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6月，杨廷熙，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员，突然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
他的文章，不但在京城之中广为流传，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与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也在阅读。曾国荃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有胆有识”，郭嵩焘则将杨廷熙的名字与文章写入了日记。
那是一篇长达五千字的奏折，主旨是抨击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
一、不得不设的同文馆
所谓同文馆，顾名思义是要培养翻译人才。
该馆的设置，与清廷1840年之后屡屡因翻译问题在对外交涉中陷入被动吃亏的困境，有直接关系。鉴于翻译常常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纠纷，1858年，中英两国签订《天津条约》时，其中写入了这样一条规定：
以后，英国方面的文件，“俱用英文书写”；考虑到清廷缺乏能看懂英文的人才，“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仍附带一份中文版。等清廷选派人才将英文学好之后，英国方面将不再提供文件的中文版。而且，“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双方以后若对文件内容出现理解上的分歧，须一律以英文版本为准。
也许是对清廷动作缓慢的不满。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迫使清廷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新条约里不但重申了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词义有分歧须“以英文为准”等规定，还给“暂时附汉文”一事定下了一个三年的期限，要求清廷“酌情于三年内选派中国学生学英文”。首批学生的英文学业完结后，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在这种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情形下，1862年，由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牵头，总理衙门设立了“同文馆”，招收学生入内，学英、法、俄三国语言。稍后，因察觉到制造、使用洋枪洋炮洋船必须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在内的近代科学有所了解，奕訢等人又于1866年末奏请，欲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奕訢们在奏折中说：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奕訢此举，让远离决策中枢、却因饱读圣贤之书而充满了使命感的杨廷熙深受刺激。
京师同文馆
二、杨廷熙的十条“大不解”
在奏折里暴走之前，杨廷熙让家人购买了一具棺材，以备后事。
奏折开篇，即用天灾示警来批判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杨廷熙说：从今年春天到夏天，一直干旱，没有下雨，还常常阴霾蔽天，御河的水也干了，京城里还出现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场昏天黑地长达两个时辰的大风。这种不祥的天象，肯定是因为施政上出了失误。京城中的街谈巷议，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缘故，说向洋人求学是走上了“师敌忘仇”的歧路。
杨廷熙不反对派人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受要向外国人学数学和天文知识。他在奏折中说，孔子、孟子都不重视天文和数学，他们“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立意非常深远。如今却要花巨资请洋人来同文馆教天文和数学，我思前想后了一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我有十条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道说道。
第一条大不解是：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敌，先皇（咸丰）就是因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热河并在那里去世的。总理衙门以“不知星宿”为耻，却不以向不共戴天的仇敌求学为耻，这种“忘大耻而务于小耻”的做法，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二条大不解是：天文、数学、方技艺术这些东西，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先进（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西学的那些轮船机器，和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相比，在“幽深微妙”方面就未必比得过我们。而且“中国为人材渊薮”，人才济济，不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数学专家（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清廷如此这般“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求学，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三条大不解是：轮船机器，是洋人赖以压制我们的工具。我们向他们学轮船机器制造之术，不过是以轮船对抗轮船，以机器对抗机器，这是没用的，胜不了他们。要想想宋史里说的，水贼杨太拥有“其行如飞”的大船，结果还是被没船的岳飞给剿灭了，“可见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再说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搞轮船机器，疆土不也是一代大过一代？想我本朝康熙时代不准西洋轮船靠岸，洋人们不也得“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最近这些年我们被洋人各种欺负，全是因为沿海的将帅督抚“开门揖盗”，朝中的大臣们听风是雨“先存畏惮之心”，被那些不实传言吓破了胆。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只顾着向洋人学如何造轮船造机器，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四大不解是：如今的当务之急，不在学天文知识，而在改革人事；不在学数学知识，而在让政治回归清明。就我所见，上下处处都是贪污腐败与玩忽职守，“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却大力招人学天文数学，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五大不解是：谋求自强是一定要的。可是自强的办法，是要皇帝兢兢业业，官员各尽其职。如今呢？宰辅、台谏、吏部、户部、兵部、工部全都在消极怠工。不解决这些人和这些问题，“徒震惊于外洋机器、轮船”多么厉害，我实在不能理解。
同文馆学生训练外文书写
第六条大不解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乃忠君爱国的骨干，而洋人是我们的世仇。让这些读书人去拜洋人为师，如果洋人心怀鬼胎对他们“施以蛊毒、饮以迷药”，把他们的“忠义之气”全给消了，那岂不是就要大事不妙？所以我不能理解。
第七条大不解是：洋人既然用机器轮船打败了我们，“断不肯以精微奥妙指示于人”，肯定不愿意将里面的真学问传授给我们。即便我们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也不过是与洋人并驾齐驱，仍然无法打败他们。我们不想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不想着走别的路去出奇制胜，只知道学洋人依样画葫芦，实在是走错了路，我不能理解。
第八条大不解是：让尊贵的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去向洋人学天文数学，这些人被洋人污染之后，将来成为公卿大臣、督抚大吏，必然会和洋人“联合响应”，一起作乱。臣我认为，向洋人学知识这件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学之犹可，科甲官员学之断不可”，李鸿章这些地方官可以做，皇上你绝对不能做；地位卑贱的士兵可以学，科举出身的读书人绝对不能学。如今，总理衙门却诱导着皇上去干这个事，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九条大不解，是不满同文馆以优厚的待遇招生，并在学成后提供优越的职位。第十条大不解，是抨击不与众大臣商议，仅凭“总理衙门数人之私见”，就决定了开设同文馆这样的大事，让国家的“夷夏之防”就此崩溃瓦解。
末了，杨廷熙还说，“同文馆”这个名称，是宋代奸臣蔡京当权时用过的监狱名，那“同文馆狱”是个专门残害忠良的地方。所以“谨请收回成命”，请皇帝与两宫太后下旨，废除同文馆这个坏东西。
这十条大不解当中，有些是胡搅蛮缠扣帽子，比如谈什么“大耻”“小耻”。有些是逻辑混乱，比如人事混乱、各机构的消极怠政确属事实，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同文馆开设算学、天文课程是两码事；前者没能解决不意味着后者就不可以去做。有些则是见识短浅的虚妄之语，比如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学为何物，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星宿学”；再比如完全不懂近代数学为何物，反认定千余年前关于数学的基础认知更加“幽深微妙”；再比如，他还相信洋人拥有下蛊下迷药来控制人的思想的能力。
但是，无知之外，杨廷熙的焦虑是真实的，是发自肺腑的。
1900年，京师同文馆学生与中外教师合影
三、理学宗师大战恭亲王
同文馆开设算学、天文学课程，引爆清廷的朝野舆论，是在1867年3月，也就是杨廷熙呈递五千字雄文之前三个月。
导火索是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封奏折。他在奏折里指责说：让科举出身的“正途人”，去学洋人的奇技淫巧，还用金钱和官职的赏赐来诱惑他们入学，这是是重名利、轻气节！是要把天下的读书人引入歧途。
在奕訢的运作下，这封奏折被驳回，没有进入到朝堂的讨论之中。驳回的谕旨里说，天文学与算学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读书人应当学的知识。
张盛藻遇挫后，在读书人中有着崇高声望的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他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向“夷人”拜师，理由是这样做会“变夏为夷”动摇国本。倭仁是有影响力的理学家，他的奏折不能直接驳回了事。于是在呈递奏折的当天，两宫皇太后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问题被抛给了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出具了一封相当长的奏折，来回复倭仁。奏折中大谈国家的危机之深，和开设数学、天文课程的重要性。为给倭仁制造压力，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意见。末了，奕訢将了倭仁一军，说道：
“既然该大学士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一定是别有强国良策。若该大学士确有良策，可以制服洋人使国家不受欺侮，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大谈忠义与礼仪，说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倭仁也不示弱，再次上奏回复奕䜣：
“如果该王大臣确有把握，认为让夷人来教中国人算学，必能使学生将算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而且中国的读书人也一定不会被夷人蛊惑利用，最后那些夷人丑类必能被我歼灭，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些，却先败坏了人心，那就不如不要开设天文算术课程。”
倭仁要奕訢做出一种绝对性质的保证。奕訢不傻，自然不会往陷阱里跳。他在回奏中说，“倭仁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然后，他抓住倭仁奏折中的具体言语展开攻击：
“该大学士上次的奏折里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知道哪里有超越洋人的算术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该大学士负责聘请教师、招生授课，以观其成效。”
被难住了的倭仁，不得不据实上奏，说自己并不认识“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随便推荐。奕訢取得了两宫太后的支持，于是对倭仁不依不饶，又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精于算术的本国人，须立即保奏。为了向朝野舆论展示论战的胜负，清廷还下旨给了倭仁一份新工作——去总理衙门做“行走”。“行走”虽然是个闲官，办理的却是夷务。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绝不肯受这种羞辱，遂以生病为由，规避了这项职务。
倭仁
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持，奕䜣赢下了与倭仁的论战，却输掉了同文馆。
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在士林中的声望比之前更高了。京城里的读书人，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段子来支持倭仁、嘲讽同文馆。有人在同文馆门口贴标语，说里面的人都是“鬼谷弟子”，说所谓的同文馆是“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京城之外，读书人也普遍支持倭仁。在浙江老家丁忧的李慈铭，读到邸报上刊登的论战奏章，大发感慨，说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是不肯去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时代“礼义尽丧”，非常危险。
据郭嵩焘日记披露，湖南的京官们，曾召开过一次集体会议，做出过一个决定：凡有进同文馆向洋人求学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馆，我们集体抵制他，不认他是同乡。湖南会馆“开风气之先”，山西的京官们也随即跟进。结果是同文馆很难招到学生，聘请的有限几个中国教师李善兰等，也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一位叫做额布廉的英文教师观察到，自倭仁公开反对数学和天文课程之后：
“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据统计，天文算术馆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科举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入馆学数学为耻。将非科举出身的“杂人”编到一起，总共才得98人。后又有26人缺考，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亦即：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已名存实亡。
奕䜣
四、一个真诚的无知者
说回杨廷熙。
这是一个完全游离在核心决策层之外的边缘人物。如果不是清廷因为大旱下诏让天下官员给朝政提意见，他这个小小的“候补直隶知州”都未必有机会将奏折送到皇帝跟前。如果不是这份多达五千字的超长奏折，他甚至不会在史书中留下半点踪影。
杨廷熙呈递那份奏折的时候，倭仁与奕䜣的辩论早已尘埃落定，同文馆也已陷入举步维艰之中。为个人前途计，写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为。尤其是这雄文之中，还有许多针对当朝权贵的犀利指责。同时代之人欧阳昱，在读了杨廷熙的奏折后，是这样总结其内容主旨的：
“痛言两宫太后过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泄泄沓沓，一以和为主。低首犬羊，绝不顾国家大体，罪皆可杀。”
这也是杨廷熙在呈递奏折之前，先给自己买了一幅棺材放在家中的缘故。可以想见，他是发自肺腑地认为清廷不需要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向洋人求学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是一件大大的坏事。
他是一个真诚的无知者。这种真诚，或许才是1867年的中国最无奈的事情。
清廷对杨廷熙奏折的批复，是“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但他预备的棺材，最后并没有能够用上。据说，慈禧在见到奏折之后大怒，曾下旨逮捕杨，欲将之诛杀。结果被慈安太后所阻，理由是“杀之适成其直名，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杀了他，就成全了他犯颜直谏的美名，也让我们的恶名流传千秋万代。
再后来，杨廷熙回归小人物，从历史的前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