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个陌生的词汇，在生活中也不时会有交集。比如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可以说他“宰相肚里能撑船”；比如要夸一个人的出身好，可以说他“宰相的闺女不愁嫁”；再比如人人喜闻乐见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等等。在以上的例子中，“宰相”一词都用来指代了不得的大官、是仅次于皇帝的存在——用正式一点的说法是“百官之长”，用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更吓人了，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明君贤相代表了古人对于太平盛世的大部分幻想
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没错的。虽然在历史上除了辽朝以外，“宰相”从来没有在任一朝代成为正式的官职，不过无论在哪朝哪代、也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又在习惯上将任一朝代的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宰相。
看似宰相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如果有人偏要称其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心史上高达4位数的宰相们集体掀开棺材板、天天晚上在噩梦中追杀你……
不可缺位，但更不可越位和错位——宰相的起源与权力的边界。
宰相一词，最早始见于《韩非子·显学篇》：“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起於卒伍。”其中的“宰相”就是太宰与相的合称。太宰是先秦时期君王的大管家，因为需要在祭祀时负责宰杀耕牛，故此得名。“宰”一度成了官吏的统称，而太宰除了宰牛，更重要的职责就是掌管国家的六种典籍（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从而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是事实上的百官之首。不过自春秋战国以后，太宰的地位随着王室的衰微也在不断的下降，到秦统一六国之后，太宰沦为了皇帝的家臣，也就是宦官，俗称公公。
周公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太宰
“相”在最早的时候是礼官。根据《周礼》的记载，相是所谓的赞礼之人，即在祭祀或是典礼上宣唱导行仪式、礼节的人，跟现在的司仪基本没啥区别，想当年孔老夫子在鲁国为相干的就是这种活计。以前曾看到有人说孔子为鲁相，故能诛杀少正卯，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司仪是没有判人死刑的权力的，孔夫子当时还任职大司寇，这才是他能名正言顺弄死少正卯真正的原因。
不过“相”在字义上也有辅佐之意，故而才被人拿来与“宰”合称，就成了辅佐帝王、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的通称。而在西汉时，曾担任过宰相（左丞相）的陈平，曾对宰相的地位、作用和权责做出过精妙的定义，并被后世同行们奉为圭臬。
陈平对于西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汉初三杰”
当时汉文帝刘恒问政于右丞相周勃，结果不管是刑狱事还是钱粮事老周都是一问三不知，刘恒对此很不满意，便转头去问陈平。陈平也不知道啊，不过这货可是出了名的肚子里不生心肝脾肺肾、长得全是心眼，所以他就理直气壮的让皇帝去问专业人士，比如刑狱事问廷尉、钱粮事问治粟内史，这点破事别来烦他这个大丞相。
这下可把刘恒给气坏了——那老子拿出大把的俸禄养你这个废物宰相干什么？然后陈平才不慌不忙的答道：
“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刘恒闻言自然大悦。从此“坐而论道，协理阴阳”就成了宰相的天然职责，也构成了宰相职权的一道天然边界。西汉宣帝刘询时期的名相丙吉更加简单明了的对此作出了总结，那就是“宰相不亲小事”（《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正经事不管，虚头巴脑的事瞎管——这样大概就能做好一个宰相了
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典故叫“丙吉问牛”——说的是一次丙吉出行，看到一群人打架斗殴，可是他理都不理；一会儿又看到有人追赶耕牛，丙吉立刻停车询问事由。下属对此不理解，丙吉就解释说，打架这种事自有地方官去处理，宰相只需考核地方官、对其赏罚即可；可耕牛的事情不同，农桑是国家的根本，耕牛受到损伤会影响农事，宰相必须立即过问。
从此，丙吉所言的“宰相不亲小事”与宋太宗赵炅所说的“吕端大事不糊涂”便交映生辉，成为历代宰相治事的典范——用现代管理学的话说，就是要明确管理的边界，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这样的宰相才能做得稳、做得久，而且大多能有个好下场。
像包拯这样成天盯着老百姓那点破事的官，活该他一辈子都当不上宰相
同时，宰相最重要的职责是辅佐君王。“辅佐”的本意是协助，所以辅佐之人必然要处于次要的位置、起到次要的作用，这是宰相必须要认识到的本分。宰相可以启发、引导甚至诱导君王行事，但绝不能主导，否则无论对于君王、自身还是国事都没有好处。像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这样行事如大江拍岸、揽权似猛虎扑食、凡事亲力亲为的宰相，不管他们的初衷有多么的高尚或是无私，都逃不过人亡政息或是命运惨淡的结果。
同一个宰相，无数个“花名”——说说宰相的发展变迁史。
中国最早（实际上的）宰相，可以追溯至始皇帝他家的老祖宗伯益——伯益是夏后启的“卿士”，地位那是妥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后商有伊挚受拜为“尹”（故称伊尹），周有姬旦为太宰，春秋有管仲为齐国大夫，这都是在宰相正式出现以前，最杰出的辅政之臣。
管仲的官职是齐国大夫，而非齐相——在那个年代“相”还在司仪的活儿
春秋末期齐景公置左右相，这是“相”成为官名的开端。战国时期始称相为“相邦”（西汉时改称相国）或是丞相，自此成为百官之长。
此后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宰相作为王朝最高政务官的俗称一直存在，但正式的官名却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比如丞相、相国、大司徒、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中书舍人、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等。
而随着宰相“花名”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宰相权力的不断分化和瓦解。
宰相可以傲居朝堂、威仪如山，那都是先秦以及汉初时的老黄历，往后混得一代不如一代
帝王虽然权力无限，要想统治偌大的国家也必须需要官员的帮助。可即便如此，要管理好动辄成千上万的官员也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协助，而宰相最初就是作为帝王的幕僚长、代行这一职责的，故此才被称为百官之长。
不过这样一来，大权在握的宰相就必然对帝王形成威胁，狐假虎威甚至鸠占鹊巢的事情也没少发生过，不能不引起帝王对于宰相的警惕。于是限制相权就成了历代帝王孜孜以求要做的事情。
宰相的正式官名的不断更替，代表着相权在不断的削夺和分散
限制相权，历代帝王主要采取三种措施。
一曰分权，简单说就是实行多相制。在先秦时期，宰相大多为“独相”，可是在发生了吕不韦受拜相邦之后大权独揽、甚至成了秦王政的“仲父”之后，独相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始皇帝在一统天下后，立刻分相邦为左右丞相（秦二世时可能还弄出来个“中丞相”），以分相权。虽然西汉立国以后本着跟“暴秦”对着干的精神又恢复了独相制，但相权多分的趋势已经无法改变，自魏晋以后多相制成为主流，独相虽然在偶尔的特殊时期也有出现，但只是特例而已。
而多相制的巅峰就是皇帝统统都是疑心病重症晚期、防大臣胜过防贼的两宋。北宋的宰相不但往往多达5位同列（两相三参或是三相两参），而且将财权也从相权中剥离，形成了“两府三院制”。即便如此，赵家皇帝们还是不放心，不停的围绕着相权瞎折腾，所以两宋的“改制”也是最多的——宋初相权沿袭（晚）唐制，之后宋神宗赵顼搞元丰改制、宋徽宗赵佶搞政和改制、宋高宗赵构搞建炎复制、宋孝宗赵昚搞乾道改制……要不是南宋很快就完蛋了，弄不好还会没完没了的改下去，也搞得后人一接触到宋朝官制就头大如斗。
宋朝的官制乱七八糟，一不留神就会搞错
二曰制权，也就是光让相权内斗已经无法满足帝王的猜忌之心了，还得限制相权并引入外部压力。在先秦时期，宰相往往能够军政大权一把抓，比如李悝、商鞅、申不害、吕不韦等皆是如此。秦朝以后，除了某些分裂、战乱的年代（比如蜀汉丞相诸葛亮）以外，宰相再与军权无缘，甚至在某些时候连治政权都保不住。比如在两汉时，只要皇帝看宰相不顺眼，就会冒出一个非外戚不得担任、名为“大将军”的怪物来，轻轻松松就能将宰相弄成废物和摆设；再比如前边说过的两宋，大家都对宋朝限制武将、“杯酒释兵权”之类的事情比较熟悉，其实文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宰相更是几乎都是“残废”——自古欲行大事者，所凭恃的或曰兵马、或曰钱粮，两宋的宰相手头一样没有，还能干点什么？
皇权给相权套上的另一道枷锁就是言官。
史上不乏像魏徵这样被誉为“千古人镜”的言官，但更多的都是沽名钓誉之辈
言官又称台谏，是监官和谏官的合称。本来监官是负责盯梢官员、谏官则专门找皇帝的茬，不过后来因为皇帝实在太不好惹，所以除了少数名垂青史的死心眼（如魏徵、海瑞等）和一些沽名钓誉者以外，大部分谏官自觉自愿的与监官合流，从此不分彼此。
而且随着相权不断地被限制和削弱，言官们发现宰相越来越好欺负，而且一旦能够扳倒这样的大人物，一朝成名并且仕途大进就成了手到擒来的事情。于是乎，言官们纷纷投靠皇帝，成了打压宰相的马前卒。言官们打击宰相的积极性是如此的高涨，甚至到了某些时候皇帝不得不出面保护宰相，免得宰相上台一个就被言官干掉一个、以至于国事都没人管了（这种事情在两宋就很常见）。
表中所列的还仅为“正相”。宋朝的宰相屁股没坐热就被撵走的情况数不胜数
至于宰相与言官相勾结、共同欺负皇帝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过。但在绝大部分时期，只要皇帝不是个傻子或者笨蛋、没赶上乱世或者王朝风雨飘摇，这种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
毕竟宰相和军权纠结在一起才是可怕的，宰相和言官？嘴皮子和笔杆子加一起是能说死人还是能写死人？
第三种措施就简单了，把宰相干掉就行了。宰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皇帝对于政事管不过来或是不想管那么多的闲事。那么一旦出了个既聪明绝顶又精力充沛的皇帝，宰相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所以在始皇帝面前，李斯这样的名相只能当个应声虫或是高级秘书；于是自从公孙弘死了以后，汉武大帝刘彻就喜欢玩一个叫“闲着没事杀宰相”的游戏；在贞观大帝李世民那里，只有官场老油条房玄龄才能坐稳相位，而且还是坐得战战兢兢；等到千古第一狠人皇帝兼头号工作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后，宰相在他眼里就彻底成了废物和累赘。所以在胡惟庸挨了当头一刀之后，宰相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正式寿终正寝了。
老朱亲手把宰相杀绝种了
明清之后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什么的，既无宰相之名亦无宰相之实，哪怕是偶尔出现像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猛人，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更无法恢复宰相曾经的荣光。
身为辅臣的宰相，从来不能改变什么，能够“变法”的只有皇帝。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涌现出无数的“名相”，尤其是那些胸怀家国、不顾己身、勇于开创的先贤，均将变法当成是为相者的使命，比如商鞅，比如刘晏，比如范仲淹，比如王安石，比如张居正等等。
以相臣推动变法结果最好的是商鞅变法，而商君本人则是死无全尸
然而他们的下场都不好，他们倾尽所有推行的大业也大多功败垂成。即便偶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商鞅变法，他也无福在生前享受所有的荣光。
相反，像汉武帝刘彻、北魏孝文帝元宏、隋文帝杨坚、清世宗胤禛等皇帝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不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推行得顺畅无比、挡者披靡。比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搞得磕磕绊绊，反对者一大堆不说，还闹得天怒人怨，而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则就顺畅得多，效果也好得太多，不但促进了生产发展，还直接导致了人口暴增——中国历代的（纳税）人口统计始终在几千万上下晃荡，结果实行摊丁入亩后不过百年间就暴涨到了3亿以上。
出现这种情况，说白了就是皇帝与宰相在权力的对比上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在皇权时代，皇帝就是如来佛，宰相最多也就是个孙猴子
前边说过，宰相的职责在于“坐而论道，协理阴阳”，是为何解？
首先，宰相就是皇帝与官员之间的一个联结者和协调者，在负责上传下达的同时，更重要的责任是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调和，最好的办法就是“和稀泥”——在替皇帝答疑解惑、消弭怒火的同时，委婉的将皇帝的想法和意见传达给官僚体系付诸实施，同时也得把官僚团体的需要和建议以合适的、可以接受的方式转达给皇帝，还得做到两头不得罪。所以说，宰相天生是适合那种情商很高（智商反倒不是最重要的）的官场老油条和官场老好人的，相反那些志向高远、意志坚定的人往往干不好宰相，也干不久。
对于皇帝来说，最好的宰相就是一滩烂泥，随他搓成任意模样
其次，宰相天然就是皇帝的替死鬼。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过是皇帝用来打发愚民的托词而已，谁当真谁就是傻子。皇帝既然永远不会犯错误，那么出了问题自然要找个替死鬼，而扛着“百官之长”这块大靶子的宰相自然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哪怕皇帝罪大恶极，做臣子的能做的也只有“清君侧”，那么在“君侧”谁挨的最近？自然是宰相。又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宰相不死谁死？想当皇帝的替死鬼也得熬出老资格来才排得上号。
就算想谋朝篡位，也需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才显得名正言顺
最后，哪怕宰相要做事，也得是在皇帝的授意下，在指定的框框内做事。比如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首先都是赵祯和赵顼有了破旧立新的想法，才有了范仲淹和王安石的用武之地。一旦皇帝的想法变了或是面对阻力退缩了，范、王自然成了罪魁祸首和万恶之源，该背锅的背锅、该治罪的治罪，反正皇帝是无辜的，顶多是被奸佞一时蒙蔽了而已。要是变法成功了，首功当然是姓赵的，至于范、王顶多就是个辅佐之功。而辅佐这种事，说换只猴子也能干是过分了，但北宋的几万名官员大多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
像老张这样严重越位的宰相，能得以善终已是万幸
当然像张居正这样在皇帝不乐意的情况下强行推动的改革，失败了才是正常，成功了才是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