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16日《南方周末》）
“（我）在教导处哭得很厉害，觉得以后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了。”小小霏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教导处老师表示同情，但拿不出办法。
“您的能力我们非常认可，但毕竟您有些特殊情况……我们大领导可能比较传统，所以最终没有考虑，希望您不要介意。”
“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性别视角，没有关注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教育问题。”刘小楠表示，中国可以通过一部涵盖范围较广的平等法或反歧视法来保障跨性别者的权利。
小小霏的2019年终礼物，是学信网上一份新学历证书。与旧的相比，新证书有两处更改：姓名与性别。
小小霏是一名跨性别女性。2017年3月，27岁的她用一场性别重置手术，抹掉了身上的先天男性特征。她终于不再与自己的性别为敌。
她给自己取了新名字，申请了新的身份证号码，准备开始全新的人生。但这一切却卡在了学历证书上。《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规定，学历自从统一录入学信网之后，学生就必须在毕业之前更改；一旦毕业，学校不得变更证书内容及注册信息，也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更事宜。
历经两年努力，小小霏终于成功修改了学历证书上的性别信息：“我是幸运的，而其他人呢？”
国际NGO亚洲促进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约有0.3%的人口为跨性别群体，但中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尚无统计数据。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本已举步维艰，而难以修改的学历信息让他们的文凭形如废纸，更加剧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困境。
“很多时候，制度的不完善给人的不仅仅是直接的歧视，更可能是无形的影响，让人走向了本可以不那么坎坷的路。”令公益组织彩虹法律团负责人丁雅清感到欣慰的是，自2018年第一个成功案例出现以来，全国成功更改学历相关证明上性别信息的人数已经过百。
“以后是个没有学历的人了”
从孩童时代起，小小霏就无法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10岁时父母离异，小小霏最早是向留过洋的爷爷出柜：“说我应该是个女孩子”。
小小霏偷穿过妈妈的衣服，买过吊带和女孩睡衣，还悄悄吃过激素药物。种种迹象交织，家里人隐约有些猜测，父亲开始一天抽两三包烟，“说怎么出了这么个孩子，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
2009年，小小霏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大学那4年，上厕所和洗澡最痛苦。小小霏总是尽量去人少的男厕所，晚上不回宿舍，冬天不去大澡堂……穿着打扮也开始女性化，有一年冬天，小小霏干脆烫了个“大梨花”。
毕业后没过几年，小小霏向家人提出要去做性别重置手术，“说不做的话，不如走了算了”。父亲哭着同意了。
2017年初，小小霏在泰国待了大半个月，花费十几万做手术。终于如愿成为一个女孩。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跨性别者在完成彻底的性别重置手术之后能够更改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上的性别信息。在这方面，小小霏没遇上大麻烦。
从沈阳市公安部门拿到新身份证的第二天，小小霏就一个人来到北京，住青旅，感觉像回到大学宿舍。小小霏一开始有点紧张，怕被大家排斥，但有个女孩对她很热情。她们一起逛后海、德胜门，“还挺新奇的，好像第一次被承认是女孩子”。
从求职开始，幸福时光戛然而止。
其实在做性别重置手术之前，小小霏就预知未来会面临学历证书修改的难题。
2014年，《高校电子学籍管理办法》出台，规定学生在校期间经过报备可以修改学历信息，但是毕业之后无法修改。当时小小霏临近毕业，抱着咨询的心态到学校教导处，询问毕业后能否更改学历信息，学校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在教导处哭得很厉害，觉得以后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了。”2019年12月，小小霏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教导处老师表示同情，但拿不出办法。
2017年做完手术后，小小霏再次询问学校能否修改学历证书信息，学校再次拒绝。“因为我毕业时仍然是男性身份，所以他们（学校）不愿意更改，认为并不存在信息登记错误。”
2020年1月，南方周末记者向小小霏在校时的辅导员求证。辅导员表示，学校放假期间不宜接受采访。
“毕竟您有些特殊情况”
证书上的性别信息改不过来，小小霏只好找一些对学历没有要求的工作。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个体力活，在仓库里按照客户订单分拣图书，每天工作11个小时，到了“双十一”更是连轴转。“当时一个大专毕业生都能坐到更高的位置上，而且工资还比我高。我不敢说我的学历，别人觉得我连大专生都不是。”
同样是跨性别女性，沪上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小白一度去酒吧卖过啤酒，原因也是求职时无法向用人单位提供“人证相符”的学历证书。转机出现在2012年左右，小白毕业的研究生院换了一位新院长，“他拍板表示要帮我解决这问题”。
没过多久，学校把小白叫过去，告诉她如果把学历证书上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全部更改，“学校没办法担这个责任”。但学校给小白开了一份学业证明书，能证明小白确实在这所沪上名校念过研究生，性别是女性，只是有点“多此一举”地写上了小白的曾用名。
这份学业证明书，在有的求职单位能“蒙混过关”，但也有单位根据曾用名对小白做背景调查，在学信网上查询到了小白过去是男性的学历信息，最终没有录取小白。
小白请对方告知拒绝录用原因，人力部门邮件答复道：“……您的能力我们非常认可，但毕竟您有些特殊情况，相信您当时面试时也有意无意地隐瞒了……我们大领导可能比较传统，所以最终没有考虑，希望您不要介意。”
“我其实可以以这封邮件告他职场歧视的，但是想想，算了。”小白说。
2018年全国两会前夕，一些关注性别平权议题的民间组织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写信，托他们建言教育部授权学校更改跨性别者学历学位证书上的性别标记。
小小霏看到新闻，受到鼓舞，向辽宁省教育厅提交了九百多字的手写申请。
之后一年里，小小霏在学校与教育部门间来回奔波，甚至跑了一趟国家信访局。民间组织北京同志中心了解到小小霏的情况后，为她委托了律师于丽颖。于丽颖想了个办法：用信息公开申请的法律手段推进。
在律师的帮助下，2019年6月，小小霏再次向辽宁省教育厅正式申请修改学历、学位信息。2019年9月，小小霏向辽宁省教育厅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教育厅公开对其6月申请的答复情况。
2019年11月，小小霏接到辽宁省教育厅的电话，告知学历信息已经修改。她登上学信网，果然查询到了写着新名字、性别为女性的学历证书。
其实，在成功更改学历信息以前，小小霏已经在上海找到了一份设计类工作。她说，主动将自己的故事告诉媒体，是希望能为更多跨性别者打开一条路：“整个跨儿（指跨性别）群体现在还不很自信，处在社会的底层。我们需要借助真实且准确的学历，获得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好的工作。”
既然毕业后文凭性别难变更，一些跨性别者的对策是，在求学期间就完成性别重置手术。
然而，这条路同样充满艰难险阻。丁雅清听过太多让她感到“痛心”的故事：“做完手术之后不知道住在哪个宿舍、使用哪个厕所，甚至面对同学的霸凌。”
“参考世界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其文凭并无标注‘性别’这一项，但并不影响持有者在应聘时证明自己的学习背景、专业知识和技能层级。”2018年，联合国开发规划署发布了一份《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中国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评估报告》，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是报告的主要撰写人。
刘明辉认为，在文凭上标注“性别”的做法变革前，应当立法授权学校根据跨性别者身份证上的性别信息，更改已发文凭上标注的性别及姓名。“目前学校无权变更。在实践中能够变更的跨性别者，是通过学校提交教育部门变更的。”
“现有法律政策缺乏性别视角”
从立法到司法，加强对跨性别群体法律保障的呼声日益强烈。
2019年12月3日上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浦沿法庭开庭审理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案件。这是2018年12月最高法发布“就业权纠纷”案由以来，第一起以该案由立案的跨性别就业歧视案。
原告小马在2018年10月从一家影视文化公司请假，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拿到变更的女性身份证。2019年2月，公司以小马迟到早退、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为由，与她解除了劳动合同。
小马本来的工作职责是以助理身份协助艺人。人力部门在和小马谈话时说：“你这样子，以后是跟男艺人还是女艺人呢？”小马认为，这句话恰恰暴露出公司的行为是基于跨性别身份的性别歧视，损害了她的平等就业权。
“早不开（除）晚不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一做完手术回来上班就把我开了。”小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确实有迟到早退的记录，不是一个“完美”的当事人，但她要通过自己的案子提高跨性别社群的能见度。
该案专家辅助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小楠表示，即使小马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解聘小马仍然存在歧视的可能：“歧视是一种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如果小马在手术前同样存在迟到，但是用人单位没有处罚，实施手术后很快就被以迟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公司需要举证说明为什么改变一贯的人事制度。”该案目前尚未宣判。
早在2017年，贵阳的跨性别男性C先生曾胜诉过国内第一起LGBT（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就业歧视案。由于当时还没有“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C先生提起的是一般人格权侵权诉讼。
法官在该案判决书中写道：“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应当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尊重个人的性别认知和性别表达，不应当因个人性别认知和性别表达，使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受到差别对待。”
这也是“性别认知”“性别表达”等词条首次写进中国法院的判决书。
“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性别视角，没有关注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教育问题。”刘小楠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国虽然没有必要针对跨性别者出台专门法规，但可以借鉴一些域外经验，通过一部涵盖范围较广的平等法或反歧视法来保障跨性别者的权利。
近几年，刘小楠等一批研究者在积极推动反就业歧视法的出台。“这个法律里面，明确把基于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的歧视作为一种歧视的事由。以后的教育法中也可以作类似规定，有助于保障跨性别者的受教育权。”
妇女权益保障法近年有望再次修订，刘小楠希望，这部法律修订后能以“性别平等法”的形式再度出台，将原有对女性群体的法律保障扩展到对性别平等的保障。“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对‘性别’作更宽泛的解释。”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小小霏、小白、小马、C先生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李佩云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