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的日本名及台湾日治时期的“皇民化运动”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号zggjls01，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全文共4929字 | 阅读需9分钟

7月30日晚，台湾重要政治人物李登辉走完了98年的人生。他的一生真是波诡云谲，起伏不定。他还有个日本名字：岩里政男（いわさとまさお），其兄李登钦（1921-1945）的“和名”叫岩里武则。

这都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取“和名”是日本“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日本文化侵略台湾之重要标志。

缘起

从“无方针”到“同化”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1895年5月10日，桦山资纪就任台湾第一任“总督”，6月17日，桦山资纪在原布政使司衙门宣布在台湾“始政”，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由此揭开。

在统治最初的岁月，台湾人强烈抵抗，奈何实力不济，屡屡为日本弹压而渐次弭平。据统计，日本占领台湾最初八年中，共有三万二千台人被日方杀害，超过了当时总人口1%。

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提出治台的“无方针”方针，即特别统治主义，但他也醉心于德式科学殖民主义。后藤认为，从生物学的观点，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此主张效法英国殖民统治方式，将台湾等新附领土视为真正的殖民地，亦即分离于内地的帝国属地，不适用内地法律，须以独立、特殊方式统治。

后藤强调，应先对台湾的旧俗进行调查，再针对问题提出应对，即“生物学原则”，确立了以渐进同化为主的统治总方针。

1915年，日本镇压了西来庵事件（日据时期台湾人武装抗日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之后，日本对台湾开始转化为“同化政策”，其精神就是将台湾视为日本内地的延长，其目的在于使台湾民众成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导，以涵养其对国家之义务观念。

总督府在具体措施上，实施地方自治、创设总督府评议会、公布日台共学制度及《共婚法》、撤废笞刑、奖励日语等，促进了同化进程。

台湾导演魏德圣的巨片《赛德克巴莱》就是描述日占时期日本人对台湾的“同化”政策：强迫民众演唱《君之代》，仰视“日之丸”等，但却激发了所谓野蛮人心底的反抗意识，从而引发了“雾社事件”。

施行

光怪陆离，消磨意识

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日本悍然全面侵华，国民政府抗战态度则一改对东北事变的绥靖而变得极为坚决。蒋介石还发表了“最后关头”的重要讲话。

其实，早在李顿调查团宣布所谓“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中国东北人民意志而炮制的时候，日本就面临着国际道义的谴责。1933年2月7日，《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用更明确的语言承认日本侵略中国，并规定日本撤兵的方法、步骤、期限等，但日本却在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

随着战争的扩大，遭遇了空前的国际孤立和能源枯竭的日本开始选择“内部挖潜”，即动用韩半岛、台湾、琉球及中国东北等非本土地区各种人、财、物的资源供其役使。除了攫取殖民地的各种资源外，日本还加强了对殖民地人们的精神控制。因为日本帝国的决策者越来越发现，想要台湾人能“同心协力”箪食壶浆地支持“圣战”，惟有内地化。故“皇民化运动”呼之欲出。

“皇民”一词，出自《续日本纪》第三十七卷桓武天皇延历二年（783年）的勅言：

“同曰皇民，岂合如此。”

1936年，海军上将小林跻造就任第十七任台湾总督，结束了长达十七年的文人总督时代。小林标榜“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统治三原则，皇民化运动自此开始。

1937年9月，日本政府开始根据“举国一致”和“尽忠报国”之口号精神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各都道府县都建立实行委员会，随后成立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居民组织，通过组织强制储畜、捐献、义务劳动。

为了配合本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台湾总督府开始推行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政策，意在抹去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即所谓“皇民化运动”。

第一阶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通过各种思想宣传与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

学生的生活规范中，每日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礼，试图将天皇的神格形象灌输在台湾学童心中。每天朝会升“日之丸”后，学生必须面对皇宫方向遥拜，并遥拜大神宫。小学生被规定每月1、8、15日全校要参拜当地的神社。

自1910年以后，日语在台湾通称为“国语”。在皇民化时期，大量增设“国语讲习所”，鼓励台湾人讲“国语”，以普及日语能力。到了1943年，台湾人已有80%是所谓的“国语解者”。1937年4月后，总督府全面禁止报纸的汉文版。早期师范学校开有汉文课，此时已不再出现。学生在学校里面被要求讲“国语”。

对于全家大小都使用日语的家庭，则准予“国语家庭”（國語の家）的优待，如小孩有机会入小学校、中学念书，公家机关优先任用、食物配给较多等。1937年到1943年间，台北州(今台北、新北、基隆、宜兰)共有3448户被认定为“国语家庭”。

要求改用日本姓氏，皇民化时代改日姓的公务员，将有更多的升迁机会。

当时改姓也不是随便改的，有一定规范，比如姓林，虽日本也有“林”姓，但一定要改为“大林”或“小林”等，不能维持原本汉姓。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保留过去台湾汉人的汉姓（就算只有痕迹也好），在改姓这方面台湾人也下了很多功夫。某些人利用郡望或堂号直接创造姓氏（如赵姓改为“天水”，王姓改为“太原”等），也是费尽心机。

我们常常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本是祖宗的印迹，后人就该尊崇，但日本式的改姓逼迫台湾人数典忘祖，甚至要求把日本当祖宗拜。

至于李登辉改姓“岩里”（Iwasato），似乎和“苏”姓改为“苏我”（Soga）、“叶”姓改为“叶川”（Hayama）、“江”姓改为“生江”（Namae）、“胡”姓改为“大胡”（Ogo）等异曲同工，都是采用了明示法，也就是汉姓加字。

1941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约有1%左右，直到1943年底，虽然太平洋战争日趋白热化，全台共有17,526户改姓名，人数为126,211人，仍仅占当时人口约2%。

可见“改姓运动”在台湾注定是一场闹剧，多么的不得人心。

四是强化“国家认同”，要求国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尊崇“国旗”日之丸，会唱“国歌”《君之代》，鼓励穿和服。

皇民化教育对青少年学子发挥了相当程度的作用。改姓名、改奉祀日本神龛等运动“引起了老一辈台湾人的反感，但也有一些公教人员与自称进步人士和不少青年学生们，自愿接受或勉强接受此一改变，甚至有些人自以为荣。”可见台湾人对于这种洗脑运动，因为年龄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反应。

五是对宗教的重构，特别是佛教，被披上了军国主义色彩。佛教的日本化则是“助缘”，由此而促成了殖民社会下这一段“互为依存的共生关系”。

深化

罄竹难书的恶行

1941年4月9日，日本成立皇民奉公会，皇民化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为战争效命。

第二阶段的“皇民奉公运动”，主旨在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日本人为强化组织功能，成立各种奉公会团体，将运动推向社会的最基层，许多台湾人被迫参加。朝鲜半岛也在不久后推动创氏改名以及要求朗读皇国臣民誓词等“内鲜一体”运动，为此还拍摄了很多电影来吹捧。

进阶版的“皇民化运动”又增加了“志愿兵制度”，即征发台湾、朝鲜、琉球等地的青年去各大战场枉送性命，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李登辉的哥哥，那位日本名叫做岩里武则的李登钦。

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原先没有服兵役的义务，而日本人也不认为台湾人会完全效忠天皇。1941年台湾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发表共同声明，宣布陆军志愿兵制度将于次年在台实施，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庆祝、感激实施志愿兵制度的活动，还掀起了“血书志愿”的热潮。

但志愿兵只能算是募兵制，因为日方对于台兵的忠诚度有所疑虑，因此台湾虽比朝鲜早十五年被并入日本，但征兵制的实施却晚了四年，一直到1945年为补足兵源才宣布开始实施所有役龄男子，除非体检不合格，都必须当兵的政策。

日本在高等教育方面配合南进的色彩更为浓厚。台北帝国大学先后成立热带医学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和南方资源科学所等。台北帝大遂成为当时研究华南与南洋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一种南进作战的“智库”角色。另外，日本人在教育上偏重上流“国语家庭”，原因可能是资产阶级对殖民政权的依附性较高，较易成为收编对象。

“皇民小说”中常见的一个情节是，台湾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后回乡，发现台湾与东京、故乡与帝都、本岛人与本土人在文化上和现代文明程度的对比和落差。为了提升台湾文化水平、尤其是在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上，小说描述殖民地现代化的情景，藉以展现同化的正面价值，以及小说人物在战争时期，积极配合国策、为国奉公、甚至志愿从军牺牲的正当性。台湾淡水人王昶雄（王荣生）的成名作《奔流》，即是这类文艺的代表。

在当时有一首极为脍炙人口的歌《雨夜花》：

雨夜花，开在雨夜的花，湿淋淋，随风凋落散在地上。

透着红色，湿润紫色，随着风飘飘，轻轻地凋谢。

明天这阵雨，或许会停吧，可爱的花，别急着散落啊。

雨中飘零的花，令人不得不怜惜，等待君临的夜晚，纷纷地散落地面。

1938年，这首柔和的歌曲竟然被日人栗原白也改成鼓励台湾人“志愿从军”的军歌《光荣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运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营，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透过国家神学的皇民化运动，日本军国主义者试图让被统治的台湾人迷失其身分，建立起对日本帝国的认同。进一步在战争中动员台湾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便驱使台湾人为其所渲染的“大东亚圣战”卖命。这一套透过国家机器所发挥的洗脑工程与动员机制，充分曝露外来政权的本质。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处心积虑的日本军国主义实在是恶贯满盈啊！

回响

长期的隔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九年的台湾“皇民化运动”亦戛然而止。

不过，长期的“皇民化运动”，使得台湾族群和世代发生了裂变。

在文化的认同上，老一辈所谓的“祖国”渐趋理想化；中生代则了解亚洲实际上受日本军人与统治阶级所支配；年轻代在“皇民化时期”求学成长，对祖国缺乏感情（比如李登辉就说自己二十二岁前是“日本人”），反而以扫除落伍的中国旧俗为己任。社会菁英与受皇民化教育的新生代，在面对“国籍”与“认同”转换过程中，对新环境的错愕与排斥，造成日后陈仪接收台湾的高度挑战。

许多台湾人战后不知如何用台语朗读文言文，同时台语还出现了大量的日本词汇。台湾的一些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中迄今仍带有日本殖民的影响，隐隐约约藏着日文，如厕所称“便所”、面积单位“坪”等，甚至直接借用日语音，如瓦斯“ガス， Gas”、摩托车“オートバイ，Autobike”等。

抗战胜利接收台湾后，中华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包括国语运动在内的去日本化运动，希望去除日本文化影响，使台湾人重新中国化，但是“文化退敌”仍任重道远。

除了可见的被鄙夷、痛斥的“皇民”，更多的台湾人都有一种游离的心态，即所谓的“亚细亚孤儿”，他们既不认同于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处于苦闷、彷徨的状态。这是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历史伤痕，他们的处境和心情理应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

参考文献：

1. 间宫定吉，《台湾改姓名运动》；

2.《台湾皇民文学专辑》；

3. 陈孔立编着，《简明台湾史》；

4. 陈俊豪，《皇民化运动》；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