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究竟落得何种下场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27个战胜国于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协约会议——“巴黎和会”。在段祺瑞实际领导下的北洋政府，以战胜国的身份，同样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西方列强全然不顾中国的战胜国身份，不顾中国的利益，决定将德国于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

“巴黎和会”严重伤害中国权益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以示威游行、罢工、停课甚至暴力对抗政府的形式，强烈要求北洋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北京爆发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在诸多地方志的记载中，均有“爱国学生、工人、商人、市民连日集会游行和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相关记载。

这场发生于北京，被称为“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行动，在主张的口号中还有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呼喊。这里的“国贼”，即为同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

曹汝霖

“三大卖国贼”中的首脑人物，北洋政府中公认的“亲日派”，在其担任交通总长兼任财政总长期间，不惜以赏识山东铁路主权为代价，数次向日本银行借款。早在光绪三十一年，曹汝霖就以袁世凯助手的身份，参与过通日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的谈判。在“卖国”和“亲日”这两件事上，曹汝霖可谓是“元老级人物”。

“五四运动”以后，曹汝霖被革职，而后便开始了“力行慈善，以赎前愆”的生活。可在其晚年所成的《一生之回忆》，认为自己在对日谈判中已经“殚精竭虑，谋定后动”，甚至在向日本递交《二十一条》的时候，还有着“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的“羞耻感和爱国心”，时人对自己的谩骂和攻击只是“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的结果。

虽然被革除官职后，曹汝霖热衷慈善、修建医院，甚至在抗战时期，拒绝日军拉拢，以求“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甚至在晚年发出“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的感叹，但其“卖国贼”的称呼、被国人唾弃的历史形象再也无法改变。

陆宗舆

曾任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的陆宗舆，同样是“亲日派”的坚定成员。自1915年，陆宗舆就在袁世凯的命令下，与日本参与到各种丧权辱国的谈判中。除了担任银行总裁期间，数次以国家主权利益为代价，数次巨额借款外；自1917年开始，陆宗舆甚至成为了日本在北洋政府的公开代理人。

“五四运动”以后，陆宗舆被开除官职，但这还不是最严厉的惩治。《浙江地方志》还记载了陆宗舆原籍海宁县对其更为严厉的惩处：

注意，陆宗舆时任学区学务委员的父亲朱宇苍，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声讨大会，开除籍贯、逐出宗谱，这才是对待“卖国贼”的态度。可就算如此，也没能让陆宗舆警醒，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任行政院顾问，将自己的“卖国”行径真正做到了“从一而终”。

章宗祥

“五四运动”中，下场最为狼狈的“卖国贼”，更是对日极度向往之日本留学生的典型代表人物。在所成《东京之三年》中，曾经以“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予中国，实绰有余裕”这等极度暧昧的言论，为自己以后的“卖国”行径埋下了伏笔。

“火烧赵家楼”之前，被当成曹汝霖的章宗祥被群情激奋的爱国学生，一顿痛打，险些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罪恶人生。“五四运动”以后，章宗祥被开除官职，而后得到了和陆宗舆同样的“开除乡籍”待遇。

《浙江地方志》有载：

和陆宗舆一样，章宗祥在此严惩下，依然没能改变“对日亲善”，从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到出任抗战时期汉奸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再到担任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电力公司董事长，他用自己的一段段经历诠释了什么叫“誓死就当日本奴”的人生信念。

短暂得一时之荣宠，却得身后骂名滚滚来，曹、陆、章三人的卖国行径或许有着段祺瑞的授命和影响，但在“巴黎和会”上也有顾维钧这样维护中华民族权益的爱国外交家。更何况，在“五四运动”以后，曹汝霖的“不知悔改”和陆宗舆、章宗祥的“变本加厉”，历史的耻辱柱上就该有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