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韧性的中国经济应避免强刺激政策

文/董志勇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考，不留备考时间，也无陪考人员，我们每个人都是赶考人。但是疫情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令人尊敬的中国，有速度、有效率、有力量、有能力战胜疫情的中国。“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涯”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更加期待两会的召开，这种特殊背景下的全国两会意义更加重大。

有些研究团队的“预测模型”很不严肃。其实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判断和“预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时尚早。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范围、政策对冲力度和政策成本。这并非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也是医学和社会学问题。

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短期影响很深刻。但是我个人认为，短期不应低估、长期不宜高估。疫情是外生性、突发性、暂时性事件，其影响虽然会作用于许多方面，但不会引起趋势性偏离和系统性偏离。疫情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疫情也没有改变货币宽松的方向，同样，疫情也没有改变资产配置的方向。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李克强总理在5月22日上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疫情期间“我国经济表现出坚强韧性和巨大潜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一直按照自己独特且前所未有的方式，不断积累一个大国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类物质、智力、精神、组织和制度资源，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经济具有“韧性”的根本原因。“千里万里春草色，黄河东流流不息。”疫情不会中断和阻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如果我们不把握住这个长期趋势，就会对疫情给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做出战略性误判。

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政策，是正确的非常之举。事实上，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了共识：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适当降息降准，引导实际利率下行。这是“改革式、市场化、结构性”的降息降准。要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当前的降息是新型降息，力度节奏都和以往有所不同。

----财政短期有困境，但是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均需扩大。要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地方，增加国企利润上缴。基建投资随人走，尤其要转向对人的投资。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我此前曾多次呼吁，像取消农业税改革一样，大力减免甚至减除小微企业的税收，让它们得以减负和发展。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明确“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举措。

但是，我一再强调，韧性的中国经济不宜实施强刺激政策！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说，实行强刺激政策明显弊大于利。

----经济下行并不一定是坏事，这也是市场的自我调整和修复，是强制性地挤出泡沫、淘汰落后产能、刺激创新。正如克强总理所说的那样：“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显然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强刺激政策不仅不利于结构调整，而且会妨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强刺激货币扩张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资本的价格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市场价格，不应随意干预。财政赤字货币化也会造成居民储蓄财富蒸发、挤出私人投资等严重后果。要防止所谓的“新基建”造成新一轮的挤出效应，造成新一轮“国进民退”。

----政策是有时滞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说过，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有些是当时能看到的，而有些则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防止目前的强刺激政策，造成将来更严重的产能过剩，紧接着是再一轮减速和失业。

----要谨慎防止对金融、资本市场的过度干预。因为疫情是典型的外生冲击，这一期间因“过度反应”做出的“超调”，可能也是理性的反应。随着疫情逐步控制，经济活动回归“正常”后，资本市场所受冲击也将逐渐消除。

----不宜污名化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一半是金融，一半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条较长、解决就业规模大、国民经济占比高，有必要推动改革更多地发挥其实体经济的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房地产市场要进一步放松政策，适时调整限购限价政策，适度放宽监管额度限制，税费适当减免，政策与其他行业一视同仁，为房企提供信贷。房地产政策应从过度收紧回归中性稳定。今天上午的报告里面也已经指出，要“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无疑释放出了新的信号。

疫情期间，“看得见的手”发挥到极致有情可原，因为行政力量虽然有时简单粗犷，应对突发事件却行之有效。但疫情过后，还是要依靠“看不见的手”，恢复经济的正常秩序。《政府工作报告》曾指出，权力要对权利充分尊重。政府在采取结构性调整政策时，应当注意划清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权责界限，着力培育有助于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外部环境，决不能使此次疫情防控成为政府越位、扩权的契机。公共服务是现代城市的基石，应该将公共服务当成核心资源的载体而不是配套，这要求各地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疫情过后，要进一步扩大资本流动，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开放，着力破除行政性垄断，积极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基础产业放宽准入，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同时，要防止狂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着力降低贸易壁垒，而且其政策幅度要适当大于各界的预期，要适时考虑逐步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浮动制，逐步开放资本账户。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主角，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发展和合作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激励了中国企业家精神，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民营经济始终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发展与合作的主力军；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演进，也有赖于民营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要给国企和民企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由市场由价格而不是行政指令配置资源；不宜过分的扶大压小；产权包括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要得到有效保护。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民企的信念，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管制和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更多的曲折和危险。相反，如果我们坚定了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中国的未来会更加美好。真正做到“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作者介绍：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科学》主编。教学研究主要领域：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