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孙子本传”中说，孙武他之所以“显名诸侯”，名于当世，是因为他曾经担任将军，立下赫赫战功，辅佐阖闾“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然而，在今天，孙武之所以在军事史上享誉中外，名播千秋，则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部脍炙人口、为人们所推崇为“百世兵家之祖”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武经本”5900余字，“十一家注本”6000余字，篇幅并不大。但却是一部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兵学杰作，是一部从战略高度论述军事问题的不朽之作。
那么，为什么在东方，在中国，在两干五百年前能够产生《孙子兵法》这样一部伟大的兵学著作？我们认为，社会文明的演进，战争方式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激荡，地域文化的孕育，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个人实践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就是《孙子兵法》诞生的历史契机。
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新兴势力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向旧的贵族统治秩序展开挑战，晋国“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鲁国季孙氏等“三分公室”、齐国田氏崛起、取代姜氏，等等，皆是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中在政治领域内，战争是最重要的斗争方式。他们为了赢得战争，夺取政权，都高度重视对战争经验的总结，急切需要有本阶级的军事学家为自己提供从事战争实践的理论指导。从这层意义上说，孙武撰著《孙子兵法》，乃是时代的要求。这当为《孙子兵法》一书诞生的宏观历史大背景。
尽管诸侯列国都在研究战争，培养军事人才，但是相形之下，哺育孙武成长的故土——齐国，却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它最终成为培育一代兵圣的摇篮。齐国主要位于今山东省境内，也占有今河北省的一小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姜太公立国伊始，即推行正确的治国方针，奠定了齐国长期强盛的基础。而齐国开放、发达的社会环境，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文化具有注重实用和兼融博取的两大突出特点。兵学本是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因此它在齐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姜太公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辅佐周武王剪灭商朝，在战争实践方面功业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太公兵法》虽早已失传，但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它的核心是“多兵权与奇计”，因而“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作为先秦兵学源头之一的“古司马兵法”的发明与总结，也与姜太公和齐国兵家有直接关系。《李卫公问对》卷上载：“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由此可见，他是中国历史上兵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奠基者。
姜太公初步确立的齐国兵学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条件的变革而得以弘扬和光大。由于各种原因，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的诸侯列国中相对比较弱小。所谓“齐素号为怯”，“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就是例证。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齐国终先秦之世尤其注重对兵学的研究，提倡运用谋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重兵学理论方面的优势以弥补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著名的军事家在齐国大地上不断涌现；精彩的军事理论著作也纷纷面世。先秦时期最重要兵学著作大部分都诞生于齐鲁大地。就齐国而言，收入《武经七书》中的五种先秦兵书，属于齐地兵家系统的就有三种：《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六韬》。另外，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齐国的重要兵学著述，还有《齐孙子》（即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子晚子》（今佚）三十五篇等等。而在《管子》一书中，兵学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军事问题的篇目，就有《兵法》、《制分》、《七法》、《地图》、《参患》、《势》、《九变》、《霸言》、《小匡》、《小问》、《幼官》、《侈靡》、《重法》、《法法》、《立政》、《大匡》、《八观》、《五辅》等等。这些情况表明，在先秦及两汉传播的兵学著作中，数量最为丰富，内容最为精博，且影响最为深远者，当首推齐国兵学著作。
兵学是齐国整个学术文化体系中极具特色、富有影响的重要构成部分。《李卫公问对》卷上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这充分显示出齐国兵学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统治地位。换言之，没有齐国兵学，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中国古典兵学。这样的兵法之国的特殊环境，对于孙武创作《孙子兵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尽管孙子与乃祖孙书的关系扑朔迷离，还有许多疑窦有待澄清，但他出身于田氏家族当无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深厚渊源的军事世家。这一优越条件，对于孙子撰著《孙子兵法》的意义也不可低估。因为，家族内部专门学问的累代相传，乃是当时学问传授的主要方式，我们通常把这种情况叫做“家学”。比如，赵括熟读其父赵奢的兵书；据传苏代、苏厉学习其兄苏秦的纵横之术；甘罗继承并光大其祖父甘茂的谋略，都是家学代代相传的史例。孙武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所附残简中提到的“孙氏之道”，是“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就说明两种《孙子》本系一家之学。在这样的军事世家中成长起来的孙武，耳濡目染，感化挹注，自然具备了最好的学习条件和创作基础。军事世家对于《孙子兵法》的诞生，其意义也许正在这里。
孙武能够写出不朽的兵法著作，和他个人积极投身军事实践活动这一经历有关。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孙武在吴国参与了大量的军政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这就为他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尤其是他亲身参与指挥破楚入郢之战，从中总结归纳出许多带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这对于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兵学理论意义十分重大。还需要指出的是，孙武迁居吴国之后，曾同出身楚国贵族、深富韬略的伍子胥过从甚密，切磋学术，这无疑使他间接地增加了对以吴楚为代表的南方军事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从而使《孙子兵法》彻底摆脱“古者《司马兵法》”的窠臼，成为反映当时社会新要求，更准确地体现军事斗争自身规律特点的划时代兵学经典，另外，这也使得《孙子兵法》一书呈现出浓厚的吴越文化特色（这一点，我们将在后续的文章中进一步加以具体说明）。
同时，孙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天赋，更在于他自己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孜孜不倦，永不停顿。这既表现为他善于借鉴、吸取前代典籍中所反映的战争经验，也表现为他善于根据新的情况，修改、充实自己的兵学理论。在《孙子兵法》中，对吴楚战争经验的总结，就表现为这方面的痕迹。我们知道，孙武向吴王阖闾呈献十三篇时，柏举之战还没有发生，但《孙子兵法·火攻篇》中却有这样一段话：“凡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这很可能是孙武对于吴军破楚入郢之后，“不修其功”，导致失败这一教训的深刻反省。又同书《作战篇》中讲到：“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这或许也是对夫差放松对世仇越国的警惕，举兵北上，争当盟主，而导致越国乘隙进攻，亡国破军历史悲剧的总结。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孙武为了使自己的兵学理论更深刻、更完善，曾经孜孜以求，惨淡经营。
《孙子兵法》的诞生，也是先秦兵学自身嬗变的客观结果。我们知道，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先后呈示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递的阶段性特色，《孙子兵法》的成书，是其中第三个阶段登场的主要标志。在它之前，已有两个阶段先后出现。这一是以甲骨卜辞以及《周易》为代表的披着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阶段。它借助占卜筮问的方式，开展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们相对直观、肤浅甚至臆断的军事认识。
二是以“古司马兵法”（含《军志》、《军政》、《令典》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创始与初步发达阶段，也即以“军法”为主体的阶段。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学，其载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军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军法”与“兵法”的区分，按李零先生《吴孙子发微》一书中的观点，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作战指挥之法”，而‘‘军法”则多带有条例与操典的性质，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它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畴。由于它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一阶段兵学的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上，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所总结揭示的那样：“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整个战争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反映西周礼乐文明的“军法”、“军礼”传统渐渐趋于式微，而代表新兴势力兵学诉求的“兵法”则蓬勃兴起，成为兵学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力量。这决定了该阶段兵学的基本特征是摆脱“军礼”的束缚，对过去那种“鸣鼓而战”的堂堂之阵战法予以了坚决的否定，确立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更准确地体现了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对此，东汉班固也曾有过洗练而准确的揭示：“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而孙武撰著《孙子兵法》，正是“兵法”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最显着标志。
但是，“军法”的存在，毕竟为孙武构筑其兵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汲取的丰厚思想文化资源。换言之，《孙子兵法》之成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具体继承与扬弃，这不仅仅体现为兵学原则的全面归纳和总结，而且也反映为文字语言的广泛袭用转引。《孙子兵法》中所谓“用兵之法”、“法曰”等内容，实际上就是已佚失的上古兵学著作之基本条文，既“述”且“作”乃是孙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对此，笔者曾在《从看成书的渊源》一文中详加考论，指出孙武在撰著《孙子兵法》过程中，曾大量引用了“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内容（载中华书局《学林漫录》第15辑）。这种引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明注出处，如《军争篇》所云．“《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等等。二是以“法曰”、“用兵之法”方式征引，如《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法”等等。三是不注明出处的原文照录，如《文选》李善注征引文字所涉及的“兵者诡道，能而示之不能”、“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火攻有五”、“始如处女”等等。四是大意概括式的征引，如《军争篇》曹操注引《司马法》：“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这在《孙子兵法》中，遂被概括提炼为“围师必阙”四字。又如“古司马兵法”关于将帅机断指挥权的论述有“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进退惟时，无曰寡人”等等，在《孙子·九变篇》中被总结为“君命有所不受”这一重要原则。强调“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虽然彼此文字言辞有所出入，但意义相近。情况虽然各式各样，但是，孙子撰著《孙子兵法》有丰富的前人兵学著作可以参考借助，因藉汲取乃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既是孙武本人的天才创造，也是前人兵学智能的浓缩总结。
《孙子兵法》的成书，也与春秋后期的学术文化生态变化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春秋之前，“学在官府”，各类知识与学术，由王室设专门职官分别执掌和传授，兵学作为一门专业理论与实践知识并重的工具性学科，自然也不例外。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自序》尝言：“观《周礼》太史云云，当时行一事则有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其后则事废而书存。”“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传之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汪中的这一看法，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如吕思勉先生就指出：“古代史料传于后者，当分官私二种。” （《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页）罗根泽先生亦认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古者政教不分，书在官府，欲得诵习，颇非易易。……大凡典册深藏官府，则有承传，无发展；谨世守，乏研究。” (《诸子考察》，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页)
以此尺度衡量，可知在文献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的上古时期，处于“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易教上》)的特定文化氛围之中，兵学典籍亦不可能有个人的创作，而只能由官方统一编纂、专职传授，这类文献泛称为“司马兵法”。换言之，春秋之前的“古司马兵法”，实乃上古三代言兵之“成宪”、“典志”，也即军事领域“官府之典籍”，属于集体创作。
但是，自春秋后期起，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的彻底改变，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概括而言，就是“天子失官”导致“学术下移”、“私学勃兴”、“诸子蜂起”，个人著书立说遂成为学术文化建树、思想观念发展中的新生事物。老子《道德经》的面世，孔门《论语》的形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兵学领域，孙子际会风云，顺势而发，撰就《孙子兵法》，引领兵学风骚，同样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孙武撰写《孙子兵法》更为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还应该到战争内在发展趋势和社会思潮演进轨迹中去寻找。换句话说，孙子兵学的诞生乃是战争自身发展的逻辑归宿，社会思潮嬗变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兵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诸多条件和各种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毫无疑义便是战争实践本身。这意味着，自上古到春秋末年次数频繁、程度激烈、空间宽广、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更是孙武撰写《孙子兵法》、构筑其兵学体系的动力之一。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已比较彻底地抛弃了旧“军礼”的束缚，使战争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集中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的根本性进步。
新型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战争方式的演变。在春秋中叶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国方面所动用的兵车仅七百乘而已，楚国方面稍多一些，但亦不超过千辆，于此可见春秋前期战争规模之一斑。）范围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通过战车兵团的会战来取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一般就一天时间，像城濮之战，鞌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皆如此)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而进入春秋晚期之后，随着“作丘甲”、“作丘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逐渐被打破。在兵种建设上，由于“国”、“野”的畛域渐渐泯灭，军队数额的剧增，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与戎狄族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得以重新崛起，步战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从春秋开始，水军初步得到发展，水战在南方地区逐渐流行。而商代萌芽的单骑，到春秋晚期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这样就更加推动了战争方式的日趋复杂。
在当时，各诸侯国军队的人员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实际上已开始推选普遍兵役制。与此同时，战争地域也明显扩大，战场中心渐渐由黄河中下游流域南移至江淮汉水流域。加上弓弩的改进，武器杀伤力的迅速提高，故使得作战方式 也发生重大的演进，具体表现为：车步协同作战增多，激烈的野战盛行，战争带有较为持久的性质，进攻方式上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以公元前555年齐晋平阴之战、公元前506年吴军破楚入郢之战为例，其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特点，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战法，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这里，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弩机的发明与使用，对于当时战术革新与战争指导发展的重大意义。弩机的最大特点，就是既可加大弓力，又能从容瞄准，使弓的威力大大增强，“积弩齐发”，是当时最具有杀伤力的战法，在矢弩的猛烈攻击下，《尚书·牧誓》中所倡导的整齐划一大方阵作战，即所谓“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就完全难以为继了。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晚期起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即是形象的描述。
另外，在当时的战争中，除了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外，城邑攻守、要塞争夺、伏击包围、迂回奇袭等战法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开始得到普遍运用，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否定。用东汉班固的话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又，刘向《战国策书录》亦云：“ 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可见战争发展到孙武所处的春秋晚期，已经完成了从幼稚到比较成熟的历史运动过程。其总趋势就是：战争的规模日趋扩大，战争的样式日趋复杂，战争的程度日趋激烈，战争的次数日趋频繁，战争的意义日趋明确，战争的结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日趋深远。
战争历史的悠久长远，战争经验教训的丰富深刻，战争方式的复杂多样，战争意义的鲜明突出，一句话，战争的丰富实践，到春秋晚期业已为兵家系统构筑军事理论、指导战争实践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换言之，时代已经伸开了巨臂，准备接受一位杰出的军事思想家投向它的怀抱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孙武勇敢地响应了时代的呼唤，睿智地承担了光荣的使命。他立足现实，回溯以往，瞻望未来，源于战争，高于战争，终于向历史递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孙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