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丨简历投出去3个月没回音 大城市漂泊7年的她回了老家

合租室友突然搬走了。在生活的岔路口,一些年轻人终于下定决心。疫情缩短了人们犹豫的时间。但不管是选择离开还是继续留下,勇气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撰文丨崔一凡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1

不少合租的年轻人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室友搬走了,在一段时间里,自己需要面对一个空空的房间。这似乎是件突然发生的事。几乎所有人都提到,室友走时,忘了关上房间的窗户。这个季节风大,把房间吹得呼呼作响,大到让年轻的女孩们感到害怕。

在微博、豆瓣和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媒体上,有时候也会在微信朋友圈里,你能看到日渐增加的年轻人招室友的信息。一些人离开大城市,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说不上是好是坏。在生活的岔路口上,疫情缩短了人们犹豫的时间。或者像已经离开的刘歆说的那样:“这次疫情就是老天爷给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如果为突然的离开加一个注脚,得看看离开时他们留下了什么。23岁的林瑶与一位音乐老师合租,疫情发生后,这位总是打扮很潮的室友再没回北京。她拜托林瑶把她所有的东西寄回家,只留下一把吉他。“以后有时间再回来拿,”她说。这是她的心爱之物。以前,她常在房间弹,都是些轻柔舒缓的音乐,不会让室友们觉得吵闹。

在已然空荡的房间里,林瑶看到床单和被子还堆在床上,一张穿衣镜竖在房间角落里。一同被留下的还有窗边的几盆小植物,说来奇怪,这间房的窗户被另一栋楼挡着,是终年不见阳光的。

如果不是为了关窗户,林瑶没有机会窥探室友的生活。必须承认,在北京的合租房里,你无法要求更多了。她们居住在北五环的一套长租房里,三居室,没有客厅为她们提供社交空间,日常的交集仅限于疫情期间排队做饭时的寒暄。跟我说起室友时,林瑶只用“一号房的姐姐”和“二号房的姐姐”指代。现在,两位姐姐全都离开了,就像她们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她在微博上写道:“慢慢走吧,想要的总会有吧。”

“这个城市,能让那么多年轻人来了然后又走,感觉它像一个轨道一样,很多人想顺着轨往前走,但是有很多脱轨的意外发生,也不是主观(选择),但它就是发生了。”同样失去室友的赵青说。

赵青的室友是应届生,2019年从德国毕业回来,怀着一个北漂的梦想,疫情后就离开了。她们只相处了三个月,关系平淡到连微信都没加。室友走后的一天,她看到从空房间门缝里透出一缕阳光,而室友早就走了。

“还是挺感慨的。”她说。

东五环外,很多年轻人居住在“北京像素”小区 图丨赵赫廷

不断离开的室友背后,是一部分年轻人正在离开一线城市,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最近几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不断下降,对年轻人极富吸引力的互联网行业也进入调整期。年轻人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

根据一份报告,往年春节后是租房旺季,但疫情期间租赁企业经营负担加重,自如管理的100万间房源,受疫情影响平均多空置15天。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北京住房租赁市场的交易也开始恢复。2020年4月份,北京市租赁总体成交量环比上涨了48%,但是并未达到2019年春节后的最高水平。还是有人选择搬走了。

当室友突然离开,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不舍、惋惜或者毫无感觉——这与他们亲密与否无关——而是首先想到自己。尽管28岁的孙畅因为室友的离开大哭了一场,但她诚实地告诉我,室友提出要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有一天会不会也像她一样离开”,随后才是伤感和挽留。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她刚下班,躺在床上刷微博,这是一天紧张工作之后为数不多的放松。她的门没关,室友刘歆突然走进来,对她说,“我想跟你说个事情,”孙畅心里“咯噔”一下,“我可能想要回家了。”刘歆说。孙畅不知该怎么回应她,这是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仔细想想,却并非不合情理。她试图挽留,并提出一系列现实的问题,但刘歆总能反驳:“我在你这个年龄,也是这么想的。”孙畅没话说了。

不管什么原因,当他们再次踏入室友的房间,总归会生出些莫名的情绪。5月7日,刘歆离京那天,孙畅少见地不需要加班,却在公司捱到12点,才回到那间距离团结湖地铁站几百米的小两居。她鬼使神差地走进室友的房间。和孙畅向来只把租住的房子当成“睡觉的地方”不同,刘歆是个注重生活细节的人,她的化妆台满满当当,桌子上摆着泡泡玛特的小玩具,茶几下还常年放着一堆零食。与她同住的,还有一只名叫“Jingle”,眼睛像铃铛一样又圆又亮的小博美。

仅仅过了几天,这里只剩下一张桌子、沙发,和一张孤零零的床垫,像是从来没人住过。那天,孙畅独自坐在沙发上刷了会儿微博。隔壁老大爷家的老式挂钟在整点响起,“铛、铛、铛”,像是某种倒计时,又像在催促她决定似的。

2

人们天然以为生活一定越来越好,长久以来,事实的确如此,而困难只是暂时的。年轻人抱着自我实现的目标来到这里,渴望得到机会,事业上获得认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他们总是这样说。

当绝大多数毕业生还懵懵懂懂时,路源的室友就奋不顾身地来到北京,一头扎进电影行业。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虽然每月只有5000块钱工资,房租也只能向父母伸手。她们租住在传媒大学附近的两室一厅里,屋子里的家具很旧,衣柜把手上插一根筷子才能合上。

在路源看来,她身上有股让人羡慕的热情,一种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执念。她因此拒绝过很多机会,比如回老家天津考公务员——这是父母给她安排好的路线。留在杭州的大学同学也不止一次劝说她回去——那里有她熟悉且舒适的气候、密布的互联网公司,还有交一年社保就能拿到的户口。这些都很好,却唯独没有电影。

图丨视觉中国

至少对于路源来说,室友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分摊房租。她们在同一个屋檐下迎接不同的战斗,战争的烈度大抵相似,于是生出不同于朋友或家人的另一种亲密关系。她们两人是大学同学,同样是26岁,从大二去上海实习时就住在一起。路源脾气火爆,室友却温和得多。秉性不同,平时相处却说不出得融洽。“她是我的半个支柱”,路源说。

2019年6月之前,路源和室友两人租住在一室一厅里。室友做电影宣发,经常加班到12点才回家。路源睡得早,室友为了不打扰她,经常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有一次,路源大晚上接到领导莫名其妙的需求,在沙发上整夜改稿。第二天室友起床,看见她还在改,或许也是一种安慰,随口骂了一句:“你们领导是个傻x吧!”路源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靠在沙发上哭了很久。

最初的梦想有多美好,热爱有多真挚,故事发生转折时就有多残忍。或许身在其中的人无法自觉,但在旁人看来,“惋惜”是一定的。直到室友说已经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时,路源依然无法相信她真的要离开。“疫情期间公务员考试也考不了,想着她应该就回来了”,她想。但那间卧室一直没有等回它的主人,室友在微信上告诉路源,到五月底,她开车来收拾行李,“就感觉她坚持了很久的梦想,就那么放弃了”。

刘歆回忆起在北京工作的七年,虽然辛苦,但大部分时候,生活是蒸蒸日上的。她从事市场营销,工作努力,责任心强,这让她的职业生涯一路顺遂。看看她租过的房子就知道了:她最初租住在天通苑,和朋友两人睡一张床,后来自己租单间,又搬到北四环的惠新西街。2019年9月,刘歆搬到团结湖地铁站附近的小两居,和孙畅成为室友。这是她在北京租住的第五间房子。

这次搬家,同她在职业上的一次重大选择有关。即将迈入30岁时,她入职了一家知名自媒体人创办的电子烟公司,盼望这个风口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起色。

最初,这个行业的状态并没有让刘歆失望。和她一样,或者比她更年轻的市场人满怀斗志,向前冲锋。“不能说是被燃起来了吧,至少是很兴奋。”她说。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电子烟行业在一夜之间倾倒。具体到刘歆所在的公司,是肉眼可见的离别。相熟的人一拨一拨离开,后来,公司整个市场部都被“优化”掉。

即便遭受如此挫折,刘歆也没打过离开北京的主意。北京,意味着另一种生活方式。刘歆喜欢这里的包容和公平。她在这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些还没得到的,经过努力也总会实现。提出要走的时候,孙畅问她,“你回家了还能这么随心所欲吗?还能过比较有品质的生活吗?你不会有落差感吗?”刘歆反驳了她,但孙畅觉得,这只是在附和想要回家的想法,“她不想走”。

她喜欢去鼓楼闲逛,也喜欢在三里屯跟朋友喝酒。毕业后,她选择留在北京的一部分原因是喜欢周杰伦,“说矫情点,就是能离他更近一些”。这么多年过去,身边留下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当年在周杰伦歌迷会认识的。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她的公司跟《中国好声音》合作,她还借着工作机会,在后台见到偶像,这可不是那些接机粉丝能有的福利。

但是,对于刘歆来说,这种生活是时候终结了。

北京夜晚的街头 图丨人民视觉

3

离开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甚至长达几个月,唯独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瞬间。我们无法用一次崩溃、一场痛哭,或者亲人间一通诉说思念的电话,描述人们做出离开决定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成年人的深思熟虑通常难以表露,或许是严峻的职场生活锻造了这种品格。

刘歆告诉孙畅要离开北京的消息时,这个念头已经在她心中盘桓数月。准确地说,是从过年回家开始的。她察觉到,父母一边老去,一边盼着她回家;和老家的朋友聚餐时,他们也劝她,索性回家算了。看着朋友们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些成立了家庭,进入人生的新阶段,她也难免怀疑自己的选择,感觉“这样其实也挺好的”。

但对于那时的刘歆来说,现实还不足以构成决定性的压力。她对自己有信心。这源于她在这座城市长期的打拼和积累,无论资源、人脉还是个人能力,她并不觉得自己比同行逊色。

那家电子烟公司的故事结束后,她没急着找工作。先和朋友去马来西亚玩了一趟,在吉隆坡待了一周,这是早就约好的。回国之后,又马不停蹄和各种朋友约北京周边游。手机里的招聘APP从没打开过,也没拜托朋友帮忙留意合适的职位。这段时间,互联网行业不断被爆出紧缩开支,但外界的喧嚷似乎与她无关,反倒因为没有工作挂心,玩得十分尽兴。

辞职后,刘歆(右一)和朋友去了吉隆坡天空之境

她并非对今年的就业市场没有预估。事实上,为了早些回归职场,刘歆2月1日就回到北京,开始着手找工作。但难度超出了她的想象,甚至让她觉得有些“奇怪”。她优化了简历,在招聘网站上“海投”,也请朋友帮忙推荐。最初,招聘网站上显示的进度条能稍稍给她一些安慰——投递进度60%——在往常,这意味着简历已经到达面试官手中,以她的履历,拿到面试资格不是什么难事。但之后,进度条一直卡在“转入人才库”环节,除此之外,她甚至连猎头的电话都没接到一个。

疫情之中,每家公司都以最低能耗应付最基本的需求,用人市场的标准随之水涨船高。这期间,在朋友推荐下,刘歆得到一家著名互联网公司的面试机会。她悉心准备,对答如流,感觉自己表现得不错。面试结束后,她立马跟几位朋友复盘,复述了HR的问题和自己的回答,朋友都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但之后依然没有回音。

在一段时间里,找工作或许会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头等大事。尤其在今年,这并不容易。根据互联网招聘网站拉勾网的数据,在疫情浪潮影响下,销售和职能等进入门槛较低的岗位首当其冲,而相对专业性较高的职位失业率较低。另一个故事是,前程无忧被证实关闭11个城市的办事处,遣散员工,那些平时帮人找工作的人,此时要自己找工作了。

当现实无法改变的时候,有人倾向于从玄学角度寻求解释。一位懂风水的朋友告诉刘歆,不要用上一位住户用过的东西(上一个在这里住的姑娘,也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离开了),特别是那些能留下对方气息的。为此,刘歆新买了一张床垫“破风水”。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她已下定决心离开。后来,这张床垫成为她送给孙畅的临别礼物。

对于那些满怀热忱,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失去工作并不可怕。但疫情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原本的生活究竟建立在什么上。室友告诉路源,她终于“看清了这个行业有多脆弱”。至于自己,只是一个庞大工业上的螺丝钉,“随时都可以被人替代”。

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已成常态的加班,即便周末,也会利用零碎时间处理工作,买书学习。她并非没有看到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稀薄的空间。但对于一个眼中永远放光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2019年5月,她离开了那家充斥着“宫斗戏”的电影公司,去到一家综艺制作公司从事营销岗。她说,这是为了积累资源,“曲线救国”。她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到电影身边。但过去的几个月,她眼睁睁看着影视公司一家家倒下,即便是电视综艺,也在快速收缩、裁员,往常的热火朝天一去不复返了,她需要抓住一些更坚实的东西。

图丨东方IC

4

人们经常活在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和对未知的巨大疑问里。至少在孙畅看来,对于回家这件事,刘歆的纠结和反复是不言自明的。她能从对方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者细微的言辞中,嗅到难以割舍的情绪。作为从不羞于表达感情的人,那些天里,孙畅却刻意回避室友要离开的话题。直到刘歆登机前,孙畅给她发微信,“Jingle不会觉得自己还在遛弯吧?可能晚上就要回家了。”

刘歆没有回复。

内蒙古通辽距离北京七百多公里,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还不如一些北漂的通勤时间长。这里是刘歆的家乡。“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那些离开的人总是这样安慰朋友。但每个人都清楚,他们的生活即将分割成两条平行线,朝着不相交的方向绝尘而去。

虽然年后刘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但孙畅觉得,那段时间她简直比自己上班还要忙。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见三拨朋友。朋友们听说她要离开的消息,比听到任何大新闻都要震惊,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在临行前见上一面。这种热情让刘歆感到惊奇。不过也可以理解,他们互认是同行者,现在有人要朝另一条路走了,通往的是不同的目的地。

虽然孙畅小心翼翼地不提及关于离开的话题,但她们都明白离开的日子将近,更明白这次离别意味着什么。5月7日,刘歆临走那天,孙畅请了半天假陪她。最后一餐,她们点了一家雁舍的湘菜,还有一只叫花鸡,都是平时爱吃的。吃完饭,孙畅和刘歆抱着Jingle,在沙发前拍了张合照。孙畅说,“我们抱一下吧”。刘歆眼圈泛红,她不是个善于表达情绪的人,转过头不看她,说“你赶紧走吧,上班迟到了,赶紧走”。

平时大大咧咧的孙畅倒是没哭。下午两点还有个会要开,她急忙往公司赶。到了公司,一位同事问:“你把你家狗送走了呀?”这一下,孙畅绷不住了,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哇哇大哭起来。那时她突然想到,经此一别,不管是人还是狗,以后可能很难再有交集了。

离开前,刘歆(左)、孙畅(右)和“Jingle”的合影

不管是选择离开还是继续留下,勇气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让刘歆难受的是离开这件事本身。“一睁眼你就已经在另外一个城市了,跟北京这个城市告别了。”她说。算上读大学,刘歆已经离开家十一年。于是家变成她每年两次,定期歇脚的地方。有一次,她开车在那座小城里闲逛,却感到十分陌生,就像出差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城市。“变化太大了,完全不知道这是哪儿”,她说。

回到老家,整理行李的时候,她看见朋友从新西兰给她带回的冰箱贴,她属羊,冰箱贴的造型也是只羊,接到朋友的电话,难免又触景生情了。刚一回去,老家的朋友就拉着她去喝酒,认识新朋友。她要为新生活做准备了。

回北京后,路源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她觉得落寞极了,“感觉自己像个怨妇一样”。这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清闲,但稿子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反倒是把豆瓣9分以上的电影都刷了一遍,或者翻箱倒柜,一遍遍整理箱子。无论如何,她必须学会一个人生活了,这意味着独自战斗,对抗烦恼或无聊。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并非虚假的乐观,而是对生活的重新理解。路源想到几年前,她和室友一起在上海租房实习的那段时光。因为公司实行淘汰制,室友提前离开了。临行前,她们在街边吃了顿小龙虾。那天晚上,她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落泪。

几年时间过去,再次面对离别,路源觉得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对室友的离开感到欣慰。这并不意味着失败,或者其它什么让人羞愧的事。事实上,她也已经决定要过另外一种生活。等海外疫情过去,她准备去泰国当一年中文老师,然后找找机会,去其它国家游荡一番。她觉得自己还年轻,至于再往后的事,就到时再说。

孙畅依然没日没夜地忙,她找到了新的室友,空房间再次被新的生活气息和希望填满。但在她们的关系没达到朋友状态之前,这个家暂时又回归到她“睡觉的地方”。不过还好,刘歆留给她的床垫很舒服,比之前的软多了。回家倒头睡去之后,第二天醒来,还是要元气满满,继续战斗。

*文中孙畅、刘歆、路源、林瑶、赵青为化名,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出品人 | 杨瑞春 主编 | 王波 责编 | 金赫 运营 | 迦沐梓 朱钰

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打开眼界,理解他人,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