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IC photo/图）
“庆渝年”系列剧吸引了中国舆论的眼光。李国庆在“夺章”成功之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先是微博称“白天绑在裤腰带，晚上放被窝里”，四十七颗公章挂在腰带上是什么体验？数量上完胜了战国时代苏秦腰佩六国相印，也算一种成就吧。接着，李国庆发布了盖着大红公章的人事任命，一朝印在手、便把令来行，这也算是物尽其用了。而俞渝方立刻申明“公章已挂失，任命无效”。争论双方都很在意公章的作用。
其实，这种以“印把子”为准的事件在中国企业中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夺章事件”屡屡发生，尤其是A股企业，似乎特别热衷此道。绿城中国、雷士照明、先锋新材、ST围海、聚力文化、田中精机、新宏文化长城等等，都曾发生过“抢公章”事件。与堂堂上市公司相比，“庆渝年”好像也不算特别奇葩了。
某种程度上，企业的“印把子情结”是计划经济的残余痕迹。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不过是执行庞大经济计划的一个节点。因此，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政府行政管理一致，加盖公章是权力正当性的绝对保证。“认章不认人”的目的是在形式上最大程度地淡化决策权的个人色彩，这也是官僚科层制度的设计初衷。行政管理的权力结构始终是自上而下的授权，序列整齐的公章体系就是这种权力结构在形式上的体现。即便在企业内部管理中，也是加盖各种部门章的公文格式。个人签名的效力有限，一般只涉及个人福利，诸如领取各种津贴的手续。
但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民营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不是来自任何行政系统的授权，而是产权属性的衍生。企业经营人要么是企业所有者，要么是经企业所有者或股东按程序授权经营的。因此，在很多发达国家中，“认（产）权认人（亲笔签名）”为主，公章或者不必要，或者成为象征性的存在。
美国所有州法律都不强制企业刻制公章，经营者的亲笔签名具有完整的法律效应。但是，企业如果决定使用了企业公章——比如按照某些银行对公账户的要求，那么就要遵守法律规定的公章格式，以及在特定事务中的强制使用。也就是说，法律认可公章作为签字的替代手段，并作出了相应的规范。
英国在1989年《公司法》中取消了强制企业刻制公章的规定，只是出于使用习惯，很多企业还会在海外业务、合同签订中使用公司公章。澳大利亚更进一步，1988年澳洲《公司法》规定，此后不再授权使用公章。因此，大部分澳大利亚企业都不使用公章，而是普遍使用亲笔签名。只有一些成立于1988年的澳大利亚企业还会偶尔在重要文件上加盖公章以示郑重，
其他诸如法国、印度等国，法律强制要求刻制公章，但日常商务中已经以使用亲笔签名为主。
在上述各国，要么无章可夺，要么抢了也没用。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日本企业还保留了严格的公章使用制度，“社印”和社长姓名章配对使用。而日本企业的“拟官僚体制”也是公认最强的，甚至连官僚机构决策程序也照搬使用。
整体来看，公章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明显弱化，亲笔签名在日常商务活动中占据了主要法律地位。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商务合作中，要求董事会的授权书也较为普遍，如果签约人就是董事长或企业所有人，那么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即可。亲笔签名也好，授权书或身份证明也罢，根本目的是证实产权属性以及经营授权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企业公章的法律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夺章门”发生后，很多法律专业人士都指出，掌握公章并不等于合法掌控了公司，更不证明所有权。但是，频频发生“抢夺公章”事件，体现出企业经营者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现行行政管理和金融体系中沿用了很多老旧规定，造成离开了公章企业运作困难的事实。再加上引发夺章事件的企业经营权、所有权争议的司法程序冗长，且对争议期间的企业经营缺乏规定和保护，也变相鼓励了“战术性夺章”。这些还是计划经济的“尾巴”留下的阴影。这次“庆渝年”风波引发了社会大众对公章争夺战的广泛关注，应该做出合理的调整。
企业公章不应该成为“白天绑在裤腰带，晚上放被窝里”的“胜利果实”，更不能成为搅乱企业正常经营的麻烦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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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