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抗下中国国际贸易力量在上升,中日韩经贸关系新格局何处去?

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后,日韩两国的贸易布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日韩是否会追随美国,加入到围堵中国的阵营中呢?这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假设,而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的战略。

文/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危机,加速了百年大变局的演进,也进一步激化了中美竞争。2020年8月上旬,中国外交高层罕见连续发声,就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宣示,不仅表达了中国希望构建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意愿,并且承诺将继续推进"后疫情世界"的合作。

与中国积极释放善意,坚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稳定国际局势不同,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加速对华经济"脱钩",意欲将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美国加剧中美关系对抗,致使中美关系进入最为复杂的局面。中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互动的新发展战略,这意味着运行40多年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即将终结。

日本和韩国经济总量均在1万亿美元以上,是世界性的贸易大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日韩同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但与中国也有极为深厚和密切的经济联系。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后,日韩两国的贸易布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日韩是否会追随美国,加入到围堵中国的阵营中呢?这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假设,而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的战略,如邀请韩国参加G7扩大会议就是一个信号。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已出现V形复苏,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恢复至3.2%。而美国仍在恶化,确诊病例数超过500万,死亡人数超过16万,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环比暴跌负32.9%。此消彼长态势下,东北亚经济关系进一步调整,重新回归地区发展。

一、长期依赖欧美出口市场的东亚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全球经济低迷将对东亚的发展构成重大的挑战。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欧美是东亚经济体最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市场。如图1所示,日本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时,欧美市场占日本总出口的40%以上,很快进入70年代突破50%,到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接近60%,广场协议之后有所下降,但直至2003年才最终被东亚所超越。在东亚超越欧美之前的43年中,欧美年均占比48.4%,也就是说日本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壮大为发达经济体,最主要的是依赖于收入水平较高经济体的市场。

图1 日本出口对欧美和东亚的依赖

注:欧美包括欧元区、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东亚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韩国以及东盟。

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加入到了东亚生产网络。实施改革开放国策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回顾20世纪后半段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我们从图1中可以发现,对东亚经济真正产生大的变动的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第二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了解决贸易失衡问题采取的重大政策,要求日本和德国的货币升值。从1985年开始,东亚地区占日本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

图2还表明,无论是从最终品还是中间品出口衡量,广场协议之后,东亚地区作为一个市场的地位上升了。从所有产品出口衡量,东亚于1991年即超过欧美,成为东亚自身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从产品工序分工角度,即价值链角度衡量,以最终产品计算,则东亚始终未能超过欧美,且差距还很大。1980-2018年,欧美占东亚最终品出口年均达到52.9%,东亚年均占比29.9%,相差23个百分点。

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对地区经济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也在思想和制度层面打击了东亚发展模式。不过,由于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东亚经济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仍得以继续维持。2007年以来,欧美占东亚最终品出口的比重首次跌破50%,2018年为44.8%,而东亚本身占东亚最终品出口的比重则从1996年的历史高峰40.3%下跌至2007年的29.4%,然后略有上升,不过2018年仍几乎与2007年持平。从东亚的贸易格局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不如1985年广场协议影响那么大。

图2 东亚及欧美在东亚出口品中的地位变迁(1980-2018年)

资料来源: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 Trade and Industry, Japan, RIETI-TID 2018.

注:欧美为欧盟+美国。

二、中美贸易摩擦是继广场协议之后美国最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

特朗普的政策团队中有多名里根政府时期的官员,效仿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不仅推行"新冷战",而且在贸易领域实施平衡战略。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与当年的美日贸易摩擦有类似之处。

1968年,美国贸易首次出现逆差,当年美国出口额约为350亿美元,贸易赤字约8亿美元。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提高进口关税,试图修正贸易失衡,但是结果不尽如人意。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国。1985年广场协议虽然没有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但却造成广泛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并且使得日本跨国公司向东亚地区快速扩散,大大加速了东亚地区内的经济链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日贸易赤字大幅度减少,原因之一在于贸易赤字从日本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如图3所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国。

图3 中日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位置变迁(1978-2020年)

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中国加入WTO之后,虽然美国政府也多次对华发动贸易摩擦,但始终没有将这一问题置于政策议程的首要位置。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入世与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步而行,2003-2008年间,中国贸易增速年均达到了30%,世界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全球化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层面终结了高速全球化,英美舆论界开始讨论"大缓和"、"去全球化"等新现象,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产阶级萎缩加剧了美国的国内矛盾,最终推出了特朗普这样的总统。

特朗普上任之后,坚持推进在总统竞选期间的既定策略,即举全政府之力纠正对华贸易失衡。图3显示,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后,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从2018年的47.7%,下降至2019年的40.3%,2020年前四个月已经快速下跌至31.4%。就贸易赤字占比而言,当前中国的位置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情况极为类似。1991年,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的53.4%,1995年跌至33.4%。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下跌,在中国入世之后,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长期维持在10%,而这个比重也曾是德国常年维持的一个比例。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比重是否下降至10%?尽管这是日本、德国的经验,但中国未必能够如此。

三、国际贸易力量仍在上升的中国增强了对地区的影响力

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并不完全是纠正了贸易失衡,而主要是对美出口额大幅度下降。从贸易力量上看,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不同于当年的日本。步入1990年代后,日本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下降,但是中国仍在上升,而美国却下降。IMF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中国进口占全球的11.3%,出口占全球的15.5%,与2017年同期相比,中国进口占比从落后美国3.5个百分点缩小至1.2个百分点,而出口占比则从领先美国4.6个百分点扩大至7.1个百分点。

如图4所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19年1月,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1月,英国脱离欧盟之后,东盟进一步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7月,中国与东盟、欧盟、美国的贸易额分别为589亿美元、586亿美元和550亿美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中国东盟贸易额增长50亿美元,而中国欧盟、中美贸易额分别萎缩35亿美元和3亿美元。

图4 新冠疫情暴发前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图4也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对中国外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东亚地区有所下降。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长期为仅次于美欧和东盟的贸易伙伴,但从贸易额上看,已处于第二阵营。这意味着中国具有全球性影响,这与日本的贸易格局更加侧重于东亚有显著不同。

新冠疫情对欧美的冲击非常严重,可能导致东亚长期以来的外部市场持续低迷,甚至在特朗普政府强化脱钩态势下逐步转向其他方向。如果今后一段时期,欧美市场不能成为东亚经济体出口的主要依赖,那么,东亚国家就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一种是国家内部市场的拓展,一种是地区间市场的整合和拓展。显然,第一种思路主要是大国经济体才能有深厚的基础,其他中小国家却无法达到,因为市场的容量极为有限。

决定国际出口市场规模大小的不仅仅是GDP总量,而是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那部分市场,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效的国际市场。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指出,我们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按照中国的标准,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以此计算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这个基础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低迷、中美对抗加剧形势下推出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也将对地区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日韩两国的经济战略产生影响。

四、中美贸易领导力转移中的日韩对外经贸布局

中国最先走出疫情重灾区,中国外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成为观察经济形势的先锋。中国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思路,这是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意味着中国准备扩大和深化内需,为周边和全球提供需求侧的发展动力。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东盟成长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与欧洲的地位下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今后一段时期,中日韩价值链调整的方向就在深化本地区的合作。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与日韩的贸易已经开始恢复。按照区域划分的话,4月份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东北亚,即韩国和日本两国加起来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图5显示,中韩建交之后,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连续超过美日,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有一段时期,国内舆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韩国依赖于中国市场的机会,在安全以及战略上让韩国调整美韩关系,显然这样一种观点缺少历史感。韩国出口市场曾长期依赖于美国,超过30%的年份也不少见,而中国则始终未能达到这一比重。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之后,韩国也扩大了对美国、日本的出口,美日两国占韩国出口额的比重也从2018年的12.1%、5.1%上升至2019年的13.5%和5.2%,而中国的占比则从2018年的26.8%下跌至25.1%。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前文的一个猜测,即韩国确实在调整布局,加强了与美国及其同盟的经济合作,尽管这种合作的势头还不够大,但也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新冠疫情发生后,韩国对美、对华出口占比仍在上升。不过,韩国对日出口占比略有下降,这可能也是去年夏季以来日韩经贸摩擦的后果。对日韩两国来说,彼此都不是对方最为重要的市场,甚至日本对韩国出口的重要性更低一些,这或许也是美国在协调日韩关系时的一个难题。

图5 韩国对中美日的出口(1959-2020年)

资料来源:IMF,Korea Customs Service。其中2020年数据为半年期。

日本的情况要比韩国复杂,一方面因为它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同时安倍政府也积极推进自由贸易战略,缔结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显示出日本意欲推进"全球性日本"的努力。如图6所示,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此后中日之间爆发了钓鱼岛领土争端,影响了双边贸易关系,中美轮替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国内两种力量的较量仍在持续,即以美国为主的美日同盟派与坚持亚洲优先的地区主义者。

图6 日本对中美韩的出口(1959-2020年)

资料来源:IMF,2019年和2020年数据来自JETRO,其中2020年数据截至到5月。

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则是日本跨国公司的战略布局和调整。图7是近几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从对外投资存量看,截至2018年底,北美占31.5%,欧洲占28.3%,亚洲占27.6%,可以说日本跨国公司在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格局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日本跨国公司加快了对欧洲的投入,当年对欧投资流量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44.5%,而亚洲下跌至24.4%,北美更是下跌至20.8%。由此可以看出,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态势下,日本经济界更为重视欧洲。2020年第一季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企业更加重视北美,特别是美国。这一情况主要是一季度中国和欧洲的疫情暴发,第二季度之后,美国疫情大规模暴发将严重影响日本企业的投资决策。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进程加快,日本企业仍将回归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

图7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国别分布

资料来源:JETRO。

新冠疫情引起全球对供应链中断的广泛担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价值链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地区价值链的中心。随着中国复苏进程加快,中国与日韩等国在增强区域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持续性、维持必要的商品和服务流动方面,将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欧美的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尤其表现在贸易上,这将改变东亚企业的逻辑。东亚的企业有可能加快接受东亚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推进地区内一体化的观点,收缩生产链,重点布局本地区。企业可能首次发现,新冠疫情将迫使企业和政府行进在同一个轨道上,即全都重视地区内的消费和生产的相互连接,而不是传统上在东亚生产、欧美消费这样一种模式。

从中期趋势看,目前韩国的疫情较好得到控制,东南亚整体也处于较好的阶段,日本则相对严重一些,欧美则相当严重,仍处于疫情震中区。如果地区内国家能同心协力,积极维护本地区内生产链和供应链,减少对地区外最终品市场的依赖,重视和深挖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潜力,我们也可以预期地区内易额还会进一步提升。东亚地区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地区价值链的重构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