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场名为西安翻译学院继承者事变的文章再一次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掀起了一场议论的高潮，关于事件本身，我们不去进行过多辨析。但“民二代”的出现，也就是民办高校的“经营权”面临的“交棒”还是“收编”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不同于大家传统意义上认识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民二代”这个词为当前中国民办教育的第一批继承者有了新的意义注脚，教育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除了这群人的身份更容易被接纳和认可之外，关注和讨论也存在于每一个从出生就被动站在风口浪尖的“民二代”身上。
在西安民办高校中，“家族交棒”或联合经营的治校风气出现的也不止西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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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西安民办高校教育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找到很多“承袭”的故事，还可以找到一些西安民办大学到底怎么了的原因。
《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里显示，全国民办普通高校共有749所（含独立学院265所），比上年增加3所，占全国比例28.13%。普通本专科在校生649.60万人，比上年增长3.36%，占全国比例22.95%。在其中，陕西有着31所民办普通高校的份额，乍一看，数量似乎很少，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怀疑，陕西是中国民办教育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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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其全国的影响力除了得益于办校规模和某些民办高校的排名，更重要的是陕西拥有一批知名度极高的创办者以及极早的民办办学历史。比如上文提到的西安翻译学院（以下简称西翻），它的创始人丁祖诒，在教育行业里，无疑是中国民办大学的标志性人物，一个符号性的存在。
尽管西翻在历史年轮的滚动中早已从陕西榜上第一变为后数几位，但其为陕西民办教育树立的开创性榜样即使如今拿来再细说也颇为传奇。
早些年，西翻以打造“东方哈佛”为口号，名震天下。那时候的中国教育界，仅是丁祖诒这个名字念出来，都能让受过他教导的学生虎躯一震，高人三分。
丁祖诒和西翻，如同神话传说一样，席卷了彼时中国的所有媒体，不管是央视官媒还是地方小报，无一不大加赞赏和传颂他的教育理念和故事。
“全国民办高教终身教育成就奖”、“中国杰出民办教育家之首”、“中国最具魅力校长”等大大小小的殊荣，都被他纳至麾下。
在千禧年初的每个陕人心里，西翻绝对是把我国其它民办高校甩出几十条街的头号名校。早先的西翻也确实争气，不计其数的知名校友为这所学校疯狂打CALL。
不少从此校毕业出去，或是听闻学校事迹的，多用叱咤风云、口碑极佳、赞不绝口形容，一位2013年毕业学子亲口跟我说：“不止我自己，我周边的人都会说我们学校颇有民办985风范，教学严谨，学风优良，谁听了不是竖大拇指的。”
丁祖诒的办学理念以及西翻独树一帜的示范效应，加之确实充足的生源市场，一下就带动了当时的陕西民办高校办学风潮。短短不到10年间，陕西涌现出一批同类型高校，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京学院、西安思源学院，这些如今在国内都赫赫有名的民办院校，无一不是在西翻的“标杆性”指引下同时期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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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陕西省统计局一篇《蓬勃发展的陕西教育事业》文章显示，1991年，全省共有民办教育机构800多所，在校学生达11万人。随着民办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到1999年全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已达2000多所，在校学生达40多万人。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校学生和学校数量的疯狂上涨让不止北上广城市分外眼红，江浙沪三地也羡慕得紧。
西翻及那时候的众多同胞兄弟一起为陕西的民办教育打了一个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但论起西翻创始人丁祖诒和后来兴起的陕西民办江湖的纠葛，西安外事学院的创始人黄藤以及西京学院的创始人任万钧就是其间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据早先在西翻工作过的王老师透露：1988年，丁祖诒去往延安招生时，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招生游击队”，里面的骨干成员就有黄藤和胡建波，跟着丁祖诒打江山的二人，不仅帮忙招生，还在西翻做了兼职教师，二人互相配合，亲密无间，招生做的风生水起，“技术”也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不过心中有梦想的人怎会愿意一直甘居人下，观察许久的黄藤没出多久，就依照丁祖诒的模板，拉着好友胡建波，在4年以后照猫画虎成立了“西安外事服务培训学院”。
但黄藤和胡建波，却并未像想象中的携手并肩一起走下去，而是半路分道扬镳。一次现实版的“中国合伙人”在陕上映，或因股权问题，或因其它事件，具体原因无人知晓。
不过也能理解，如果不是这样，或许也就没有后来西安欧亚学院的故事了，毕竟欧亚的董事长可是早先外事的副董胡建波先生。胡建波从外事愤然从出走之后，就另起了一摊炉灶，于1995年办了“陕西涉外人才培训学校”，也就是如今“皇家贵族欧亚”的前身。
至于西安思源学院的创始人周延波，在1998年被好友拉去西翻看了一场上万名学生的军训以后，也大为动心，大受鼓舞，回头就依托着西安交大的光环，拉开大旗风风火火的办起了思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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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路人马齐齐杀入陕西民办教育圈子，僧多粥少的局面也就此展开，办校大神越来越多，学生也就越来越不好招，陕西民办江湖大战竞争的残酷和激烈自然不言而喻，一度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众所周知，民办高校自负盈亏，几乎没有国家补助，生源就成为了命脉所在，谁有学生，谁的学生多，谁就能在这块土地分上自己的一杯羹。
于是乎，各个学校为了招来学生，恨不得使尽浑身解数。虚假宣传，夸大事实也成为家常便饭，至于誓师大会，动员大会也早已是基础操作。上到董事，下到辅导员以及在校学生，无一不带着自己的指标。风风火火大喊口号的势头，丝毫不亚于传销洗脑现场，至于招生形势，也跟上线下线按人头，走绩效的传销模式颇为相似。
据2010年民主与法制晚报上《西安民办院校招生者揭黑幕》文章显示，西安某高校学院院长直接在招生培训课上表示“说白了，我们就是要骗！”以及“坑蒙拐骗是民办院校发展的必然之路。”
而2009年西部网上也连续刊登了《西安民办高校招生黑幕》的投诉信息。
百度文库上一篇题为《资本视域下的社会秩序失序与秩序构建案例分析》的文章也列举了西安民办高校在招生方面使用的“伎俩”。
为了招来学生，除了夸大宣传，给予奖励也不失为另一种手段，按人头给费用，1000、2000不等，干的好的，一个暑假就能挣来西安房子的首付，干的不好的，也能轻轻松松挣个1、2万。
招生人员驻扎在不止城市还有县城各个高中的周边，拿着印有大房子，大草地，大宿舍还有漂亮的外国小姐姐的宣传单页，从师资力量到占地面积张口就来，诱惑着未经世事的学生和不懂大学行情的家长。
截图来自2006年半岛都市报
一则2004年的新闻暴露了一丝早年的混乱现象：西翻官方网站称：“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消息，美国五十州高等教育联盟授予丁祖诒“最受美国大学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称号。”这消息如今看起来，还是让人哭笑不得，当时因着方舟子的硬刚，被证实为付费广告的信息以闹剧收场。
截图来自《科教文汇》2005年第三期
但这也确实昭示着民办高校为了名气和生源，学校之间厮杀的惨烈形势。
据2013年发挥不好，高考落榜的小吴回忆，自己成绩中午刚刚出来不到半个小时，就收到来自欧亚、西京、西翻等学校招生办的轮番来电，也不知道信息怎么就被泄露了出去，但接收电话的势头也让未出社会的他感受到了一股来自民办高校的“热情”和“诚意”。虽然，最后下定决心要复读的他拒绝了这些学校的邀约，但彼时学校的招生手段还是令他颇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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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0年的第一个10年以后，全国的公办院校开始了大规模的扩招，这对于民办高等院校来说无疑于晴天霹雳，曾经热火朝天的池塘受到了挤压，学生的减少成为不争的事实。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陕西分社208坊《西安翻译学院继承之痛，谁之过？》中显示，仅在2015年，西翻的商学院学生从6000人锐减为2000人。
不少人归结为院长离任和学校重要领导换届的原因，但细细想来，环境的变化或许才是民办高校招生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因为同时期鼎峰建校的100多所民办高校，早在20年后的此时，或因为政策整顿，或因为资金短缺，多半都面临了夭折和解散。
但与上方一众高校厮打胶着现象不同的是，西安培华的存在竟然像极了一股清流。许是因为，这所学校马上就要进入百年历史的原因，竟甚为安稳。
如果说在陕西民办高校的教育地位里，谁还能和丁祖诒相媲美的话，姜维之的出现就正好补了这个口。
在回忆爷爷姜维之恢复创建西安培华学院（以下简称西培）的场景时，西培现任理事长姜波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在没政策、没师资、没经费、没校舍的情况下，兴办民办教育并不容易。”
时间的脉络回转至1977年，彼时，我国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尊重知识和人才成为了那时候时代的讴歌。
1984年，在陕西省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出：为了完成振兴陕西和解放妇女的需要，且达到我省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目的，建议在陕西创办一所女子大学。
但在讨论学校名称的时候，因为属地管理的原因，有人提议命名为“西安女子大学”。但创办人姜维之建议，在校名中冠以“培华”二字。
据姜波介绍：“爷爷其实对培华是有情结的，复创培华是他的夙愿。”
如今的西培官网，打开网站，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西安培华学院——首家走向百年的民办大学”。
至于百年的出处，则不得不说是因为姜维之的坚守，1928年作为培华的前身——西安第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的建立给了如今培华百年时间上的解释。
民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这些都是和创立初期的培华女大相关联的词汇。在那个时代，这些词是时代变化与进步的体现。
不同于从入学到就业都由国家‘包揽’的公办高校，初办的民办高校并没有一个实际的参照物。怎么让一所新办院校先‘活’下来，是那批开创者们唯一的目标。
2007年11月，82岁的姜维之在西安溘然长逝。西培的命运匆匆的交棒于留学日本10年，年仅34岁的其孙姜波。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猝然离世，享年73岁。临终前，他将西安翻译学院董事长一职交给了女儿丁晶；2013年，任万钧将西京学院董事长给了41岁的女儿任芳。
2018年开始，60岁的黄藤也慢慢开始了接班人的交接过渡期。频繁带着他23岁的儿子、学院执行董事长黄昶力出席各种学校场合。
至此，陕西民办高校进入了创始人之后的交接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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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提起接班人这个词，还是会莫名带着一股沉甸甸的使命感，因为无论是民营企业的二代，还是这些民办教育的二代，所有人都逃不掉一个共同的问题：站在之前那些已经深入人心，并有一番作为的“巨人”，自己的至亲肩膀上如何超越？这些民办学校怎样做才能实现自己的基业常青？而将接力棒交于下一代的领导者，又该怎样树立榜样让学校的事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当“民一代”传位于“民二代”，“民二代”又能否在保持艰苦创业教育理想的同时，更进一步？
尤其在陕西这块土地上，面对如此复杂的教育环境，“开路难，行路更难”是这些刚刚接手或打算接手人最头疼的问题。
首先，两代人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比如初创的第一代，他们明显会考虑更多的生存问题，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红利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今天创办初期的红利也渐渐消失，生源锐减、教育市场多元化、办学投入增加而收费相对减少。种种都诉说着这批“天选之子”需要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
随着时间的推动，学校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政策一步步完善，那些凭借个人能力管理学校的现象早已被弱化，换句话讲，“高度集权”的时代已经过去。
从90年代到现在，陕西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里的地位从来都很坚挺，但站在新的时间节点，谁也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时间会变，人也会变，但人们向往美好，向往更棒生活的期待总不会变。
不管遗产继承、还是被迫离职、亦或情感纠葛，这些归根到底跟老百姓总是有距离的，老百姓关注的，不过就是学校老师怎么样、学生上学之后就业前景好不好、学校教学质量究竟行不行、自家孩子交了“高昂”的学费之后，是不是能成才，物超所值……这些实实在在跟自己有关联的问题。
期待未来的陕西民办高等教育，能不忘“创一代”的初心，更加关注学生的未来，少点丑闻，多点实事。
作者 | 汤加| 贞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