果一定得有争议,是在螺髻,而不是面庞。”施工团队甚至来不及让整体颜色更协调。

拆除脚手架那天,天空放晴。2018年最后一天来参观乐山大佛的游人,能够看到十余位工人围在大佛头部周边,正拿电吹风烘干着大佛新修的螺髻。

鲜有人再提修旧如旧

佛相易变。普通人鲜少知晓,乐山大佛早已不是盛唐那个了。

大佛的建造,始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完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三代人历经90年,才依凌云山崖壁凿成这座巨大雕像,伫于青衣江、渡河、岷江三江汇流处。

文献记载,最初的大佛有楼阁覆盖,宋元之际,楼阁因战乱失修而坍塌。此后再无遮蔽。

和肩部、胸腹部一样,大佛如今的头面部并非裸露的原岩,而是后来修补的捶灰层。耳鼻亦是后期加补。

最早的大佛照片溯至1914年。图中,大佛头顶搭有简陋的施工架,右肩搭有长梯;发髻已完成修复,面部眼、鼻、嘴等多处风化破损、残缺严重,仅见一点痕迹;周身杂草树木尚未清除。

1932年修复后的照片则显示,大佛曾于额前呈平直线的发髻,在眉心上方出现了下曲弧线,发髻间凹下的白毫光圆圈也被新的螺髻填补。

三年困难时期,大佛的双脚被埋在泥里,杂草丛生。有人甚至在佛脚旁开辟菜园,并建起简易厨房与化粪池。大佛的“潦倒”被上报至中央,这才有了1962年至1963年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修缮。

那次修补过后有一处肉眼可见的差异。大佛原来波浪形的下唇线变成了圆弧线,显得干瘪紧缩,不如原来丰厚。

2001年修复总指挥曾志亮试图寻找原因,他觉得厚唇更具美感。他揣测,这可能和当时修复者的审美取向有关,1960年代时对面部的修缮相对随意;而且,就算设计者事先告知预想效果,但佛前的施工者才是最终决定实际形状的人。

这些有过佛前体验的人往往强调人在巨大佛脸前的渺小、不可控,一笔一画都可能超出自己心中的标尺,修复效果和理想设计之间的差距时常存在。

曾志亮曾在《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中负责搜集历史修缮的资料。他在199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写道:“今天所见大佛之面貌:两耳大小不一、鼻翼过大、嘴唇扁薄而紧缩、手脚大小、长短不匀等,皆出自本世纪以来的四次修缮,经几代人之手共同创作。”

到2001年修复,大部分文献都指向一个事实:大家最强调的原则是修旧如旧。曾志亮曾在当年铺天盖地的采访中强调,团队对大佛进行了做旧处理,“让大佛更显沧桑”。当年参与修复的专家袁金泉则认为,提修旧如旧更多是指保持文物的原状,“原来是什么样,就要修成原来的样子。”

故而,1960年代的修复成果,成了2001年修复时遵循的“旧”。如今的大佛样貌也与1960年代几无二致。

所有曾参与修复的受访专家都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若要对大佛脸部进行改动,需经过充分论证,而论证需要足够的材料、能力、精力与时间。大部分情况下,只会选择遵循前人修复结果。这是个压力活。没人能证明更旧的“旧”是什么样子。

顾军解释,修旧如旧的提出有其具体背景,多年实践后,行业里很少再说这个词,因为如何理解“旧”这个概念容易有歧义,“是指旧有的样式、形象还是材料?折腾到这个概念里去,就忽略了文物保护所处的环境和背景、功能使用、材料能否保存等等。”

18年过去,在此次修缮的数次专家咨询会中,鲜有人再谈修旧如旧。最低限度干预、风貌协调是如今更多被提及的。他们思考的是,不存在稳定性问题的地方尽量不干预,修复更多是功能性的考量;尽量使用可逆的材料,遵循临时保护的原则;此外,也要考虑与以往材料的协调、整体风貌的和谐。

和修旧如旧观念看起来更相左的是,有专家在咨询会上提出“可识别原则”。

这是从西方引入、近年中国文物修复界越来越频繁提及的新观念,即新材料要辨别于以往材料。在2018年竣工的吴哥窟茶胶寺修复中,负责项目的中国队就强调这一原则。

观念日益多样,也对修复团队提出更高的挑战。

孙博的团队在寻找一种平衡。“保持大佛的庄重、古朴、沧桑,保持和之前修复材料的协调”,但也能做到仔细看“可识别”。他认为,在国内,文物修复更考量公众接受度,大家都会较多考虑公众的感受。几次专家咨询会中,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胸部颜色深浅不一,差别过大,也实在不好看,怕公众接受不了。”

不过,质疑声仍然如期而至。

首次维修大佛(1914年)。(资料图/图)

第二次维修大佛(1929-1934年)。(资料图/图)

第三次维修大佛(1962-1963年)。(资料图/图)

找不到的“水源”

几乎每一次修缮,大佛维修都成为公共事件。

1962年修缮,郭沫若的侄子郭培谦主管大佛维修,时任乐山县副县长。一个平常的风雨天,他骑自行车前往施工工地,跌落桥下逝世。这给那次修缮蒙上悲情色彩。

如今谈及,大多乐山当地老人都能念起此事。

本世纪初的维修更是声势浩大。有资料显示,国内有一百多家新闻单位发稿报道,仅中央电视台就此内容先后播出15次之多。曾志亮在那年修缮前后接受了无数采访,枯燥的文保生活突然变得热闹。

但他心里清楚:乐山大佛的保护需要制定长期规划,并按规划一步步走,断裂的、暂时的抢修,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水的问题就是一例。2001年修缮时,为解决渗水问题,曾志亮曾提议打通胸后两个未贯通的排水廊道,该方案早在1991年的前期研究中便被提出,但始终未执行。

曾志亮认为,这是因为论证复杂,没人能保证方案的有效性、可行性,所以也没人决心做此事。

而乐山大佛最大的敌人就是水,这也是石质文物共同的大敌。

在乐山,一年有180天都在下雨。绵绵细雨,傍晚落下,次日雨霁。

水汽常年附着在大佛周身,苔藓、蕨类、杂草、小树从佛体上不断冒出。负责此次维修的团队共在佛体上发现32科56种植物,这些植物在修缮层裂隙处滋长,加速修缮层起鼓、开裂、失稳。

山体缝隙中涌动着的裂隙水,更是致命一击。渗水无时无刻产生着溶蚀作用、静水压力,日复一日,修复材料与岩体的粘接界面失效,修缮层逐渐剥离。

大佛建造者对此早有应对。古人利用大佛的衣领褶皱和发髻,巧妙设置了一些小型排水沟槽归流排水。大佛头部、肩部、胸部后侧,还有三层拦截渗水的排水廊道。

这些设计对拦截、排泄上层滞水的渗流,起到一定作用,但经年累月后效果不佳。

渗水问题第一次有了解决的希望。

修缮团队在佛身及其后崖壁上埋入8组光纤设备,准备通过持续监测,掌握大佛岩体的温湿度、渗水压力等诸多数据。接连25天,实习生王海涛负责人工测量胸腹部3个渗水点单位时间内的渗水量,工作常持续一整夜。

初在脚手架上。大佛闭关已久,杂草丛生。第一夜,他在窄窄的木板上躺了会儿,一只和小臂一样长的老鼠过来了。他再也不敢躺下。

每隔一小时,王海涛需测量矿泉水瓶中的水位,在每层高1.6米的脚手架间,他弯着腰穿行。

脚手架拆除后,他挪到了佛脚旁的帐篷里。夜晚,耳边充斥各种声响,风吹树林的声音、水流汩汩的声音、蚊虫嗡嗡的声音。到了清晨,江水返潮,北方人王海涛浑身难受,开始对佛像身处的湿润环境感同身受。

收集到的数据还待进一步分析。申喜旺向南方周末记者分享了初步发现:大佛身后的凌云山或有稳定补给源,通过渗流通道流入佛身。他的理由是,无论晴雨渗水量变化并不显著,这表明,大佛的渗水或许不直接受雨水补给影响。

然而,渗流通道仍未找到。申喜旺曾怀疑后面的栖鸾峰池塘下存在裂隙的漏渗通道。技术人员在池塘插了一根标尺,测了一周,对比池塘水位和大佛渗水量变化,发现也无甚关联。

申喜旺不甘心,“我们测完一整个雨季,旱季再测;一个月找不到规律,就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

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芷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