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以党员名义匿名捐款单据曝光,背后的故事令人感动

互联网公益模式的出现,不仅使传统公募基金会焕发活力,更重要的贡献是连接广大公众,推动了全民公益的蓬勃发展。过去,中国公益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企业和小部分富人群体,今天,互联网公益有效发动了公民的力量,使得不同年龄层次、收入水平的大众群体都能够方便地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甚至可以说,因为互联网应用,公众真正成为了公益的主体。

策划&采访/史川楠 撰文/黎宇琳 运营/刘静 视频/冯海泳 林宏贤 杨艺华 图表/数可视

出品/腾讯公益 腾讯新闻

1992年6月,北京交道口南大街后圆恩寺胡同甲1号。当时,这里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办公场所,这一天。胡同里来了两名军人,要向青基会的“希望工程”项目捐款3000元。工作人员请他们留下捐赠人的名字,军人却说:“首长特别交代,不写名字。”工作人员一再坚持,军人才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请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当时,正好有军人在青基会做志愿者,见了悄悄议论:“看起来像是邓家人。”后来,工作人员经过多方询问,确定那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

彼时,刚刚完成“九二南巡”的邓小平在国内有着很高的威望。但是,他并没有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号召社会捐款,而是选择自己私下捐钱,这个故事常常被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希望工程的发起人徐永光引用,以阐述“慈善源于民间”的观点。

慈善,也不是少数富人的专属权利,而是属于全民的事业,也只有全民参与,才能真正激发慈善的潜力。但是,要实现全民参与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获取慈善信息的渠道有限,大部分情况下也只能通过现金投递的方式进行捐赠,信息不流通,捐款不方便,慈善的门槛很高,难以触达广大国民。

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当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被视为民间慈善的破冰性文件。2004 年后,一大批非公募基金会应运而生,一批互联网企业也在这一时期相继成立基金会,这一举措加速了互联网公益时代的到来。

以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为标志,随着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越来越深入公益行业,科技与公益的结合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中国的公益慈善生态逐渐激发出一股新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出现了各具特色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并将公益性社会组织、企业、公众乃至政府有效连接在了一起,推动中国公益呈现出“全民公益”的蓬勃发展态势。

传统公益机构的转型:从独享公募权到推动全民公益

《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基金会的类型做出了明确的区分。能够向公众募集资金的基金会是公募基金会,而不得向公众募集资金的是非公募基金会。公募资质是区分公募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最本质的特征。作为当时仅有的能够向公众募集资金的社会组织,公募基金会承担了连接捐赠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在公益生态中起到了枢纽的作用。

互联网公益浪潮对传统大型基金会是挑战,也是机遇。互联网的出现冲击了传统大型基金会网络中心节点的地位,影响到了公募机构相对其他公益机构的先天性竞争优势,这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挑战;然而同时,互联网也在放大公募机构的其他优势,促使公募基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行业的竞争之中,为有使用互联网开展公益活动意愿的公益机构提供了发展良机。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技术平台的快速崛起,也为公募基金会的转型也提供了新的路径。大型的公募基金会除了直接资助中小型的社会组织,还可以更多通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劝募的方式实现对整个行业的推动。

2015年,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的“99公益日”,就是技术平台连接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社会组织的一次有效的尝试。腾讯公益平台与公募基金会合作,协助公募基金会认领需进行网上筹款的社会组织,让富有经验的公募基金会能更好地扮演枢纽的作用,也让社会组织得以释放连接民间慈善力量的潜能,进而释放了整个慈善行业的生产力。

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平台的出现,大大促进了联合劝募模式的发展和普及。通过联合劝募的模式,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的社会组织实现了在公益活动中的分工。分工之利使得募捐和执行的效率相比以往传统公募基金会一肩挑的情况有着大幅的提升。在互联网时代,公益基金会参与公益活动的方式虽然有着一定的改变,但仍然在整个生态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少传统公募基金会,利用互联网工具和技术提升数字化水平,开展了“互联网+公益”的探索。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案例:敏锐的先行者,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国内利用互联网最早开展公益活动的机构之一。早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扶贫基金会就和搜狐网开展了深度合作,通过互联网对帮扶贫困学子的项目进行传播,并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扶贫基金会开启了第一轮自平台建设浪潮,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联合推出的10699999短信捐赠平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电商扶贫平台“善品公社”走红标志着这家老牌基金会互联网公益模式的成型。2014年,善品公社最早在芦山地震灾区尝试电商扶贫,首个试水的是灾区的红心猕猴桃,这一土特产在几天的核心推广期内产生了30多万元的交易额,这让当地农户第一次领教了互联网的巨大能量。雅安市名山区名建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李世忠说:“网上的付款金额不断地往上涨,我都看傻眼了。”截至2017年底,善品公社已在全国8省20个县落地,全国超过1万户农村家庭,10万个城市家庭受益。

扶贫基金会坚持自建平台与使用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双轮驱动”模式,是其使用互联网做公益的一大策略。扶贫基金会是入驻腾讯公益平台的首批公募基金会之一,自2009年入驻至2018年间,扶贫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共为2037个项目发起募捐,参加捐款人次超600万,筹款总额超2亿4300万元,其中扶贫基金会经营的“爱心包裹”月捐项目,筹集公众捐款超1760万元,是腾讯公益基金会上线以来最受欢迎的月捐项目之一;扶贫基金会也跟阿里巴巴集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扶贫基金会在淘宝公益平台上线了官方公益店,也是最早参加到淘宝公益宝贝计划的基金会之一;除腾讯与阿里外,扶贫基金会还与蚂蚁金服、新浪微公益、百度公益、京东公益等进行了深度合作。

互联网企业的跨界:一切皆可公益

互联网公益模式的出现,不仅使传统公募基金会焕发活力,更重要的贡献是连接广大公众,推动了全民公益的蓬勃发展。过去,中国公益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企业和小部分富人群体,今天,互联网公益有效发动了公民的力量,使得不同年龄层次、收入水平的大众群体都能够方便地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甚至可以说,因为互联网应用,公众真正成为了公益的主体。

互联网之所以能发动大众加入公益活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互联网极大地丰富了公益的形式和内容,让公益不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捐钱捐物,而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衔接在了一起。在互联网数字化的支持下,用户可以捐步数、捐声音、捐时间、捐消费量……用户生活中任何可数字化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捐赠的内容,这有效地将公益与用户生活结合了起来,让用户的公益活动更加有趣而多元,从而有效激励了用户公益参与的积极性。

这种“一切皆可公益”的模式,体现了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特性:“羊毛出在猪身上”。在许多新兴互联网公益模式中,真正实施财物捐赠的,往往是为用户提供服务的企业,而并不要求大众捐赠任何的财物,因此,公众参与公益的成本极低。而企业之所以乐此不疲,则是因为此举既可以获取用户流量并激励用户使用自家业务,又能够通过公益活动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一举两得。

今天,新型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五花八门:

看新闻做公益:

2017 年9月,“今日头条”上线了“一分钟、一份爱”公益项目。用户只要积累每日阅读时间,在兑换公益金后,就可以选择参与不同的公益项目。首批上线了包括救助唇腭裂儿童的 “母亲微笑行动” 在内的8个项目。

清理垃圾做公益:

2015 年 12 月,腾讯电脑管家、手机管家联合腾讯公益共同发起 “清理+”行动,在安全软件行业率先将产品的清理功能和公益相结合。网友每清除一次电脑或手机里的垃圾,就会折算成善款给到环境保护组织,用于清理青海三江源地区5万平方公里的线下垃圾。

玩游戏做公益:

2017年8月,支付宝在上线“蚂蚁庄园”,这是一个网上公益活动,通过支付宝上专门的入口进入,网友可以使用支付宝付款来领取鸡饲料,使用鸡饲料喂鸡之后, 可以获得鸡蛋,并通过集齐 5个鸡蛋来进行爱心捐赠。“蚂蚁庄园”的设计旨在来引导支付宝用户参与到公益项目中。用户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转化为公益权益,增强了做公益时的娱乐性。

买东西做公益:

近年来,各电商平台开展了各种电商扶贫的活动,鼓励消费者在购买东西的同时做公益。唯品会在2017年5月27日推出的 “唯爱工坊”,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平台。“唯爱工坊”聚焦的是地方手工艺制品,唯品会在前期投入经费帮助贫困地区群众组织生产, 并免费提供设计、包装、运营、物流等支持,然后在“唯爱工坊”对产品进行零利润售卖,专场销售所得用于帮扶相关的弱势群体。

捐步做公益:

尽管国内外很早就有了各种公益跑赛事。不过,在传统的模式中,公益赛事的时间、参与者等都比较有限,影响范围通常也不大。智能终端和互联网的普及,真正让“捐步”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14 年开始发起的 “益行家” 项目,就让用户通过每天最简单的走路,积累步数并可将步数捐出;而背后则由合作企业折算成实际的款项给用户捐步的公益项目捐赠。

尽管新兴的互联网公益模式并不能取代传统慈善组织,却打开了一种新的、连接最广大民众的可能,而且,基于新技术新模式,往往能激发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路。

社会公众被激发:互联网赋权让志愿者更有力

那些被互联网公益连接的人们,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大量的公众被吸引到了公益活动之中,成为推动中国公益发展的重要力量。过去线下方式难以普遍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得以大规模、高效率地解决。无论是捐赠人、志愿者还是受助人,很多人的生活都因为互联网公益而发生了改变:有的借此重见亲人;有的借此成为公益志愿者;有的借此关注起生存和生活环境。

近年来,在西安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丢人找曹警官,找曹警官不丢人”。这位曹警官本名曹金生,是西安市莲湖区公安局一名宣传干事。2013 年 1 月 12 日下午,一位女孩来到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求助,称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来自哪里,现在只想回家。民警们在她随身携带的物品找不到线索,无奈之下,曹金生想到了网络,他用新浪和腾讯微博的实名账号编发了一条寻人启事。这个帖子在网络上快速扩散,不到一周就被转发 5 万余次、阅读人数高达 8000 万余人次。远在河南商丘的老赵一家人从网上看到的照片后,确认这就是只身去青岛打工、五年杳无音信的女儿。一家人连夜坐车赶往西安认亲,最终一家人得以团聚。

自那以后,曹金生充分认识到网络寻人的巨大威力,空余时间便开始研究微博、微信;平时的工作也与网络串联起来。6 年多来,曹金生寻找走失老人、小孩600余名,平均3天就能找回1名。

互联网公益模式也为环保等公益组织提供了新思路。

近年来,虽然环境问题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大家也切身体会到环境污染对自己的影响,但除了响应专家和媒体人的呼吁之外,真正了解情况,并参与到环境治理和保护中的公众并不多,因为缺乏有效的渠道和工具。这使得在很长时间内,对于我国的环保工作,社会认知少,推进艰难。

长期从事水资源研究和保护的马军意识到了这一点,2006年6月,马军发起成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为促进公众对环保的认识和参与,该机构上线了首个“中国水污染地图”公益数据库,收集整合全国水质信息、排污信息和环境违法企业信息,向公众开放使用。之后,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又于2014年上线手机端的污染地图APP,进一步利用互联网扩大影响力。

给人以选择,让捐赠更便捷,提高善款管理透明度,这是互联网对公益发展的所起到的,促进、推动乃至颠覆性的作用。早在世纪之交,就有许多有识之士预言:互联网将深刻改变公益的模式。如今,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浪潮之中,当初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现实,互联网给公益慈善带来的变革之深刻,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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