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做的最昏庸的一件事，就是没把自己“杀兄囚父”的事情给删了，而是让史官如实记载，编成《起居注》流传后世。
公元643年，即贞观十七年，按照李世民的寿命（649年去世），这一年，李世民同志已经妥妥的进入晚年了。
这一年，李世民做了什么事情呢？
话说这一年的某日，李世民闲来无事在宫中闲逛，不知怎的就跑到了房玄龄的办公室。老李看到房玄龄正在编修国史，就提出要察看的请求。须知，在古代，史官有权拒绝皇帝察看所载内容。
李世民想看国史，房玄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同一办公室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也劝皇帝，“国史内容枯燥乏味，还是不看的好。”
房玄龄为什么会拒绝李世民呢？
原因在于：如果皇帝做的对，史官恨不得将溢美之词倾泻而出；怕就怕，皇帝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史官也颇为难——如实写吧，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怎么能在背后骂人家？不如实写吧，对不起头顶这官帽。
尽管登上皇位之后，李世民虚心纳谏、励精图治，使得大唐国力日渐昌盛，终成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可是，李世民“杀兄囚父”登上皇位，这是他帝王生涯中最大的污点，这件事，无论如何也绕不开。
房玄龄作为李世民的肱股之臣，本就是以纳谏（和皇帝辩论）出名，他要是真的拒绝，想必李世民也不会“霸王硬上弓”。可是，禁不住李世民“软磨硬泡”，好歹人家也是皇帝，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看个国史有什么问题？
无奈之下，房玄龄打开国史，让李世民尽情翻看。
李世民倒也干脆，直接找到“玄武门之变”的相关记载，他想知道，这帮史官对于这件事究竟是怎么记载的。让李世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帮本该“君举必书”（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的史官，这么大的一件事，竟然含糊其辞地遮过去了。
换言之，李世民做了错事，史官替他擦屁股了！
看到这里，李世民心情应该是颇高兴的，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作为一介明君，他应该有大气量。于是，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史官记载历史，是让后人记住君王的得失，让后人从中汲取教训，怎么能够有所避讳呢？”
说完，就命令房玄龄“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即，将那些夸他的话删去，把玄武门之变如实记载。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比之盛年，晚年的李世民虽然没那么兢兢业业，可是他的脑子仍旧清醒，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若不然，李世民令房玄龄将玄武门之变彻底删去，此事又有谁知？
同样的事情，宋太宗赵光义做的就非常彻底，以至于现如今还有人对“烛光斧影”是否存在模棱两可。
如此看来，李世民即便是到了晚年，也没很多人口传的那般“昏庸”。
那么，所谓的李世民晚年昏庸，究竟“昏”了哪些“庸”呢？
第一，李世民虚心纳谏的次数减少。
第二，儿子们争太子位，侯君集谋反。
第三，李世民将魏征的功德碑扑倒。
第四，大兴土木、建造宫殿。
可是，除了这些，从史书中还能找到什么过呢？即便是上述的这些“昏庸”之事，真的能够证明李世民晚年昏庸吗？
李世民纳谏次数减少，一方面是他个人原因，另一方面，那些纳谏的老臣大都作古；臣子们要造反，他李世民能拦得住？魏征在小本本里说李世民坏话，李世民只不过将他亲笔写的功德碑扑倒，有什么问题？至于大兴土木…
借用《资治通鉴》对李世民的评价：
“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功大过微，这种极致的溢美之词，恐怕历史上任何帝王都难承其重。可是，司马光偏偏就将其安在李世民的头上，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一生都以此话提醒自己，他一生的作为，也都遵此话而行。至于过失，还是让后人去说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