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守夕阳美，只为晨光升——读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宫后底阁》

最近品读到南京大学著名教授贺云翱的的随笔《“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的核心成果》，颇受启发和感慨。“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的核心成果”，一语道出了考古学者们的共同心声。一部好的考古学报告，具备客观翔实的科学特性，能冲破时代局限，历久弥新，永远闪烁着光芒，为研究者带来启迪，指引学术前行，如《辉县琉璃阁》《白沙宋墓》等报告，不为时光所尘封，常读常新。此时正好读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编著、张春长等主编的大型考古学报告《南宫后底阁》，让我更加赞同和钦佩贺教授的看法。

《南宫后底阁》，是继《元中都》和《常山郡元氏故城南程墓地》等之后，张春长主编的又一部考古发掘报告。《元中都》属于城市考古领域，《常山郡元氏故城南程墓地》属于墓葬考古。这三部报告对象不同，而作者的情之所钟和精益求精却始终如一。《南宫后底阁》是一部具有严肃科学性的考古学报告。她有精练的文字，生动流畅而丰富的线图，多层次、多角度的清晰照片，凝结了作者的苦心，读来赏心悦目，不觉艰苦，与汉白玉造像的特质完美契合。张春长从业近30年，长期奋战在考古一线，但是笔耕不辍，屡有高质量佳作问世，背后是他持之以恒的勤奋付出。

公元534 年，东魏迁都邺城，洛阳城内僧尼均随同入邺，邺都成为继洛阳之后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由此带动了河北地区佛教的兴盛，使河北成为继山西、河南之后北方地区佛教寺院最集中的地区——这一盛况绵延至盛唐。河北曲阳盛产汉白玉，其石质细腻，雕出的佛像光彩照人，并自带神秘感，能够充分表现佛像的圣洁柔和之美和神秘气息，是雕刻佛教造像的绝佳材质。曲阳雕刻技艺源远流长，擅长人物神态的刻画。佛教的兴盛与曲阳石材和雕刻技艺的完美结合，促进了河北佛教造像的兴盛，留下了河北造像的独特风貌。汉白玉造像和邢定白瓷一起谱写了中华文物的精彩篇章。

北朝时期的清河一带是邺都畿辅重地，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佛寺繁荣，留下了众多遗迹，以汉白玉造像为代表的河北佛寺遗迹屡有发现。佛教考古内涵丰富，包罗万象，佛像本身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因此，佛教造像的整理工作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工程，对研究者的专业能力是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另一方面，虽然佛教遗存发现众多，然而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造像本身，能够系统发掘的遗址十分稀少。多数发现的造像只摆放在文物库房，能陈列于博物馆者仍为少数，即便有公开材料，也多以图录的形式出现。正因为如此，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十分稀少。经过发掘者12年的整理，《南宫后底阁》终于得以呈现在翘首以盼的学者们眼前，成为河北省首部佛寺遗址发掘报告，为河北佛教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河北考古的新篇章。并且该报告是出自河北考古人之手，令人十分欣喜和振奋。

大量文物，尤其是精美的佛教造像，聚集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于一体，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研究兴趣，然而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更关注造像背后的故事，以及产生这些造像的地理、人文和历史背景及造像反映的史实，可以据此探讨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古代社会。尽管后底阁遗址发掘面积十分有限，工作时间也很短暂，但《南宫后底阁》还是展示了发掘者的宏阔思路，即将聚落考古的理念贯穿其中，力图把佛像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考察。一方面在发掘中关注了遗物的埋藏情况和遗址的保存状况，注意到佛像和寺庙建筑被人为破坏和蓄意掩埋的情况；另一方面通过调查和勘探，了解到整个遗址的分布和规模，为遗址的定性分析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将遗址和淹没千年的城市“（东）武城”联结起来，形成了“造像—窖藏坑—佛寺遗址—（东）武城”层层递进的考古学探索脉络，展示出一个完整得近乎完美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模式。武城的确定也非研究的终点，因隋唐武城位于隋唐永济渠西，也是随隋唐大运河而兴盛的城市，因而武城和后底阁遗址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学报告的本质是展陈发掘成果，为研究者提供多层次的研究素材和启发。《南宫后底阁》对以佛教造像为核心的遗物进行了详细描述，分类条陈细致入微而又条理清楚，结构紧密，方便人们研究和查阅；所用线图有序排列，尽量兼顾造像的各个面，从不同角度来展示造像；图版拍摄专业清晰，对经典造像照顾到每个细节；铭文拓片的高质量是多次重拓遴选的结果——可以说《南宫后底阁》是高质量的文字、线图、照片的统一体，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成就了一部出色的考古学报告，给研究者带来丰富而全面的信息。著作背后是作者大量的辛苦付出，同时也彰显了作者试图改变以往佛教材料只注重造像正面而忽视其他各面的学术程式，为试图研究佛衣披着方式的学者打开了全新视角。

《南宫后底阁》的结语部分浓缩了作者对遗址出土造像的初步研究成果，不仅对造像进行了详细统计和断代，而且对后底阁遗址与武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这些都属于基础研究之列。而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对造像的分期和演变规律、造像材质与原料产地、佛寺遗址毁废的时间和原因、造像姿态和着衣、造像雕刻技艺等重要问题则进行了精要概括，为其他研究者打开了研究之门，体现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胸怀。正文后附录造像材质检测报告和彩绘颜料成分检测报告，凸显了科学性，为造像的科技考古分析比较积累了材料。

考古学发展至今，研究对象包罗万象，丰富而立体，作为田野考古学者往往会面对全新的领域，尤其是面对像佛造像这么复杂的珍贵文物，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才能让研究充实、深入起来。如果仅仅依靠发掘者去研究它，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无疑会迟滞报告的刊布，进而拖延学术研究的进程，对于学术发展得不偿失。作为田野考古工作者，尤其是面对进入复杂社会的历史时期考古工作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应在把发掘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的基础上，尽快刊布发掘报告，让全体研究者共享发掘成果，一起推动学术发展——这才是田野考古学者的责任担当和根本使命。《南宫后底阁》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成果，而它的作者们无疑是这一理念忠实的践行者，值得我们敬仰。

《南宫后底阁》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