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再次抨击了“超级中学”模式。
在7月11日举行的《教育蓝皮书NO.16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发布仪式上，杨东平说：“超级中学是基础教育生态恶化的典型，我们曾向衡水中学提出过，我希望衡水中学公布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的来源，是来自衡水市，还是河北省其他地市，还是全国其他地区？”
2014年11月，衡水中学异军突起之时，杨东平曾发表一篇文章《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认为“衡中模式的核心价值：放弃育人的目标，将教育直接异化为竞技过程”。
衡水中学官网转载了这篇文章，又发布了一篇衡水中学学生家长的文章《杨东平要是衡中校长，就该给他几个耳刮子》。文章指出，“在基层，教育资源永远不会达到理论上的均衡，如果按照杨校长的设想，那衡中很快就完蛋了”。
2017年4月，当衡水中学在全国其他省份建立分校，推广衡中模式时，杨东平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一家独大的“巨无霸”形成对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地位，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掐尖、层层抽血，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根基动摇。
2020年高考，对衡水中学而言注定又是一次成功。在近日公布的北大、清华拟录取保送生名单中，有衡水一中10人，衡水中学1人。
但作为公办高中，衡水中学每年只有几十个自主招生名额，其余招生名额全部用于衡水市城区。不过，作为衡水中学举办的民办高中，衡水一中将大多数招生计划分配向河北省其他地市，并面向全国招收复读生。
对于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的讨论，实际上是21世纪第3个10年来临之际，我国进入“后教育普及时代”应该完成怎样的教育现代化任务的讨论。
2019年全国高等院校录取人数为914万余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熊丙奇预测，在高职扩招200万背景下，今年全国高校录取人数可能突破千万。考上大学对于广大学子来说已经不是梦想。2019年，我国教育迎来历史性时刻：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都实现了普及教育的目标。
《教育蓝皮书NO.16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提出，在“后教育普及时代”，需要建立新的教育理念，构建“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的教育生态，走向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千万不要来县中读高中”
“必须取消超级高中模式。”熊丙奇在发布仪式上说，“否则县中、镇中的生存将更加困难，这不仅是因为不同中学享受资源有多寡，更是因为县中、镇中教师、学生对教育的认同感会降低，从而导致其学业表现更差。”。
这份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乐施会京办公室资助的《教育蓝皮书NO.16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下称蓝皮书）中，收录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3个欠发达地区县中所做的调研报告。
“现在初中班主任都会说千万不要来县中读高中，不然一辈子就毁了。但凡家长有个一官半职或者固定职业的，孩子不离开县中就是没出息。”报告中写道。
报告调研的县中老师认为，“县中的衰败是一个大趋势，现在有名牌效应，家长会感觉省会比地级市好，地级市肯定比县城好，县城又会比农村好。”
学生“出走”县中的方式有很多。“有很多私立学校，你只要考过去，满足它的条件就可以，而且如果有关系，多出点钱也可以”；“地级市市区里建了好几所民办的学校，还有一些重点中学，它们的招生政策比较优惠”。
熊丙奇介绍，高中跨区域招生的副作用已经引起重视。201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规定，公办民办普通高中按审批机关统一批准的招生计划、范围、标准和方式同步招生。
学校减负改变并不明显
熊丙奇认为，“超级中学是围绕着应试教育产生的，地方政府喜欢打造拥有更多考进北大、清华学生的超级高中。”
正是因为应试导向，导致了超级中学学生“两眼一睁，就是竞争”的“苦读”状态。
蓝皮书中的总报告写道，教育减负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对培训机构、线上教育的规范还是在减负的外围。导致家长恐慌的“基本盘”是学校，其改变并不明显。
一方面，许多地方的义务教育学校差距过大，招生过程不透明，花样百出，事实上存在的择校招生令家长焦虑不已。另一方面，学业负担最主要的来源是公办学校的课堂，是过度的作业和考试，这同样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019年11月，教育部通报指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6岁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近视率分别为14.5%、36.0%、71.6%、81.0%。
报告认为，过长的学习时间、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导致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恶化、视力不良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构建“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生态
“如果每一个县都有相对好一点的高中，也就是高中的优质资源能够均衡分配，而不是集中在少数学校，对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有好处的。”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烽说。
杨东平也认为，在高中阶段教育初步普及以后，应该把普通高中均衡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每个县都有好的高中，高中稳定了，初中就稳定了，当地学生和教师的‘水土流失’就控制住了。”
报告指出，随着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从学前教育起，包括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都实现了普及教育的目标。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但是，报告也提出，恶性的择校竞争和课外补习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实，高中教育均衡化的目标尚未提出，高等学校自主招生权还没有落实……在“后普及教育时代”，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教育“软件”的现代化，需要真正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价值观。
报告指出，需要建立新的教育理念，促进教育创新和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构建“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的教育生态，走向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走向学习化社会。
“面对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创新正在加速，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换频道，换赛场。这是一场可以看得到的，真正决定民族命运的教育竞争。对这新一轮的教育竞争，我们尚缺乏危机感、紧迫感，沉溺于应试竞争的现实难以自拔，是令人担忧的。”报告写道。
教育供求关系改变
在教育发展和资源配置上，在“后普及教育时代”也需要面向未来的新思维。报告认为，教育供求关系改变，需要重新认识资源配给和教育目标。
以学前教育为例，报告认为，它即将迎来总供求关系平衡的拐点，需要调整布局，从短缺和普及为主线转向解决结构性失衡和重点提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2018年全国入园儿童共有1863.91万人，但2018年新生儿数量跌至1523万，呈断崖式下降。报告估计2020年是幼儿园在园人数高峰，此后在园人数将逐步下降，2020-2023年将迎来拐点。
以现在的园所规模静态测算，21世纪20年代的10年间，在园人数对应的园所总数量将缩减15%-40%。基于这一预测，一线城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应该多举措、持续地增加学前教育供给，而很多地方的农村幼儿园将面临刚建完即“吃不饱”的状况。
报告指出，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镇化方兴未艾，教育人口正在强劲地向大城市聚集；另一方面，教育扶贫或脱贫转变为“教育改善”的目标，即通过教育有效地增进落后地区、弱势群体的福祉。
因此，需要关注如何以创新的方式，在学习化环境中，通过社区化和个人自主学习，增进教育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