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佳节，你快乐吗？
疫情期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曾爆出避孕套紧缺的新闻。看来疫情闲在家很多人都是白天上钉钉，晚上上丁丁。
中国避孕套第一股人福医药，今年疫情以来股价已经翻了3倍。
而据国家卫生计生委调查，我国青少年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已经低到了15.9岁。
看到这个数据，我想只有本期内容才能表达我们这些人的心声。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着你们，像我一样，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
本期内容，就讲一讲中国的避孕套发展简史。
比如你爷爷从来不会告诉你，他们当年把避孕套洗洗、晒干，留着下次再用的故事。
再比如，1993年中国第一家成人用品店被人骂成是淫店，后来却被全球200多家媒体报道，被视为改革之光的故事。
以及安徽大学的科学家打破日本技术垄断，量产出全球最薄套套的故事。
首先，你需要记住一个名词肾衣，这是避孕套的第一个中文名，译者叫张德彝，来自清朝大城市铁岭，当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
1866年，19岁的张德彝被清政府公派欧洲游学。在日记里，他第一次提到了避孕套——“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
张德彝虽然只有19岁，但显然文字功底十分了得。肾衣，就比避孕套好听多了，再配上龙阳之首，霸气值瞬间高走。正所谓肾衣出征，绿酒红灯，龙阳之首，花红绿柳。
而且19岁的张德彝，应该还使用了一张肾衣体验卡。他在日记里还写下了这么一句话：“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意思是这玩意虽然可以防病，但哪有赤膊征战舒服。
第一个接触避孕套的中国人给了避孕套个无情差评。而且，张德彝在当时应该算得上一个KOL，很多西方的东西都是他首先向中国人介绍的。
比如张德彝是第一个记载了西餐、自行车、火车、钢琴和避孕套的中国人；电报、自行车、螺丝这些我们至今还在用的名词，都是张德彝第一个翻译的；他一生中有27年在国外度过，甚至亲眼目睹了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
不过KOL张德彝对肾衣的差评，并没有妨碍避孕套逐渐传入中国。随着清末闭关锁国政策的崩溃，大量西方商人、士兵将避孕套带到了中国。到民国时期，避孕套在一些富人家庭，已经比较常见了。
而关于避孕套的各种叫法也变得Q弹起来，像如意袋、保险小衣、阳具袋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名字。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杜蕾斯在民国末期就已经进过了中国市场。
1947年，杜蕾斯在中国的产品名称叫做“投耐克”。放在今天，妥妥的避孕套耐克联名款。
毕竟两个品牌都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不过那时候避孕套都是洋牌子，中国人没有属于自己的避孕套。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大代表提出要节制生育。于是从1956年到1965年广州、青岛、上海、沈阳、天津分别都建立了避孕套生产基地。
这5个城市基本覆盖了中国从南到北的人口密集地区，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避孕套。
不过有没有跟好不好是两码事。
《人民日报》在1956年刊文说，“国产男用避孕套有缺点”，“太厚、太脆、一用即破”。
太厚、容易破都很好理解，但太脆怎么理解？以我有限的想象力只能联想到干脆面，但就连这样的干脆面套套，在当时都是恨不得祖传3代的稀缺品，用完以后不能丢，洗洗留着下次用。
1958年的《人民公社保健员手册》写到：行完房事以后，“取下套子，用布包起来，第二天用冷水洗干净”、“擦干，抹上滑石粉，卷起来放在阴凉地方，以后再用”；
1957年《红十字会员卫生常识》也写到：“次日用温水洗净”、“擦干，撒上滑石粉”、“卷好，包好，放在阴凉处，留待下次再用”。
之前还经常会看到一些广告，什么回收二手避孕套之类的，之前我以为他们都是来搞笑的，万万没想到，人家这是祖传的。
是当时的人没有卫生意识吗？当然不是。主要原因，就是穷。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物资匮乏的年代，老子跟儿子都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能用得上避孕套的人更是不到5%。
当然是要发挥节俭精神，能用几次就用几次，要不是不能打补丁，你信不信缝缝补补，还能再用三年。
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想拿到避孕套基本靠单位发。一来粥少僧多不够发，二来社会风气不开放，你去领个避孕套，在同事眼里可能跟耍流氓没什么区别，所以避孕套并没有在社会上流通。
这种情况直到1993年，一个叫文经风的35岁男子，在北京开了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才开始有所改变。
话说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开业的的时候也是压力山大，店铺被人说是流氓店，老板被人说是大淫棍，商店玻璃上还被人写下“淫店”两个字，各种骂声铺天盖地。
直到几个月后，《北京青年报》首先报道了这家店后，它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注意，央视、BBC、CNN等全球上百家媒体，都一窝蜂挤到这家店里做报道，把它作为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思想大解放的标志。
它，成了一束改革之光，照在了大地上。
就连有个男子出入商店时，碰巧被电视台拍到，后来男子的领导在电视上看到他，认为这名职工非常具有改革精神，迅速把他提拔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妥妥的正科级干部。
在全世界媒体的报道下，文经风的商店客人越来越多，门窗玻璃都一度被人流挤碎，连旁边的包子铺都流量翻了倍。
要放在今天，还能联合包子铺出一个你猜我是套套里装包子，还是包子里装套套的跨界联名盲盒款。
就这样，避孕套走进了公众视野。
在家可以计划生育，在单位还能升职加薪，文经风更是被媒体冠以“中国性改革命第一人”的称号。
但文经风毕竟是特例，在上世纪90年代，避孕套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成人商店的审批极为严格。
文经风这样的案例，正是因为罕见，才引来了媒体报道。而一般人想拿到避孕套，就只能等着计生委来发。相当于一个月几次都是别人说了算，这你能忍吗？
还好没几年，让中国避孕套走向市场化的大事来了。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随后从计生委手中接过了避孕套的监管权，从此只要企业合法合规，就可以自行生产和销售避孕套。
避孕套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只要有钱，想戴几个，就戴几个，连起来绕地球三圈都没问题，充分实现避孕套自由。
所以这一年，中国的避孕套商业化竞争也全面打响。1998年，杜蕾斯在青岛建立生产基地。同年，杰士邦在英国正式注册。
杜蕾斯是典型的外国人来中国捞钱，玩的是“大家好我是一名外国人”的套路。
但杰士邦就比较有意思了，你别看它的名字洋里洋气，它的老板其实是中国人。
他当年看到洋牌子套套的价格，居然是中国套套的10倍多，忍不住感叹吃饭果然还是要靠脸，于是就专门到英国注册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像洋牌子的杰士邦。
所以杰士邦就是一个中国公司到英国注册，然后再回中国来卖的品牌。它的母公司叫做人福医药，这是一家武汉的医药公司。
这个公司主要卖两类产品：一个是麻醉药，一个是避孕套。
后来，它干脆把麻醉药抹上了避孕套，推出具有延时功能的黄金持久加时帝王避孕套。卖避孕套的同时。还在麻醉药给卖了。实现产业融合，协同发展。
没过几年，日本冈本也打入中国市场。
杜蕾斯、杰士邦、冈本三大品牌，在中国市场逐渐形成三足鼎力的排面。这三个品牌，和具特色。
杜蕾斯产品全、系列多，每年的营销也是骚得高潮迭起；
杰士邦的产品不论是定位，还是功能，跟杜蕾斯都有点像，但就是比杜蕾斯便宜，疯狂摩擦性价比，算是避孕套界的小米；
而冈本则是避孕套界的权贵，为啥说是权贵呢？因为仗着自己薄，因为价格死了贵，得有点经济基础，才能够消费，用最薄的料，卖最贵的套。
冈本主打的0.01毫米系列，价格是杜蕾斯超薄系列的4-5倍。
但说来惭愧，而中国每年要消费100亿个避孕套，以平均一个10块钱计算，这就是个千亿元级别的市场。
这么大的中国市场，杜蕾斯来自英国，冈本来自日本，中国人的命根子被外国人圈粉，你说这能忍吗？这坚决不能忍，中国人的命根子必须由中国人掌握，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在技术上，杜蕾斯跟冈本都不给任何机会，而性价比的路线，不仅各种国产品牌挤得都快堵车了，况且也很难提升品牌质量，没办法打入中高端市场。
除非能有一款逆天的产品，既能和杜蕾斯冈本硬刚实力，又能让老百姓消费得起，国产避孕套才可能在中高端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如此，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就不客气了。
2017年，安徽大学王武生教授带领研发的0.01毫米聚氨酯避孕套，打破了日本的技术垄断，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可以制造0.01毫米避孕套的国家。这个厚度，是目前人类能够量产的最薄避孕套。
冈本之前就是靠着001系列，在中国消费者的钱包上疯狂摩擦。
曾经中国游客在日本疯抢避孕套的新闻，抢的就是这个系列产品，而中国实现了001避孕套国产化以后，价格要比冈本低三分之一还要多。
同样的快乐，更低的价格，一举把中国避孕套的制造能力推向了套套一流梯队。
在很多商场货柜上，国产001还被特意摆在冈本旁边，摆明了就是要盘这个日本货，而这或许还只是个开始，搞不好我们哪天再出个00001、0000001…
反向收割日本人的钱包，那谁都说不准，毕竟自主掌握命根子，就是这么豪横。
因为归根到底，避孕套是一个科技产品，套套跟航空航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哪怕0.01毫米的进步，都是人类科技的一大步。
王武生教授带领研发的001避孕套，是经过了30多年的理论积累和20多年的技术实践才得到的成果，这才一举打破日本对0.01毫米避孕套技术的垄断。
所以避孕套的竞争，其实归根到底是科研实力的竞争。没实力，就只能取个外国名字；有实力，就敢与日本人正面刚。
这，就是套套一小步，中国一大步。期待着有一天，全世界都用中国套。
编辑：小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