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在商店选购布料，凭票供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居民物资的供需尤其是粮、棉、油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缓解供需矛盾。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扩大到棉花、纱布、食油。为了有计划的供应各类物资，票证便应运而生。
自1955年全国第一张粮票和肉票发行，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近40年的“票证时代”。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体而言，票证可分为吃、穿、用三大类。
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碑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实行对粮食限量供应，城镇居民每户必须有一本“购粮证”，上面注明全家总人口、总定量，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当时，居民和小学生每月27斤，中学以上学生每月32斤。职工视工种而定，非重体力劳动者只有30多斤，搬运工、炼钢工、煤矿工、石油工及在野外工作的则有40到50斤不等。如劳动强度大，单位可适当补贴，俗称“工种粮”。
居民每购一次粮食，粮店工作人员就在其粮本上填写购粮数量，并盖上工作人员的私章。每月当全家的总定量购完，即使给钱也买不到一两粮食，只有等到下个月才能买到。据说一些机关干部为了多些口粮，主动要求下基层劳动。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国家粮食部很快发行了全国通用粮票，其面值有伍市斤、叁市斤、贰市斤、壹市斤、半市斤、贰两、壹两不等。全国通用粮票的票面图案设计新颖，题材广泛，精心选取各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工农业建设工程等，且采用套色印刷，制作精美。
除全国通用粮票外，当时还有省级地方通用粮票、市级地方通用粮票。全国粮票在国内任何地方都可买到食物，地方粮票则不能通用，只能在本地使用。笔者还见过一种专供出差、旅行使用的“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如某人要到外地出差或探亲，就向粮店申请用粮证上的口粮换取所需的全国通用粮票。职工调动工作或学生到外地读书甚至异地嫁娶，除了办户口迁移手续，还得办粮、油关系的迁移，这样才能保证口粮供应。
20世纪60年代末，粮食部门采取每月居民凭粮证到粮店领取按口粮算成粮票的方式，极大的方便了群众随时可凭粮票去饭馆使用，当然所发的都是地方粮票。1962年，重庆市曾发行“重庆市粮食搭伙券”，应该是在食堂买饭票或在饭店就餐用。当时，买一碗面条要2两粮票8分钱，馒头则只要1两粮票。
居民到粮店购粮，除了带购粮证还得带上粮票，买多少斤就交多少斤粮票。每月发放粮票时，还按比例发放面粉票，在粮食紧张的灾荒年还搭配一定数量的粗粮票，买玉米、豌豆、胡豆等。黄豆、绿豆则需特供票（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这种票）才可买到。
当时只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才有粮票，农村户口的农民则没有。一些农民就用自酿的红苕酒来换粮票，俗称“八搭二”，即8毛钱外搭2斤粮票可换1斤红苕酒。机关干部下基层以及乡镇干部去乡下蹲点、检查工作，在居民或农民家吃一顿饭要交3两粮票1毛钱。
肉类和食油也凭票供应。油票的面值分得较细，有半斤、四两、贰两、一两，笔者还见过面值仅1钱、0.2钱的植物油票。国家印发肉票是在1957年7月，各地的供应量也不尽相同，记得六七十年代重庆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猪肉、2两菜油。发放方法是，每个居民一年发一张大版肉油号票，上面注明月份或者阿拉伯数字序号，每月公布使用号码和供应数量。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市区居民10天3两肉，后来调到2两，即每月6两猪肉。在特别困难的1961年，据说北京市每人全年供应猪肉8两半、食油1斤。
除票证外，国家还发行了一些购物证（卡），比如“烈军属优待购物证”“生活购煤卡”“婴儿营养购物证”“产妇食品补助卡”等，以保证百姓的生活所需及营养需求。
穿衣购物离不开票证
各种各样的票证
国家自1955年对棉花实行统购，因棉布供应紧张，于是对城镇人口发放布票。最初，每人一年4市尺，后来增加到8市尺，20世纪60年代达到12市尺。设想一下，身高1米7的成年人做一件上衣需布料7.5尺，单裤需6.5尺，布料宽度（扣门）为2.7尺，每年每人发的布票仅够做半条单裤。所以，当时有外国媒体称中国平均每两人才有一条裤子穿。
布票的面值有10市尺、5市尺、2市尺、1市尺、半市尺、2市寸、1市寸。棉花每人一年供应6市两，五口之家一年供应的棉花仅够弹一床3斤重的棉絮。遇到嫁女儿，父母就得四处去借棉花票，弹棉絮做被子作为嫁妆。
20世纪60年代，一些轻工业产品比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锑锅、铁锅、搪瓷盆、毛线、蚊帐等，因生产数量不足，供不应求，开始对城镇居民实行凭票供应。政府发行了日用工业品购货券，也叫工业券。当时，买一辆自行车需工业券12张、缝纫机需8张、手表需5张、搪瓷脸盆需半张。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都凭工业券购买。如果某人需买自行车或手表及其他高档物品，券不够就去借，以后慢慢还。重庆的工业券券面宽约2厘米，长约4厘米，壹张券为棕色图案，半张券为墨绿图案。工业券的历史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才宣告结束。
笔者小时候家庭贫穷，常背着背篼去捡破烂，拿到废品店卖钱贴补家用。一天，捡到一个空烟盒，发现里面有一叠工业券，壹张、半张的都有，共计30多张，全家高兴极了，同时也犯难：我家根本买不起昂贵的日用工业品，怎么办？姐姐说：“干脆拿去卖了。”
当时已有黑市交易工业券，一张工业券可卖2元多。笔者就揣上几张去黑市兜售，小心翼翼地悄悄询问转悠的人：“要不要工业券？”于是买卖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往往几张工业券要好几个钟头才能卖完，一个多月才把几十张工业券全部卖掉，这几十块钱可是我家一笔不菲的收入。
票证结束了历史使命
在粮店门口排队领取每月口粮
在笔者的记忆中，还有一种被称为“号票”的购物凭证，也和广大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每年初，城镇居民每人可领到编号从01-100号，甚至01-120号的号票。这些号票一般用于购买肉食或副食。每到月底，商业局公布下月哪些号票可买什么物品，主要有白酒、香烟、肥皂、豆粉、海带、豆腐、粉条等，都有定量。比如，哪张号票可买白酒2两，哪张号票可买肥皂四分之一联。逢年过节还可凭票增供年节需用的特定副食品。比如端午节增供芝麻2两、带鱼半斤、红（白）糖2两、糯米1斤，中秋节凭票供应月饼1个，国庆节也凭票增供一些副食。
每逢春节，凭票增供的物品最为丰富，芝麻、花生、核桃、红（白）糖不用说，还可凭号票买到墨鱼、带鱼、腊肉、香肠、黄花、耳子、糖果糕点、白酒、香烟等。如此一来，当月大概要用去近10张号票。
由于农民无法领到各种票证，到改革开放之初，市场逐渐放开，大量农民从事经商活动流动性大，粮票便成为他们急需的东西，于是黑市交易应时而生。城镇居民可用粮票向他们交换农副产品，如鸡蛋、大米、鱼、肉等，票证俨然成为“第三货币”（第二货币是侨汇券）。虽然国家明令禁止黑市交易，但收效甚微，直到取消全部票证后，黑市交易才算结束。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物资丰富，衣食无忧，各种五花八门的票证早已废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我们真切地看到，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文章转载自：《红岩春秋》2020年5期
原文标题：《票证唤醒的记忆》
作者：刘志渝
排版编辑：陈怡璇
审核：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