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2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十年·未忘”之“国家命运”）
他有两个微博账号，一个叫“携程梁建章”，创建于2013年6月7日，发博84次，有8万粉丝。另一个更早开通的账号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创建于2011年2月1日，发博2124次，有74万粉丝。
自2012年12月3日第一次发文《日本衰落的人口陷阱》起，梁建章坚持写了七年，呼吁尽快放开并鼓励生育。
2019年12月23日，梁建章在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公开发文《不可剥夺单身女性的冻卵权利》，呼吁尊重单身女性通过冻卵等其他辅助生育技术，增加生育机会的权利。
这是这位携程网创始人在该栏目撰写的第155篇文章。
自2012年12月3日第一次发文《日本衰落的人口陷阱》起，梁建章坚持写了七年，呼吁尽快放开并鼓励生育。
过去七年中，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巨变——2013年11月15日，单独二孩正式开放；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以后亲戚就没有了”
1999年，30岁的梁建章与三位商业伙伴创立了携程旅行网（NASDAQ：TCOM.O）。携程如今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性旅行服务公司，2003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目前总市值203.4亿美元。
此前，梁建章最早作为“天才少年”进入公众视野。13岁时，他以“电脑小诗人”闻名，16岁考上复旦大学首届少年班，20岁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28岁回国任甲骨文公司中国区咨询总监。
梁建章生于上海，有一个大家庭，父辈亲属众多。他是父母的独生子，在研究人口问题前，他已发觉三代人的数量差太多。
“上一辈有好多兄弟姐妹，这一辈就没有了。很多家庭都这样。”梁建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还有一些表弟表妹，再下一辈就更少了，以后亲戚就没有了。”
2006年，携程逐渐步入正轨。梁建章急流勇退，赴美求学。读博期间，他师从素有“管理经济学之父”之称的爱德华·拉泽尔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研究人口、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在一次课题研究中，梁建章发现，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与人口老龄化有关，而类似情况似乎即将发生在中国。
对比中国人口结构、进行大量数据分析之后，梁建章验证了自己的猜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化。
为了将发现广而告之，梁建章自费拍摄了一部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但他很快发现，经济学家看完片子能明白问题所在，普通人仍难以企及。
于是，梁建章开始写书。“那个时候就很有动力，觉得特别需要写一本书来引起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梁建章笑道，“因为当时人口政策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绝大部分人还认为一孩政策是对的。”
2012年4月，梁建章与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李建新合著，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
这本书来之不易。梁建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则写书花费不少精力、时间，二则“这是个敏感话题，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样一本书”。最后只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家愿意出版。
2012年7月，梁建章与北京大学教授湛中乐等五人发起，15位国内法学、人口学学者联名签署的修法建议书，正式寄送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
4个月后，梁建章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联合发起一份题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的建议函。
建议函指出，“有人担心，一旦放开，农村的年轻人会生3个小孩……很多研究表明，他们的生育欲望也不会超过2个小孩。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放开后生育率过高，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后，生育率还远远达不到更替水平。”
这个预测在后来得到了证实。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实施，原本预计启动后每年会增加200万左右出生人口，但2014年的全国出生人口仅微升47万。
梁建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联合建议函的最大贡献，在于让主流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引起社会关注。
不过当时，梁建章的作为被许多人抨击为“伪科学”。他的纪录片招来骂名，一位知名媒体人甚至写了8篇系列文章驳斥梁建章的人口新论，连呼“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两个微博账号 七年专栏写作
2013年11月15日，单独二孩正式开放。当日，梁建章就泼了一盆冷水。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至此，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走到尽头。
为了提示世人，梁建章频繁更新专栏写作，2014、2015两年间撰写的稿件数量占了七年总稿量近一半，2016年至今又发表了55篇。
梁建章还持续发表微博，试图将声音传得更广。他有两个微博账号，一个叫“携程梁建章”，创建于2013年6月7日，发博84次，有8万粉丝。另一个更早开通的账号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创建于2011年2月1日，发博2124次，有74万粉丝。
比起携程，梁建章对人口问题更为关心。南方周末记者约访梁建章时，负责接洽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两次——“主要写人口还是旅游？”坊间传闻，如果想约访梁建章，以谈人口问题为题，成功概率更大。
2017年，梁建章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女孩和哥哥相差16岁，梁建章并不担心两个孩子有代沟，“大孩20岁以后可能也会喜欢小孩，所以有些互动。”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9年到2013年，自己的主要时间花在人口研究上。回到携程后，重心逐渐转移到公司，但仍在针对以前的一些人口研究提出政策改革方面的建议。如果排个序，梁建章说，研究人口问题占了他30%的工作。
“中国人并非特别喜欢生孩子”
在推动生育放开的路上，梁建章并非踽踽独行，一些志同道合者与他相伴，黄文政就是其中一个。
黄文政在江西景德镇长大，祖籍皖南宏村。1992年，黄文政赴美留学，博士毕业后在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任职助理教授，2003年在华尔街从事对冲基金行业，现为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同时也是全球化中心和中国人文经济学会特邀研究员。
和梁建章一样，黄文政是1960年代罕见的独生子。此前，他并未意识到一个孩子有何不妥，因此只育有一女。2000年左右，他偶然看到一篇文章中提到东亚生育率全球垫底，这让他突然发觉，中国人并非特别喜欢生孩子，进而开始反思。
2009年，母亲在弥留之际对他说，“很遗憾没给你一个兄弟姐妹……”这让他感慨万千。
第二年，黄文政与合伙人将公司迁到中国，同时把妻女带回国内。此后，他开始更深入地研究和推动中国人口政策改革。
2012年6月，黄文政和梁建章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之后两人共同创办了人口与未来网，并一同举办研讨会、撰写内参报告、组织参与拍摄相关视频、出版书籍。
比起单纯的人口学者，这些研究人口的企业家更接地气，也更善于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梁建章主张政府拿出真金白银鼓励生育。
他还将鼓励生育的理念带入了企业运营。一位携程女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生二孩的员工在公司所有生育员工中占比约20%。
2018年，携程推出了辅助生育福利，为符合条件的中高级女性管理者提供最高200万元的费用及不超过7天的带薪休假，使她们能够享有冻卵等高科技的辅助生育福利。
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 南方周末实习生 叶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