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一直认为宋朝是个神奇的朝代——一边是忠臣良将层出不穷，一边是奸臣坏蛋遍地开花，夹在中间的皇帝永远是个糊涂虫，经常被坏蛋糊弄得跟个二傻子似的。比如在评书《杨家将》中，大奸臣潘仁美与辽国相勾结害死了杨老令公，为了掩盖真相，他还杀死了杨七郎、呼延赞，又栽赃杨六郎。幸好有八贤王和寇凖联手查案才使得潘仁美阴谋败露，为杨家将沉冤昭雪。
大奸臣们的下场一般都很凄惨，被一刀砍死都算幸福的，千刀万剐那是寻常事
不过潘仁美在我儿时的宋朝奸臣榜上的排名还在陈平（评书《曹家将》中的大奸臣）、张邦昌、秦桧等人之下。当然，将上述几个坏蛋打包放一块，也比不上宋朝的终极大反派“庞太师”的分量重。
庞太师有时叫庞吉，有时叫庞集，大多数时间干脆就顶着个“庞太师”的名头闪亮登场——只要大宋朝冒出一个忠良他就陷害一个，绝对是有杀错没放过。更神奇的是，上至宋太祖赵匡胤、下至宋仁宗赵祯，庞太师横跨四朝、专注干坏事一百多年，一点不见老、半分不嫌累，其耍奸使坏的矫健身影堪称无处不在——跟杨家将作对的是庞太师（而且从杨老令公一口气陷害到他的曾孙杨文广），跟呼家将作对的还是庞太师；跟少年包青天斗的是庞太师，跟成年包青天斗的也是庞太师，跟老年包青天斗的还是永远不老而且斗志昂扬的庞太师；当然，偶尔庞太师也会放下架子、深入基层，跟展昭、白玉堂等江湖好汉切磋几手，以体现他的亲民精神；而且庞太师也丝毫不放松对接班人的培养，比如说他的那个也不知道嫁给过几任皇帝的女儿庞妃就深得其真传，害死了呼家300余口，还成天帮着老爹斗包拯（不是庞飞燕哈）。不过庞太师的儿子就比较差劲了，基本跟《三国》中的“上将潘凤”一样都是欠宰的货，像庞昱、庞黑虎以及什么“庞氏四虎”之流的，都早早的被八贤王、包青天之类的忠良拿来祭刀。
庞太师和八贤王——有没有勾起你年少时的回忆？
说到“八贤王”，这也是个神奇的人物——只要有庞太师出现的地方，必有八贤王与其作对的正义身影，戏份比包青天还足，论寿命起码得活到150……
“庞太师”当然是个虚构的人物，小说家言也不必当真。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庞太师确有其原型，而且说起来也是一笔糊涂账。
“庞太师”的原型，不是名相也是能吏，反正都算不上坏蛋。
现在总有人说“庞太师”的原型人物是张尧佐，其实这事委实是有些冤枉老张了。
张尧佐倒霉就倒霉在外戚这个身份上，其实他也没干过啥太坏的事
人家张尧佐可是正牌子的进士出身，早年在州县做官，也是“破案小能手”一枚，治理地方算得上政绩卓著，堪称小有名望：
“举进士，历宪州、筠州推官。吉州有道士与商人夜饮，商人暴死，道士惧而遁……转运使命尧佐覆治，尽得其冤……知犀浦县，犀浦地狭民繁，多田讼。尧佐正其疆界，条众敝以晓之，讼遂简。”（《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列传第二百二十二》）
老张的名声变差是在他的侄女、也就是后来温成皇后得宋仁宗赵祯宠爱以后的事情。赵祯爱屋及乌，便给老张火箭式升官，遂引起对外戚势力十分反感的士大夫们的警惕（或者说嫉妒）。于是像余靖、陈升之、包拯等名臣就成天拿张尧佐当棉花弹，弹劾得老张浑身是窟窿，以至于赵祯也经常护不住他。于是在仁宗一朝老张的官职忽高忽低、在中央和地方间来回流窜，直到死后才被追赠为太师。
弹劾外戚这种事，不管能不能成、是否冤枉了好人，对言官来说都是有利无弊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张尧佐是个能吏，至于人品嘛，捞钱争权、任用私人之类的污点肯定是有的。但跟北宋的大部分官员相比，不见得比他们好，但也坏不到哪儿去，跟作恶多端的“庞太师”相比绝对称得上善良正直……比如说老张跟那些闲着没事就上表弹他几章的“名臣”们关系肯定不会很融洽，但要说他陷害过谁，那纯属是子虚乌有。至于说老张跟他那位身为宠妃的大侄女相互勾结、谋害忠良的事迹，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一桩——话说这位温成皇后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除了被冤枉的张尧佐，“庞太师”的原型人物还能跟谁扯上关系？
当然就只有庞籍了——只要看到“庞吉”或是“庞集”这样的名字，就知道其中的暗示是多么的赤裸裸了。
不过相比张尧佐，庞籍就更冤枉了。他既没有女儿或是侄女嫁给皇帝，自然跟外戚扯不上关系，而且生前死后都没上过太师。更重要的是，庞籍非但不是个大奸臣，而且在北宋星光熠熠的文官队伍中，无论才具、作为还是品德都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
我认为庞籍是北宋最称职的宰相之一，善于协调矛盾、举拔人才，安定局势
庞籍，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成武）人，出身官宦家庭。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庞籍进士及第，官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司理参军，正式进入仕途。
庞籍很快就在黄州显示出他出众的才能，深受时任知州、后来也当上了宰相的夏竦的赏识，“以为（庞籍）有宰相器”（《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传第七十》）。于是，庞籍很快就因为夏竦的举荐得以入京为官，任开封府兵曹参军事。此后，才华横溢的庞籍又受到时任权知开封府的名臣薛奎的青睐，升任大理寺丞、知襄邑县，从此踏上了仕途的快车道，成为北宋文官队伍中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话说夏竦跟薛奎虽然都是大人物，但在政见、德行、品性等方面并非一途，甚至颇有隔阂。庞籍能同时得到这两人的赏识，除了出众得令人无法忽视的才华以外，也证明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着独到的智慧，而这其实才是这真正的“宰相器”。
当宰相须协理阴阳、调理万物,帮皇帝把握大政方针、理顺人事关系，对情商的要求甚于智商
不过，很多智商与情商出众的人最终都混成了官场老油条，甚至是佞臣。而庞籍却并非这样的人，在必须坚守的原则与大义面前，他甘冒风险也寸步不让，表现出了一名士大夫应有的操守。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宋真宗赵恒驾崩，年仅13岁的太子赵祯即位。但这位后来的宋仁宗尚未成年，所以由太后刘娥临朝称制。这位刘太后在真宗执政末年就借后者多病之机逐步接管朝权，成为太后之后更是权势滔天，无人能制。她不仅在朝会上与小皇帝同坐（赵祯坐左边，刘娥坐右边），还给自己上尊号、公然穿上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穿着的兖服去祭祀宗庙。同时她还打算给自己立家庙、处处以武则天自比，简直离一脚踢掉赵祯、自立为女帝仅一步之遥。
可惜刘娥的自立之举遭到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坚决抵制，她也很快因病郁郁而终。不过在临死前刘娥还不死心，遗诏由章惠太后杨氏参议军国大事，就是不让赵祯亲政。在这关键的时刻，时任侍御史的庞籍站了出来，要求阁门（北宋负责官员朝参、礼仪等事宜的机构）将太后临朝称制的礼仪制度全部烧掉，坚决主张让赵祯亲政。庞籍此举让他名声大噪，获赞“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引用同上）
其实刘太后在民间故事中跟庞太师一样，也是个大反派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已经24岁了的赵祯终于亲政。可以说他能够最终真正掌权，并创下后来的“仁宗盛治”，包括庞籍在内的文官集团居功至伟：
“富弼上疏曰：昔庄献（刘娥）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三·明道二年》）
此后庞籍一直在中枢任职，官至刑部员外郎、知杂事，判大理寺、天章阁待制。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北宋的西北边疆形势骤然紧张。尤其是宋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连续三战惨败之后，宋夏之间的矛盾已然超越宋辽，成为北宋最大的外患。
北宋与辽、金间的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唯与西夏，一打就是将近百年
赵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启用庞籍来安定西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庞籍授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不久又兼任鄜延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成为西北方面的封疆大吏。庞籍到任后，并不急于反攻，而是重在整军治民：针对宋军军纪败坏、畏敌如虎而残民之害不亚于西贼的现状，他在军中行酷法，“军中有犯，或断斩刳磔，或累笞至死”（《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传第七十》）——貌似北宋文官治军都喜欢玩这一手，韩琦、夏竦等人都这么干过，不过效果还不错，“故士卒畏服”；同时他采取了精兵简政、减轻百姓负担等措施，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庞籍在西北任职5年，政绩斐然，使得北宋在连续大败之后渐渐稳定了局面，与西夏恢复了对峙的态势。因此在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庞籍被召回中枢，先后出任参知政事和枢密使，6年后，赵祯拜庞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也就是说庞籍终于当上了宰相。
但庞籍这个宰相可不一般！
北宋的相权被皇帝分得稀碎，所以看上去人人说了算又人人都说了不算，效率极其低下
北宋宰相的相权被皇帝削得厉害，不但有“两府三司制”分权，而且实行多相制导致称相者多如牛毛（即便不算参政知事、门下侍郎之类的副相，北宋165年间仅正相就搞出了93个）。同时北宋的皇帝还特别喜欢玩一个叫“闲着没事换宰相”的游戏，宰相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撵下台的情况司空见惯，能在相位上坐满一年的，都堪称老资格。
而且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和集贤殿书院，称之为“三馆”，通常以兼昭文馆大学士者为首相，监修国史（执史馆）者为次相，兼集贤殿大学士者为末相——庞籍身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独相，而且这一“独”就是3年之久。
在北宋能够享受这一待遇的宰相不过十一之数，而且都是赵普、吕夷简、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这种无论忠奸、皆为大名鼎鼎之辈。更何况赵祯在位42年换了23个宰相，享受到这一待遇的仅庞籍一人而已。
北宋的皇帝被晚唐、五代吓破了胆，所以根本不敢让任何人长期为相
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赵祯换宰相的瘾又犯了，于是授意韩绛等人揪住老庞的小辫子猛弹一气。然后赵祯顺势罢相，将庞籍贬为郓州知州，仍兼观文殿大学士。不久后又授职昭德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改任并州知州——先贬后褒、出任地方大员，这是北宋处理前任宰相的常规操作。
此后庞籍一直在地方蹉跎，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被召还京时，以老病为由上书致仕，晋太子太保，封颖国公。3年后，庞籍病逝，享年76岁，追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
为啥北宋的名臣、忠良总是被泼一身的脏水？
其实在民间传说中的那些两宋大坏蛋们，除了那个完全虚构出来的陈平以外，也就秦桧名副其实。连张邦昌都很冤枉——话说老张当上那个伪楚的皇帝完全是被逼无奈的结果（女真人以屠城相威胁），而且要不是他主动退位并坚决拥立赵构，老赵家能否靠南宋再续命152年，可能还是个未知数。
张邦昌是主和派，被逼当了33天的“皇帝”，还偷吃了赵构的小妈——他大概就干了这些坏事
再说张邦昌回头就被赵构“恩将仇报”的干掉了，他就算是想祸害岳飞也没机会啊？
再比如说潘仁美的原型潘美。
宋太祖赵匡胤能够黄袍加身，继而扫平江南半壁、几乎一统天下所依靠的两大打手，一为曹彬，另一个就是潘美。史载“潘美素厚太祖，信任于得位之初，遂受征讨之托”（《宋史·卷二百五十八·列传第十七》），在北宋灭南汉、南唐、北汉等战役中居功至伟，并长期驻守河北，成为抵御契丹南侵的中流砥柱。
在小说中，潘仁美因为在征北汉时被杨继业两口子轮番暴打，所以怀恨在心、公报私仇，害死了杨继业——这当然是虚构的故事，因为在现实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以潘美的资格、地位和受皇帝信任程度，他就算直接砍死杨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前边说过，潘美是北宋军中与曹彬齐名的两大巨头之一，而且深得赵匡胤兄弟的信重，位高而权重，根本不是杨业一介降将可堪比的。而且潘美就算忌恨杨业，要杀他也无需假契丹人之手，还累得那么多兵马陪葬，很可能一刀就砍了——史载“美好乘怒杀人”，看样子也是个直肠子军人，应该不屑于用这种龌龊手段。
事实上在杨业死后，宋太宗赵炅对于潘美的处分也就是敷衍了事——削秩三等，降为检校太保，次年就官复原职。而且此后老潘不断加官进爵，官至同平章事，死后赠中书令，谥武惠；真宗年间因章怀皇后故（潘美的女儿）追封为郑王、配太宗庙附祀；宋哲宗年间受供奉于“宋八贤堂”，宋徽宗年间配享功臣之位，潘美高举次席；赵构建南宋以后，又绘辅弼勋劳之臣像于景灵宫之壁，潘美仍列其间。
无论是生前功还是身后名，把杨家将打包到一块，其分量也较潘美也差之甚远，潘美根本没有阴谋陷害杨家的动机和必要。
对于真实的北宋历史而言，不能说杨家将无足轻重，但较之潘美还是差得太远
而且潘美的人品也是靠谱的，哪怕在后世也有口皆碑，还因此在明朝时祀于帝庙：
“如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节义，兼善始终，可以庙祀。”（《明太祖宝训·卷二》）
再比如说庞籍。跟小说中的那个“庞太师”专注害人一百多年不同，庞籍不但跟“死对头”包拯同殿为臣，而且关系不错，跟另两位仁宗朝名臣范仲淹、韩琦更是关系莫逆。同时，身为宰相的庞籍也非常重视选拔人才，比如司马光就是通过庞籍的赏识任用才脱颖而出的。
同时，庞籍的眼光、胸怀和度量也非一般人可比。比如他被罢相以后，赵祯打算任命文彦博和富弼为相，不过文彦博私心较重而且贪财，富弼则因为个性的问题也饱受非议。赵祯一时犹豫不决，便征求庞籍的意见，而后者的一番谏言终于使前者下定了决心，任命文、富二人为相：
“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言进之，未几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猝致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至和二年》）
庞籍的意见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原则——这才是真正的宰相胸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一肚子坏水、成天以害人为乐？
狄青因庞籍而建功立业，也在庞籍失势后被文官欺负得死去活来
庞籍当然没有陷害过杨家将（庞籍跟杨业的孙子杨文广是同代人）和呼家将，更没有凄惨的被呼延庆施醢刑（即剁成肉酱之刑）于大庭广众之下。相反，北宋最著名的武将狄青还是他亲手提拔并力荐才得以重用的：
“青之讨智高也，朝臣谓青武人，不足独任，宜以重臣统之。独庞籍力言青可用，且谓委任不专，将致偾事。帝用其言，青以成功。”（《史传三编·卷四十八·名臣续传第五》清·朱轼）
可为啥像潘美、庞籍（甚至可以加上张尧佐和张邦昌）等名臣，偏偏在民间和小说中被泼了一身的脏水？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两宋在历史上的“正朔”王朝中以军事实力孱弱、被各种蛮夷轮番暴打而“驰名遐迩”。民间的士人与百姓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余，身为“天朝上国”的子民又不愿意承认敌人的强大，这样一来失败的原因只能归咎于“内鬼”了。
两次亡于异族之手——这种事也就宋朝的赵家皇帝干得出来，让人十分窝火
于是一个个或现实、或虚构的大奸贼便在民间传说以及通俗小说中闪亮登场了。
其实两宋的问题出在哪儿，大家心知肚明——罪魁祸首当然是皇帝无疑。
在晚唐及五代之后立国的宋朝皇帝，彻底的被那一幕幕君权旁落、武将篡国的乱世景象吓破了胆。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们坚定不移的推行中央集权、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一方面不惜以削弱军队战斗力为代价限制武将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剥夺大臣政治权力的同时，在经济上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在对外战争中，一心只顾着发财还生怕建功立业引起皇帝猜忌的将领，率领着那些被克扣军饷、饱受剥削而毫无士气的士兵，怎么可能打胜仗？在国内，两宋不禁土地兼并，在事实上不禁官员经商，甚至鼓励奢靡之风，导致吏治败坏是普遍的现象，百姓生活困苦，民变、叛乱始终不绝。
像宋江、方腊这样的农民起义在两宋历史上比比皆是
可是谁敢向皇帝追究责任？所以这一口口的黑锅只能找像庞籍、潘美这样的倒霉蛋来背。
之所以是这几个家伙成为“背锅侠”，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无辜的。
像张邦昌毕竟当过伪楚的皇帝，无论如何都属于严重的历史污点，所以往他身上泼脏水属于是让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至于张尧佐，别说这货本来手脚就不干净，单就他身上挂着的那个外戚的标签，在那个时代天然就是个大靶子，不受攻击才有鬼；至于庞籍之所以能成为“庞太师”的代言人，也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比较模糊，在政见上属于骑墙派。这种事往好听了说是为相者当持之以中，不营私结党，以国事为重；但要往坏了说就是个官场老油条、滑不留手，很容易让人往“奸佞”的方向去想象。
至于潘美陷害杨业之事，其实罪魁祸首依然是皇帝赵炅——正是他下令孤军奋战的杨业必须携四县百姓一起撤退，才导致其身陷绝境而死。而当时潘美与杨业在具体战术实施上意见是一致的，但遭到了监军王侁的反对，潘美只是没有坚持立场，应负“领导责任”。
如果非要把杨业悲剧归罪于潘美头上，罪状也只能是“不作为”
而明末史家王夫之则认为，潘美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功高而担心遭到猜忌，才甘愿做“背锅侠”的：
“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宋论·卷二·太宗》）
无论潘美也好、庞籍也罢，本来就都是以忠臣自居的。忠臣嘛，君要臣死，臣都不得不死，背几口黑锅又算个什么事？
所以潘美变成了潘仁美，庞籍变成了庞太师，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求仁得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