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义和团,在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肯定者称之为:起义,痛恨者称之为:拳祸。但无论哪一种认知,都无形中证明了义和团运动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力。
除统治阶层内部对于义和团发展的推波助澜外,义和团自身凭借着“刀枪不入,神灵附体”的手段,裹挟着清朝末年的时代洪流,席卷了整个社会。
那么义和团是如何一步步从普通百姓变成神明在人间的化身的呢?
上图_ 义和团运动
奋起抵抗的义和团
要了解义和团为何“装神弄鬼”,就必须从义和团的起源说起。“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这一口号妇孺皆知,但事实上,义和团早在庚子年(1900年)三月之前就早已遍布于山东、直隶交界各州县。
义和团最早的雏形是在咸丰年间,山东等地士绅、村民为了防御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长毛”,出于保卫家园的想法所组建的民兵团体,也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团练”。至于本属民兵性质的早期义和团为何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极端势力,这与山东地区的教案密不可分。
从咸丰三年的西林教案,到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随着传教士不断进入中国传教和从事间谍活动,导致民间和官方同洋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尤其是自1897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后,山东地区的洋教和民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峰。
上图_ 天津教案 的事发地
连“义和团”三字的诞生也和玉皇大帝与天主的“斗争”息息相关。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887年,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当地教民在洋人的撑腰下,在该村的玉皇庙地基上建起了教堂,由此村民、教民之间就因为新旧信仰不停的争执。
梨园屯村民在当地士绅的带领下捣毁了教堂,并向县、府、道各级衙门控告教民。由于官老爷怕洋老爷,导致梨园屯村民的控诉迟迟没有结果,可本乡本土的乡绅也是县老爷不能过分得罪的,所以这件事一直拖到1891年才拿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即:由冠县县衙出资二百两,让教民另选地方建立教堂。
可教民经过四年的斗争,早体验到了洋人撑腰的好处,此时他们已不满足于最初兴建教堂的愿望,反而进一步向官府诬陷当地村民是乱党。梨园屯村民知晓此事后,便前往教堂理论,结果双方争执之下,教民开了枪,由此更激化了矛盾。
上图_ 义和团 成员摆拍
这时义和团的前身:由民间武术团体“梅花拳”中诞生的“十八魁”就开始带着本乡本土的村民开始抗争,各处捣毁教堂,杀害教民,并散布传教士用小孩眼珠子点银子,做红丸的迷信传说。利用这样的恐慌氛围,以“十八魁”为首的排外仇洋的意识形态迅速蔓延到了山东、直隶交界各地。眼看“十八魁”势大,官府只好派兵弹压,直到1898年才成功逼迫梅花拳解散。但化整为零的拳众,也自此改头换面号为:义和团。
在与洋人、教民、官府的不断斗争中,树大招风的义和团也明确“以仇天主、耶稣教为宗旨”的行动纲领,从而规避了官府对他的绞杀。为了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信仰上与基督教抗衡,义和团在《团匪莠言》中开始明确提出,义和团众拥有法术,且师从“某地仙处···学得金丹之秘法与拳法,此金丹者服之入水不溺,入火不毁,刀枪不能伤”,这样的噱头也成了义和团裹挟乡野村民的宣传旗帜。
上图_ “魔鬼(外国人)崇拜猪(耶稣)” 义和团的宣传起义图
愚昧无知的义和团
随着义和团不断地成长壮大,他们“创造性的发明”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神灵附体的神仙谱系。不过这些神仙与中国任何传统宗教的神佛体系都不相同,而是带着深深的民间色彩的大杂烩。据不完全的统计,义和团请神附体,崇拜的神仙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以玉皇大帝、黎山老母、八仙、杨戬、哪吒、孙悟空等为主的小说神话人物;
二是以关羽、诸葛亮、周仓等为主的忠臣义士;
三是以山东地区流行的黄三太、黄天霸、窦尔敦为主的除暴安良的民间英雄;
四是以托塔天王、西楚霸王、杨家将等为主的猛将;
从这些混搭的神仙阵容来看,充分地暴露了义和团信仰的混乱和来源之通俗性,甚至连义和团自身都无法分辨这些神仙之间的差别。
上图_ 义和团成员
在亲历庚子国难的怀来县令吴永所口述的《庚子西狩丛谈》中,就记载了义和团前往县衙闹事时的窘态。
先是一人来到怀来县衙后面目抽搐,欠身起立,称自己是八仙中的汉钟离大仙,并向吴永拱手问好,接着旁边一人又做神灵附体状,起身称自己为吕洞宾。接着两位“大仙”以师兄弟之礼相互问好,意图用神仙语气恫吓吴永。可正是这段双簧,暴露了义和团装神弄鬼的真面目,使原本忐忑不已的吴永镇定下来。盖因汉钟离是吕洞宾成仙时的老师,如果真是神仙降临,岂会以兄弟相称乱了辈分,由此吴永才开始放心应付这些褪去神仙光环的“暴民”。
不但义和团众人搞不清楚神仙的谱系、辈分,甚至在他们身上,降神附体的法术还会出现“撞车”的现象。
义和团众十分崇尚关羽,往往借关羽之忠义,假托附身。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就载有大觉庵处有一“拳匪”某甲称自己为关羽附身,并与某处同样自称关羽附身的拳匪某乙互相指斥对方为假。
最后二人约定向某匪首处求裁决二人谁真谁假,不料匪首当堂大怒,称:“吾乃是真关公附体,汝等狼崽子,胆敢冒名欺人,该杀!乃挥手做刀劈状,甲乙乃不复辩。”如此混乱无序的制度,也就导致了很多目的不纯之人借着义和团的外衣,化身为各种“妖魔鬼怪”祸害百姓。
上图_ 准备进入天津的义和团部队
暴虐混乱的义和团
为了虚张声势,蛊惑人心,庚子年五月间义和团还以辨别“二毛子”为借口,在北京城各处设置拳坛,遇到不顺眼的官员、民众就将其绑至拳坛,强迫跪下,在拳坛前烧黄纸一叠。义和团称:如果黄纸烧过后的灰烬,能被风吹上天,就代表下跪之人是被神明承认的良民,反之就是洋人的帮凶。可怜人命存活与否全靠一股风,不由得让当时的京城百姓人人自危,战战兢兢。
更有甚者在1900年五月以后,在义和团攻打北京城的外国使馆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他们为了立威,来到在北京城外掳掠百姓,诬陷他们为白莲教徒,威逼清廷将他们斩首示众。当时迫于义和团的声势,刑部不加审问就将这些老弱男妇六七十人全部驱到西市问斩。
为排除异己,抢占地盘,义和团还对当时其他的宗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在怀来县有一座古刹名为白衣庵,当地的义和团为了抢夺庙产,遂派上千人围困寺庙,但苦于没有借口动手,便也给白衣庵住持扣上白莲教余孽的帽子,拖出庵门,焚烧致死,周围居民皆知住持无辜,但无人敢为其申诉。
上图_ 义和团天津吕祖堂坛口 遗址
污蔑百姓是二毛子,可以理解,为什么义和团还要给人扣上白莲教的帽子呢?那是因为在清代白莲教是被官方定性的邪教,且律例规定凡是白莲教徒一律拿问处罚,因此义和团用这个幌子排斥异己百试不爽。
但就在义和团污蔑别人是白莲教的时候,真正的白莲教余孽也假借义和团的名义在背后煽风点火,到处散布反清的谶语、口诀等,总之当时整个山东、直隶、京畿等地被这些邪教、乱民搅扰的鸡犬不安。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的混乱情况,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趁机披着义和团的外衣,行肮脏之事,因此便出现了伪团民和真团民之分,真团民自不必多说,伪团民则是花样百出。
彼时真正的义和团内有女子组成的红灯照,结果由少妇组成的“花灯照”、年老女人组成的“蓝灯照”、寡妇组成的“黑灯照”、乞丐组成的“砂锅照”等等就逐渐兴起尾随其后。这些伪团民中不乏娼妓老鸨、地痞流氓、土匪马贼、白莲余孽之流混迹其中,敲诈勒索、横行无忌,让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上图_ 拿着长刀的义和团拳民
骗人害己的义和团
百姓被如此欺凌,却依旧大量依附于义和团,除了从恶获利的念头外,更多的是被骗了。所谓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连自己也一起骗,这个理论用在装神弄鬼的义和团众身上再切合不过。
义和团崇尚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之法多是先起一拳坛,在公开的情况下让弟子到此焚香叩头盟誓,不过能到这里磕头的弟子多是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不能年龄过大。弟子跪拜后则由执掌拳坛的大师兄授予由朱砂绘就的符箓一张,弟子将符咒自备巾带扎起,大师兄为说咒上身,名曰:上法。
这张大师兄授予的符箓,弟子们或者是佩戴,或者是直接吞下,又或者是烧成灰和水饮下。然后弟子便倒地如卧状,少时即起,向东南方向叩头,目瞪口吹,气力尽提于上身,执刀兵乱舞,此时的弟子已是“面红眼直视,口喷白沫”,这也就代表着请神附身成功了。弟子可按照此法,一日三次练习,但问题就在于练完后人就会变得萎靡不堪,怯弱甚于常时。
从以上的描述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按戴玄之先生的理论,上述的种种请神附体行为只是大师兄对弟子的催眠而已。
上图_ 1900年西方杂志《puck》孔子与耶稣悲哀地看着义和团之乱中西方列强军队和大清军队说:“我们的教导白费了吗?”
之所以选用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是因为他们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按专业说法叫做对催眠术的感性高,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而且受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拳坛的大氛围下认为自己诚心就会请到神仙附体,进而产生自我催眠的效果。这一点在《乱中记事残稿》、《庚子西行记事》、《庚子西狩丛谈》等资料中都有印证。
同时由大师兄所授予的用朱砂符箓也有问题。按中医典籍的记载,朱砂能通血脉、益精神,悦泽人面,同时朱砂又有安神、镇定的作用,但多服会让人痴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吃符”之后,人会变得“面红眼直视”、“其形如疯”的原因之一。
上图_ 缴获义和团旗帜的德国军队
上图_ 1900年,日本兵押解一位义和团民俘虏走在天津街头
处于这种被催眠的状态下,受害者自然是对施术者言听计从,在失去思考的能力后,于潜意识印象中,模仿所接触过的戏剧、话本中的神仙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义和团请下的神多是民间小说、戏文中人物的原因了。
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有的人没有被催眠成功的现象,对于这种状况,大师兄多以弟子与神无缘,不可教为理由赶将出去,便可推卸责任,避免谎言被戳破的窘境。凭借着“装神弄鬼”的催眠手段,义和团迅速成为了风口浪尖的弄潮儿,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随着利用价值的消失,义和团在给朝廷“惹下”塌天祸事后,最终在洋人和清廷的共同绞杀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图_ 准备被处以极刑的义和团成员
在19世纪末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上义和团趁势而起,虽然他们兴起之初有着最原始的、自发的、民族主义觉醒的萌芽,但在后期,义和团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愚昧和混乱。而由于缺乏政治智慧,义和团也沦为了统治阶层操弄在手中的利刃。可惜对于“武艺不佳”的清政府来说,这把利刃不仅伤人更伤己。义和团也正如杜月笙著名的“夜壶论”一般,在主人使用过后不仅被嫌弃,事后还被摔的粉身碎骨。
文:魏四维
参考资料:
【1】《义和团研究》 戴玄之
【2】《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
【3】《晚清最后十八年》 黄治军
【4】《晚清人物丛考•一编》 戴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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