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一个小人物冒死抵制近代数学

1867年6月,杨廷熙,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员,突然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

他的文章,不但在京城之中广为流传,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与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也在阅读。曾国荃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有胆有识”,郭嵩焘则将杨廷熙的名字与文章写入了日记。

那是一篇长达五千字的奏折,主旨是抨击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

一、不得不设的同文馆

所谓同文馆,顾名思义是要培养翻译人才。

该馆的设置,与清廷1840年之后屡屡因翻译问题在对外交涉中陷入被动吃亏的困境,有直接关系。鉴于翻译常常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纠纷,1858年,中英两国签订《天津条约》时,其中写入了这样一条规定:

以后,英国方面的文件,“俱用英文书写”;考虑到清廷缺乏能看懂英文的人才,“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仍附带一份中文版。等清廷选派人才将英文学好之后,英国方面将不再提供文件的中文版。而且,“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双方以后若对文件内容出现理解上的分歧,须一律以英文版本为准。

也许是对清廷动作缓慢的不满。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迫使清廷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新条约里不但重申了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词义有分歧须“以英文为准”等规定,给“暂时附汉文”一事定下了一个三年的期限,要求清廷“酌情于三年内选派中国学生学英文”。首批学生的英文学业完结后,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在这种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情形下,1862年,由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牵头,总理衙门设立了“同文馆”,招收学生入内,学英、法、俄三国语言。稍后,因察觉到制造、使用洋枪洋炮洋船必须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在内的近代科学有所了解,奕訢等人又于1866年末奏请,欲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奕訢们在奏折中说: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奕訢此举,让远离决策中枢、却因饱读圣贤之书而充满了使命感的杨廷熙深受刺激。

京师同文馆

二、杨廷熙的十条“大不解”

在奏折里暴走之前,杨廷熙让家人购买了一具棺材,以备后事。

奏折开篇,即用天灾示警来批判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杨廷熙说:从今年春天到夏天,一直干旱,没有下雨,还常常阴霾蔽天,御河的水也干了,京城里还出现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场昏天黑地长达两个时辰的大风。这种不祥的天象,肯定是因为施政上出了失误。京城中的街谈巷议,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缘故,说向洋人求学是走上了“师敌忘仇”的歧路。

杨廷熙不反对派人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受要向外国人学数学和天文知识。他在奏折中说,孔子、孟子都不重视天文和数学,他们“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立意非常深远。如今却要花巨资请洋人来同文馆教天文和数学,我思前想后了一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我有十条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道说道。

第一条大不解是: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敌,先皇(咸丰)就是因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热河并在那里去世的。总理衙门以“不知星宿”为耻,却不以向不共戴天的仇敌求学为耻,这种“忘大耻而务于小耻”的做法,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二条大不解是:天文、数学、方技艺术这些东西,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先进(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西学的那些轮船机器,和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相比,在“幽深微妙”方面就未必比得过我们。而且“中国为人材渊薮”,人才济济,不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数学专家(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清廷如此这般“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求学,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三条大不解是:轮船机器,是洋人赖以压制我们的工具。我们向他们学轮船机器制造之术,不过是以轮船对抗轮船,以机器对抗机器,这是没用的,胜不了他们。要想想宋史里说的,水贼杨太拥有“其行如飞”的大船,结果还是被没船的岳飞给剿灭了,“可见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再说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搞轮船机器,疆土不也是一代大过一代?想我本朝康熙时代不准西洋轮船靠岸,洋人们不也得“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最近这些年我们被洋人各种欺负,全是因为沿海的将帅督抚“开门揖盗”,朝中的大臣们听风是雨“先存畏惮之心”,被那些不实传言吓破了胆。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只顾着向洋人学如何造轮船造机器,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四大不解是:如今的当务之急,不在学天文知识,而在改革人事;不在学数学知识,而在让政治回归清明。就我所见,上下处处都是贪污腐败与玩忽职守,“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却大力招人学天文数学,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五大不解是:谋求自强是一定要的。可是自强的办法,是要皇帝兢兢业业,官员各尽其职。如今呢?宰辅、台谏、吏部、户部、兵部、工部全都在消极怠工。不解决这些人和这些问题,“徒震惊于外洋机器、轮船”多么厉害,我实在不能理解。

同文馆学生训练外文书写

第六条大不解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乃忠君爱国的骨干,而洋人是我们的世仇。让这些读书人去拜洋人为师,如果洋人心怀鬼胎对他们“施以蛊毒、饮以迷药”,把他们的“忠义之气”全给消了,那岂不是就要大事不妙?所以我不能理解。

第七条大不解是:洋人既然用机器轮船打败了我们,“断不肯以精微奥妙指示于人”,肯定不愿意将里面的真学问传授给我们。即便我们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也不过是与洋人并驾齐驱,仍然无法打败他们。我们不想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不想着走别的路去出奇制胜,只知道学洋人依样画葫芦,实在是走错了路,我不能理解。

第八条大不解是:让尊贵的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去向洋人学天文数学,这些人被洋人污染之后,将来成为公卿大臣、督抚大吏,必然会和洋人“联合响应”,一起作乱。臣我认为,向洋人学知识这件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学之犹可,科甲官员学之断不可”,李鸿章这些地方官可以做,皇上你绝对不能做;地位卑贱的士兵可以学,科举出身的读书人绝对不能学。如今,总理衙门却诱导着皇上去干这个事,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九条大不解,是不满同文馆以优厚的待遇招生,并在学成后提供优越的职位。第十条大不解,是抨击不与众大臣商议,仅凭“总理衙门数人之私见”,就决定了开设同文馆这样的大事,让国家的“夷夏之防”就此崩溃瓦解。

末了,杨廷熙还说,“同文馆”这个名称,是宋代奸臣蔡京当权时用过的监狱名,那“同文馆狱”是个专门残害忠良的地方。所以“谨请收回成命”,请皇帝与两宫太后下旨,废除同文馆这个坏东西。

这十条大不解当中,有些是胡搅蛮缠扣帽子,比如谈什么“大耻”“小耻”。有些是逻辑混乱,比如人事混乱、各机构的消极怠政确属事实,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同文馆开设算学、天文课程是两码事;前者没能解决不意味着后者就不可以去做。有些则是见识短浅的虚妄之语,比如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学为何物,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星宿学”;再比如完全不懂近代数学为何物,反认定千余年前关于数学的基础认知更加“幽深微妙”;再比如,他还相信洋人拥有下蛊下迷药来控制人的思想的能力。

但是,无知之外,杨廷熙的焦虑是真实的,是发自肺腑的。

1900年,京师同文馆学生与中外教师合影

三、理学宗师大战恭亲王

同文馆开设算学、天文学课程,引爆清廷的朝野舆论,是在1867年3月,也就是杨廷熙呈递五千字雄文之前三个月。

导火索是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封奏折。他在奏折里指责说:让科举出身的“正途人”,去学洋人的奇技淫巧,还用金钱和官职的赏赐来诱惑他们入学,这是是重名利、轻气节!是要把天下的读书人引入歧途。

在奕訢的运作下,这封奏折被驳回,没有进入到朝堂的讨论之中。驳回的谕旨里说,天文学与算学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读书人应当学的知识。

张盛藻遇挫后,在读书人中有着崇高声望的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他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向“夷人”拜师,理由是这样做会“变夏为夷”动摇国本。倭仁是有影响力的理学家,他的奏折不能直接驳回了事。于是在呈递奏折的当天,两宫皇太后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问题被抛给了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出具了一封相当长的奏折,来回复倭仁。奏折中大谈国家的危机之深,和开设数学、天文课程的重要性。为给倭仁制造压力,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意见。末了,奕訢将了倭仁一军,说道:

“既然该大学士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一定是别有强国良策。若该大学士确有良策,可以制服洋人使国家不受欺侮,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大谈忠义与礼仪,说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倭仁也不示弱,再次上奏回复奕䜣:

“如果该王大臣确有把握,认为让夷人来教中国人算学,必能使学生将算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而且中国的读书人也一定不会被夷人蛊惑利用,最后那些夷人丑类必能被我歼灭,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些,却先败坏了人心,那就不如不要开设天文算术课程。”

倭仁要奕訢做出一种绝对性质的保证。奕訢不傻,自然不会往陷阱里跳。他在回奏中说,“倭仁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然后,他抓住倭仁奏折中的具体言语展开攻击:

“该大学士上次的奏折里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知道哪里有超越洋人的算术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该大学士负责聘请教师、招生授课,以观其成效。”

被难住了的倭仁,不得不据实上奏,说自己并不认识“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随便推荐。奕訢取得了两宫太后的支持,于是对倭仁不依不饶,又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精于算术的本国人,须立即保奏。为了向朝野舆论展示论战的胜负,清廷还下旨给了倭仁一份新工作——去总理衙门做“行走”。“行走”虽然是个闲官,办理的却是夷务。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绝不肯受这种羞辱,遂以生病为由,规避了这项职务。

倭仁

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持,奕䜣赢下了与倭仁的论战,却输掉了同文馆。

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在士林中的声望比之前更高了。京城里的读书人,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段子来支持倭仁、嘲讽同文馆。有人在同文馆门口贴标语,说里面的人都是“鬼谷弟子”,说所谓的同文馆是“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京城之外,读书人也普遍支持倭仁。在浙江老家丁忧的李慈铭,读到邸报上刊登的论战奏章,大发感慨,说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是不肯去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时代“礼义尽丧”,非常危险。

据郭嵩焘日记披露,湖南的京官们,曾召开过一次集体会议,做出过一个决定:凡有进同文馆向洋人求学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馆,我们集体抵制他,不认他是同乡。湖南会馆“开风气之先”,山西的京官们也随即跟进。结果是同文馆很难招到学生,聘请的有限几个中国教师李善兰等,也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一位叫做额布廉的英文教师观察到,自倭仁公开反对数学和天文课程之后:

“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据统计,天文算术馆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科举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入馆学数学为耻。将非科举出身的“杂人”编到一起,总共才得98人。后又有26人缺考,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亦即: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已名存实亡。

奕䜣

四、一个真诚的无知者

说回杨廷熙。

这是一个完全游离在核心决策层之外的边缘人物。如果不是清廷因为大旱下诏让天下官员给朝政提意见,他这个小小的“候补直隶知州”都未必有机会将奏折送到皇帝跟前。如果不是这份多达五千字的超长奏折,他甚至不会在史书中留下半点踪影。

杨廷熙呈递那份奏折的时候,倭仁与奕䜣的辩论早已尘埃落定,同文馆也已陷入举步维艰之中。为个人前途计,写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为。尤其是这雄文之中,还有许多针对当朝权贵的犀利指责。同时代之人欧阳昱,在读了杨廷熙的奏折后,是这样总结其内容主旨的:

“痛言两宫太后过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泄泄沓沓,一以和为主。低首犬羊,绝不顾国家大体,罪皆可杀。”

这也是杨廷熙在呈递奏折之前,先给自己买了一幅棺材放在家中的缘故。可以想见,他是发自肺腑地认为清廷不需要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向洋人求学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是一件大大的坏事。

他是一个真诚的无知者。这种真诚,或许才是1867年的中国最无奈的事情。

清廷对杨廷熙奏折的批复,是“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但他预备的棺材,最后并没有能够用上。据说,慈禧在见到奏折之后大怒,曾下旨逮捕杨,欲将之诛杀。结果被慈安太后所阻,理由是“杀之适成其直名,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杀了他,就成全了他犯颜直谏的美名,也让我们的恶名流传千秋万代。

再后来,杨廷熙回归小人物,从历史的前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