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逝世,14年前,我们曾专访他谈《西方正典》

据美联社消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于美国时间10月14日在纽黑文家中去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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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纽约,“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布鲁姆1951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55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布鲁姆生前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在1959年发表了第一本书之后,布鲁姆一生出版了40多部著作。
在上世纪中叶,布鲁姆通过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前期,布鲁姆转向了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与德·曼、哈特曼和米勒并称耶鲁四大批评家,以诗歌误解和影响的焦虑理论更新了对文学传统的认识。
他对在美国先后兴起的非洲中心论、女权主义等社会运动和思潮展开了一系列批评。九十年代以后,布鲁姆又转向了《圣经》和宗教的研究,并在九十年代初期的美国经典文学论战中声名鹊起。
布鲁姆的精英主义倾向也体现在对流行文化的拒斥上。他不喜欢“哈利·波特”系列,也对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荣誉奖而感到愤怒。他认为多里斯·莱辛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纯粹的政治正确”。布鲁姆并非完全不接受大众文化,他喜欢The Band摇滚乐队和一些福音派传教士歌曲,甚至承认自己看过MTV。
在1993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布鲁姆挑出了从但丁到塞缪尔·贝克特等26位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并宣布菲利普·罗斯,托马斯·平钦和唐·德利洛位于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列。
2005年,《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译本首次出版,新京报记者曾就此专访这位文学批判家谈他的文学评论。在记者手记中,记者提到他并不是一个“配合的”被采访者,他的回答简单而有效。
采写 | 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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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正典》(重版)
作者: (美)哈罗德·布鲁姆
译者: 江宁康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5年12月
(点击书封可购买)
01
“西半球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
新京报:你在今年4月2日获得2005年安徒生文学奖,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这本书中你竟然没有给安徒生任何位置,这是为什么呢?
哈罗德·布鲁姆:实际上我不希望列一个一清二楚的名单,出版人坚持要那样才行。我没有参考任何其他著作,自己开列了那个名单,虽然很长,但那样的列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安徒生和其他许多重要作家在无意中就被遗漏了。
新京报:你把惠特曼放在了美国文学的核心位置,为什么不是马克·吐温呢?
哈罗德·布鲁姆:对西半球来说它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虽然我是马克·吐温的一个热烈崇拜者。
新京报:你去年十月为《西方正典》中文版写的序言里还对《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和悬念小说家斯蒂芬·金提出批评,这是因为2003年斯蒂芬·金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刺激了你?
哈罗德·布鲁姆:因为JK.罗琳和斯蒂芬·金是蹩脚作家。
02
“我从来对德里达的作品不感兴趣”
新京报:自从写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以来,你写出了很多适合学术圈以外的读者看的书,这是受你的朋友史景迁的影响吗?我们知道他关于中国历史的好几本书相当畅销。
哈罗德·布鲁姆:史景迁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转向给一般读者写书并不是受他的影响。
新京报:你少年时喜欢的哈特·克莱思(Hart Crane)、华菜士·斯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布菜克( William Blake)似乎都属于沉思类型的作家,而雪莱则显得有点特别,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他的形象都是写《西风颂》的激动的浪漫派。你是怎么喜欢上他的?你的犹太家庭背景又对你有什么影响呢?这是90年代开始《圣经》研究的原因吗?
哈罗德·布鲁姆:雪莱对于威廉·布莱克、哈特·克莱恩和华莱士·斯蒂文斯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我的犹太背景无疑影响了我对《圣经》的态度,我即将出版的新作就是《耶稣和亚维:神圣之名》。
新京报:1979年你与保罗·德曼( Paul Deman)、杰弗里·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希利斯·米勒( J. Hillis Miller)以及雅克·德里达合作出版了《解构和批评》,耶鲁出身的四个批评家中他们三个都受到德里达的很大影响,而你不同,当时你们在学术上是怎么交流的?你怎么看待德里达在美国的影响?
哈罗德·布鲁姆:我整理那些文章并起了“解构和批评”这个书名。我的意思是说其他四人是在解构,而我是进行批评。我从来对德里达的作品不感兴趣。
03
“反主流文化是理想时代的产物”
新京报:英语文学研究中反对WASP( 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的潮流是1968年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你似乎有受到多大影响。能谈谈你在那时候的经历吗?
哈罗德·布鲁姆:反主流文化是上世纪60年代理想时代的产物,不幸的是,今天这还很时髦。1969-1970学年,我曾经反对耶鲁的黑豹党学生降低大学评分标准的行为。
新京报:连耶鲁现在的校长理查德·雷文( Richard Levin)也提出了“全球性大学”的概念,而且今天耶鲁已有1500个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似乎不可避免。
哈罗德·布鲁姆:你可能有点误解。雷文校长呼唤全球性大学的意思并不是让耶鲁变成一个时髦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地方。
新京报:对于当代人来说电视、电影而不是文学是最经常接触的娱乐方式,这和你成长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哈罗德·布鲁姆:是的,我们处于一个画面时代,电视、电脑、电影,可是我认为它们无法取代虚构文学。
新京报:你说过自己生的事业是教学,那你对将来的退休生活是否有所规划?
哈罗德·布鲁姆:只要我的健康允许,我打算一直在耶鲁全职从事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