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斌 惠利 编辑/杨溪
出品 | 腾讯新闻×原子智库
五一小长假之前，多地政府纷纷向居民发放消费券，以期拉动消费、刺激疫后经济复苏。不过，国外常见的是直接发放现金。那么，发钱还是发现金的背后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本期“原子智库”分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黄斌、惠利两位的思考：发现金和发消费券各有优劣，不过在数字经济时代，利用移动支付技术，不仅可以克服传统的发放消费券的一些弊端，还可以在应对危机、提振消费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补足新老基建短板。换言之，消费券是应对短期消费停顿的临时性措施，但如若用好，也能助推经济增长新动能——如此，才是真正的“没有浪费危机”。
以下为正文：
新冠疫情的大爆发带来了全球停摆，供需双杀，给全球经济带了极大冲击，我国第一季度经济指标同比下跌6.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
为稳定民生，尽快恢复经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应对措施。我国在疫情期间,率先提出企业税费减免和返还等政策；在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之后,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和“新基建”应对策略；近期，为了刺激消费，各大城市又竞相推出了从数千万到数亿元不等的消费券。欧美等国则在疫情期间直接向企业和居民发放近似于“无差别”的收入，美联储甚至直接介入金融市场。
造成经济停摆的不是产能过剩和泡沫破裂，而是隔离带来的停工停产和消费下降，重启经济的核心是重启消费，恢复需求，从而保护产能，保护生产力。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复工复产接近100%，服务业也已经开始回暖，但外贸形势严峻，激活消费的重中之重是激活内需市场。
让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真金白银消费，可能是政府最不擅长、也是结果最难把控的政策。一方面，政府要面临着补贴生产者还是补贴消费者的权衡；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在多元的消费需求中对“想要居民消费”的和“居民想要消费”的产品进行判断和权衡。因此，在不同发展条件下，各国政府都有不同选择。
“发钱”还是“发券”？
欧美国家直接给企业和居民发钱，我国选择了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以及面向居民发放消费券。这取决于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特点与重启经济复苏所面临的问题。
发钱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但也是效果最“不可控”的方式。“不可控”既是缺点也是优点——发钱的目的是要解疫情的燃眉之急，但发钱也可能带来储蓄而不是直接消费；但由于经济是一个体系，政府不可能洞悉所有的需求，因此发钱理论上可以更好更快的传导到经济恢复中比较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
欧美等国政府更倾向于直接发钱，主要是因为成本较低，效用较高。欧美发钱的范围主要是由于本次疫情而停工、失业的人员，由于大多数国民的就业（2019年12月美国失业率仅有3.5%）比较“正规”（都进行了工商登记或签署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且普遍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助体系，因此政府可以较为精准的识别纾困对象。而纾困对象在很多情况下是“拿不出400美元应急”的家庭，所以钱一旦发出，很快就会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市场，并会找到效率最高的部门和企业，且没有后续回收兑换的问题。
当然，发多少钱是一个问题。近期美国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很难说没有发钱的影响。2020年1月，美国平均失业保险为每周385美元，加上财政病毒救助法案“CAREs”的每周600美元，约合时薪24美元，已经接近全美平均时薪28.44美元，高于全职周薪中位数917美元。对于多数家庭来说，不工作比工作赚的更多。考虑到大选，美国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长期救助，这反而可能会对美国的复工复产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我国发钱的成本更高，可能效率也更低。一方面，我国还有很多非正式就业，如2019年我国还有2.9亿农民工，其中本地农民工近1.2亿人，很多都是临时工作；超过1.7亿的外出农民工也很难说都是正式就业。我国的个体经营者中，也有很多（有学者估计过千万）没有固定营业地址，没有工商登记。因此，精准发钱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如果纾困人群不仅限于社会底层，而扩大为中低收入人群，发出去的钱很可能变成了“报复性储蓄”而不是“报复性消费”。可能是基于这些考量，我国更倾向于将“救急”和“救穷”分开来，救急发券，救穷采用临时价格补贴和其他定向措施发钱发物。
与发钱相比，消费券有时效性强、带动效应大、且领取过程已经筛选了使用人群，从而更加精准的优点。愿意申请消费券的，一般更多的是价格更加敏感、时间成本较低的中低收入人群；已有的消费券研究也指出，消费券一般不会改变居民的长期消费行为，但可能会将未来的消费提前，而这些特点正是本次消费券政策的出发点。
但消费券一般也有在市场中的传递过程较长、效率不高的缺点。消费券某种程度上是由政府决定支持哪些行业/商品，由消费者来决定支持哪些企业的一种方式。政府支持的行业，未必是市场最需要或效率最高的行业，也未必是居民最想要消费的商品，申领到消费券的人群可能会放弃（本次消费券中部分文体旅游消费券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或打折转手卖给更需要的人，多次传递必然折损效率。
从现有研究看，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如食物、服装、家电）消费券使用效果，要好于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如文化、娱乐、图书等），这与政府救助行业的初衷不一定完全匹配。
各地发券的效果初显
基于上述特点，评估消费券政策效用应主要集中于短期对消费、尤其是对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消费拉动作用。
我国这一轮消费券的发放主体是地方政府，总体思路都是充分利用消费券即时、精准、带动能力强的优点，限定在餐饮、商超、书店、景区等部分领域，限定使用期限，且多采用摇号申领，消费满一定额度后才能抵扣的方式，不兑现不找零甚至不许转让。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五十多个城市陆续发布了累计金额超百亿（含未发放）的消费券，主要集中于餐饮、文旅等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备受关注的武汉市，于4月19日陆续向全体在汉人员投放5亿元的“武汉消费券”，其中包含了1800万元定向发放、专门针对低保、特困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消费券。同时，相关网络平台、商家还将匹配18亿元，预计总额达到23亿元，目前在全国数额最高。
央视新闻对武汉消费券的报道（来源：央视新闻）
从初步效果看，消费券较好的发挥了带动效应强，拉动短期消费的作用。4月9日商务部数据显示，杭州发放的消费券已核销2.2亿元，带动消费23.7亿元，乘数效应达10.7倍；郑州核销1152.4万元，带动消费1.28亿元，乘数效应达11倍。据微信支付数据，部分利用微信发放消费券的城市乘数效应更大。如截至4月22日，深圳4城区消费券核销988万、带动消费1.4亿，乘数效应达14倍。其中，宝安区与罗湖区乘数效应达到20倍。武汉首日（4月20日）超2.6万人通过微信支付在2506家商户核销消费券，交易总额超720万元，单日杠杆率达13.28。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消费券的优惠作用，其本身释放的“疫情缓解”信号，可能更是促使居民外出消费的核心原因。
消费券较好地覆盖了各年龄阶段人群。微信数据显示，武汉核销消费券人群中50岁以上消费者占18.6%，40到50岁为19.1%。顺德的核销用户中23%为中老年人，湖南省甚至有49%的人为中老年人。这当然说明了微信平台较之于电商和外卖平台更广的覆盖面，同时也说明了消费券本身的申领成本、地域限制（不少城市都是分区申领，可能需要跨区消费）等门槛，使得价格更加敏感的中老年人和中低收入人群更有动力申领和使用消费券。
受益商家和消费拉动的主要商品以超市百货和小微商家售卖的生活必需品为主。微信数据显示，武汉首日核销消费券订单数的前五位是超市、餐饮、便利店、百货、果蔬生鲜。联合国教科委组织认定的“美食之都”顺德首日餐饮类订单占总消费券核销量的70%。由于这一特性，小微商户受益较大，顺德受惠的3800余家商户中有3100家为小微商户；湖南省、嘉兴市微信渠道发放的消费券惠及的小微商户占比也高达8成。
尽管时间较短，但总体上可初步认为，消费券通过释放市场信心信号和价格补贴，带动了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生活必需品行业恢复，并通过移动支付平台更多地惠及了中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群体。
数字消费券还可以更低成本、更加精准
面对疫情带来的深度冲击，我国要应付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得不采取“既要，又要”模式：既需要救经济停滞之急，也要救困难人群之穷；既要应对当前冲击，也要谋划长远升级；既要维持企业商户生存，也要促进居民生活消费，因此在总预算不可能无限的情况下，更低成本、更加精准就变得尤为重要。
与欧美等国相似，我国对于正规的企业、商户和就业，减免税费、补贴就业，可以根据税务和社保系统精准的执行。但我国的优势更在于，通过较为完善的数字经济尤其是移动支付系统，可以更加精准的识别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服务业企业、非正规企业，以及最广大的消费者，从而进行成本更低、更加精准的补助投放。
据CNNIC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其中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6.33亿。我国这一轮的消费券申领和使用，大多也都是通过智慧政府系统与腾讯、阿里或京东、美团等平台合作，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发放的。毕竟，比起寄送特朗普签名支票，通过微信等国民应用，向11.6亿用户（其中55岁以上的月活跃用户数量都达到6300万人）发放和核销消费券无疑成本更低，普惠性也有较为充分的保障。
同时，移动支付天然的场景属性，对于恢复线下消费也更具针对性。受疫情影响的城市中，已经鲜有不接受移动支付的商家。通过移动支付渠道发放消费券，有助于商家和政府配合，加大支持消费的力度。如在武汉消费券发放中，政府拿出了5个亿，网络平台和商家同步配套了18个亿的补贴！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不同特性，提高发券和用券的效率。比如，电商平台可以更好地洞悉居民对商品的需求，而微信等平台则具有“小额高频”等特点，更具有场景多样性，能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习惯于线下消费的中老年人群。
但从各地的发券用券方式来看，尽管政府充分的利用了数字平台，但是尚没有完全发挥数字经济精准的特点，我国智慧政府在建设和运用中还有很大可为空间。
从消费者的视角看，目前消费券需要通过摇号申领，不少商品满减的门槛也比较高，这固然通过时间成本筛选掉了高收入消费者，但也通过较高的技术门槛和初始消费门槛筛掉了真正的低收入消费者。
从企业和商户的视角看，政府希望和商家联合发起消费券以扩大政策效果，但能与政府合作的往往是大型商场、超市和餐饮连锁机构等，抗风险能力本来就更强，其目标客户对价格未必敏感。如星巴克的消费者，大多不会因为有没有三五元的消费券而决定是不是买一杯三五十元的咖啡，北京坊的消费者也不会因为1小时免费停车券而决定去不去消费。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释放来说，还需要更精准的扶持。
消费券的承销平台，其实具备解决上述问题的能力。比如，通过用户画像（而这也是每年底移动支付软件都会发给个人营销的内容），平台可以更好的知道用户所需，从而实现普惠消费券和商家消费券更加精准的发放，而非仅仅通过摇号；通过疫情前后商户的线下和线上收入数据，也能够更加精准的识别上述损失，并匹配相应的消费券投放数量、对象和满减门槛。据微信支付数据统计，全国受益于消费券的商家中，小微商户占比85%。
为了保护用户隐私，不做这样深度的技术处理，仅仅通过用户年龄等很少的数据，也能更好的实现“科技向善”。比如针对不同用户年龄设置不同满减券的中签率，小额满减更偏重于中老年人，大额满减则反之；也可以结合不同的品类设置不同的中签率，商超更偏向于中老年人，而餐饮文旅等更偏向于年轻人等。这样会更好的匹配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券的使用效率。
同时，这也有助于识别甚至都没有进入移动支付体系的最困难人群，从而可以以此为契机更好地扩充原有的社会救助体系。
在微信中发放消费券还有一个好处是，用户可以很好地留存在商家、政府的公众号和小程序中，方便进一步消费优惠的发放与通知，刺激二次甚至更长期的消费。如广东“穗康”小程序，在疫情期间依靠口罩预约形成用户习惯后，后面在小程序上搭建健康码、发放消费券，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
此外，依靠数字技术，不仅在消费环节可以更好地支持消费券的发放，未来在生产环节、金融领域，也能通过更好的识别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需求，更好的推动小额贷款、展期、贴息等政策措施。
用好消费券，助推经济新动能
“消费券”是应对短期消费停顿的临时性措施，但如若用好，也能助推经济增长新动能。
我国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有后来者优势，尤其在提升人力资本、新型城镇化和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新技术产业领域，还有很大潜力，是经济增长新动能之所在。在应对危机、提振消费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补足新老基建短板，才是真正的“没有浪费危机”。
比如，消费券可以和教育和科研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和支持政策相结合，既能提高直接拉动受到疫情影响较大的教育培训、文化服务等行业的消费；也能通过置换教育培训支出而让消费者敢于在其他领域消费（教育培训已经成为不少大城市家庭的主要支出之一）；还可以定向提高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而这也是提升空间最大的、效用最高的群体；甚至可以和补贴企业研发创新、推动购买创新产品相结合，从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可能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消费券还可以与“新基建”和“稳内需”等相结合，定向补贴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且拉动能力较强。如5G手机等智能电子设备，新能源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未必是直观上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却是我国全球竞争力最强的企业。优质企业来之不易，补贴其最终产品消费，拓展国内市场需求，既有助于弥补出口订单减少的损失，也有助于与5G、充电桩等“新基建”相互促进。
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央近期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也看到和充分肯定了数据和数字技术在应对疫情、恢复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更好的把握数字技术，不仅有助于消费券的政策实施，推动中国经济从本次危机中率先恢复，甚至会对经济增长新动能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会推动疫后中国经济脱胎换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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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智库·腾讯小满工作室出品 | 第378期
实习运营编辑：赵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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