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出身于书香人家，早年中过秀才。不过汪兆铭却不是个迂腐的读书人，他在认识孙逸仙后，不光撰写文章为革命大造舆论，还四处演讲，为革命造势和筹款，是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
汪兆铭27岁时，便因谋刺摄政王载沣名震一时，他在牢狱中还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迈诗句。
一些青年人视汪兆铭为革命偶像，孙逸仙亦对汪兆铭的行为颇为赞赏。
1919年10月，孙逸仙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汪兆铭得到了重用，先后担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治顾问、总参议。
孙逸仙在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后，汪兆铭再次被任命为中央执行会员和宣传部长。
1925年2月，在孙逸仙的生命最后关头，曾指名召见汪兆铭，并由孙逸仙口授，汪兆铭草拟了遗嘱。
可以说，汪兆铭手中拿了一手好牌，如果没有意外，民国总统的位子，非他莫属。
然而，谁也没想到，汪兆铭最后不仅没能成为民国总统，还沦为千夫所指的大汉奸，这是怎么回事呢？
孙逸仙去世之前，除了信任汪兆铭，还非常器重蒋中正。
说起来，蒋中正和汪兆铭有着相似的背景，他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不过他晚于汪兆铭加入同盟会。因此，当汪兆铭被种种光环围绕时，他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逸仙避于永丰舰。
蒋中正知道后，登舰护卫孙逸仙左右40余天，获得孙逸仙的器重，先后被委任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和大本营参谋长，后来还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经验。
蒋中正学习归来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他非常重视军校建设和了解学生思想动态，许多优秀的国民党军官，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所以他在国军中的地位很高。
孙逸仙去世后，汪兆铭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
蒋中正自然不愿屈居于他之下，在他的操控下，很快就爆发了中山舰事件。
这件事让汪兆铭很难堪，认为蒋中正无视他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本来，他想扣押蒋中正，结果到此时他才悲催地发现，他根本就调不动国军将领，因此愈发觉得自己威信受损。
汪兆铭性格懦弱。他见对蒋中正无可奈何，只得自嘲地表示“责人不如责己”，并引咎辞职。
这之后，凡是政治上出现问题时，汪兆铭总是悄然出走，出国或就医。
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汪兆铭和蒋中正才再次合作。可就在汪兆铭担任行政院院长不久，上海就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虽然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民也万众一心，誓死抵抗，但汪兆铭虽有权力之欲，却一向不是好争善斗之人。他始终认为，中国无论是武器还是实力，都无法与日本抗衡，所以他唯恐中国和日本打起来。在他看来，这无异于蚂蚁和大象之战，毫无胜算。
汪兆铭主张议和，在他的斡旋下，国民政府最终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
随后，汪兆铭对日本人妥协退让，又接二连三地批准并签下了《何梅协定》和《秦士协定》，华北主权被他拱手相送。
无疑，汪兆铭的作为，让天下大哗。一时之间，反对他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的子女由于承受不住压力，对他多有抱怨，要他辞掉外交部长职务。但汪兆铭却不无委屈地流泪表示，这个时候，哪个愿意做外交部长呢！
“七·七事变”后，汪兆铭的恐日情绪更加严重。他话里话外都透露着求和和投降的思想。对抗日作战，根本没有信心，反而认为那些抗日志士们的死，是不值得的。
就在这时，亲日派分子周佛海等人找到汪兆铭，向他传递了日本人支持他搞和平运动的态度。
一向和蒋中正交锋处于下风的汪兆铭听罢，大喜过望，认为能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扳倒蒋中正，攫取国军最高权力。再加上他的妻子陈璧君也对他多有怂恿，所以他愈发坚定了投敌的决心。
1938年12月，汪兆铭离开重庆，出逃越南河内，随后发表投日艳电，公然投降日本做了汉奸。
汪兆铭叛国投敌，自然激起了了国人的愤怒。然而，他却在媚日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根本刹不住车，最后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参考史料：《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