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的历史意义及几个问题的研究

夷陵之战的历史意义及几个问题的研究

清江、古称夷水(图片来源于网络)

马鞍山(杜选奉摄)

一、三国时期夷陵之战、长阪之战等的重要历史意义

宜昌,古称夷陵,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著名的三国古战场所在地之一。三国时期于此发生的著名战争,有当阳长阪之战、吴蜀夷陵之战、陆抗抗晋平叛步阐之战、“王濬楼船下益州”晋灭吴峡江之战等。这些战争,均意义重大。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大军南征刘表途中,于当阳长阪与刘备发生激战。操征刘表,也威胁着东吴的安危。北上联刘的东吴使者鲁肃,于长阪之战中与刘备、诸葛亮会,并于此达成了孙刘结盟共识。刘备改南下为东进,转道江夏,“进住鄂县(今鄂州)樊口”(《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向东吴靠拢。为孙刘联盟和赤壁之战,拉开了序幕。如果说,赤壁之战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长阪之战,则是东汉末年从天下大乱,走向三国鼎立局面逐步形成的一个转折点和新起点。陆抗抗晋平叛步阐之战,则是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围点打援”的一个典型战例。凤皇元年(272),西陵督步阐据城投晋叛吴。西晋乘势分三路大军进犯吴境:羊祜率师攻江陵;徐胤率水军犯建平;杨肇驰援步阐,欲夺取西陵。陆抗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贡率部抢在杨肇到达前,于西陵城外抢筑坚固工事,“自赤溪至故市”,“内围步阐,外御晋军”。又令江陵督张咸固守江陵城,并于城外平地筑大堰蓄水,以阻晋军进攻。又分遣各路军迎战来犯之敌,实以各个击破。陆抗则亲率三军精锐,于西陵“凭围对肇”,首战大捷,晋军伤亡惨重。“肇于经月,计屈夜遁”。陆抗“使轻兵蹑其后”,又大破杨肇。自此,西晋各路人马纷纷退兵。最后,陆抗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破步阐坚固城池,全歼叛军。陆抗此战,不仅击溃和重创了西晋大军,且保卫了江陵、西陵,使东吴西塞夷陵的防御,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见《三国志·陆逊传》)。而西晋王濬发动的夷陵峡江之战,则是一场彻底结束三国历史的大战。晋太康元年(280)正月,王濬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唐彬“攻吴丹阳(今秭归东),克之”。吴于西陵峡江险碛要害处,“以铁锁横截”江面,“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阻晋军东进。“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步”;“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用大筏拔去江中铁锥,用麻油火炬烧化截江铁链,“于是船无所碍”。王濬率大军乘楼船巨舫,攻击东进。“二月庚申,克吴西陵(夷陵)”;“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乙丑,克乐乡(今松滋)”。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直抵三国最后一个王朝——东吴都城建业(今南京),灭掉了吴国(见《晋书·王濬传》)。这便是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所歌咏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石头城,今南京)”。

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发生在鄂西的规模最大(蜀10万余人对吴5万人)、持续时期最长(时达年余)、以陆战为主的一场大战,是毛泽东称之中国古代“以弱制强”的六大著名战役之一。这场战争所包含的政治、军事、外交、乃至少数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历史文化内容内涵,十分深刻丰厚,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深远重大。同时,夷陵之战在三国史上,又具有着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关羽被杀,刘备失去荆州之后,东吴始终面临着蜀汉兴师讨伐、以报关羽被杀之仇和夺回荆州的严峻威胁。夷陵之战前,刘备“为曹操所惮”,更是东吴难以匹敌的对手。故在刘备欲兴师讨伐的严峻威胁面前,孙权正处于焦虑和惶恐之中。然而,东吴最终打赢了夷陵之战。蜀汉在夷陵之战中,国力、军力均遭重创,元气大伤,完全丧失了再次东征犯吴的能力。致使刘备欲报关羽被杀之仇及其欲夺回荆州之企图,均成泡影。相反,东吴打胜夷陵之战之后,国力、军力大增,处于强盛之势;不仅牢固地占据了荆州,且已具备足够的实力来对付来自曹魏的军事威胁。故一场夷陵之战,均衡了魏、吴、蜀三方鼎立的势力,并促进了三国形成的最后完成。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在洛阳登基称帝,改年号为黄初元年。次年四月,刘备于成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章武元年。就在东吴取得夷陵之战大捷的当年(222),孙权于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改年号为黄武元年。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告成。学者张大可在《三国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写道:“夷陵之战,最后解决了荆州的归属,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才正式确立了三分鼎足之局”。

二、关于东吴为何能打赢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中,吴以“五万人”对蜀10万余众。吴军大获全胜;蜀军全军覆灭,刘备“仅以身免”。东吴为何能打赢这场兵力如此悬殊的大战呢?这也正是夷陵之战的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所体现的深刻历史文化内涵之所在。

笔者认为,东吴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最首要、最根本的一条是“人”,是“人”的因素与重用“人才”问题。孙权、陆逊与刘备,是决定夷陵之战前途命运的三个人物。东吴之胜,胜在孙权是一位高瞻远瞩、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且其比之刘备“更晓军事”。而更重要的是他用好了陆逊。陆逊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军事家及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家。而刘备之败,则败在主帅刘备的心胸狭窄、无战略眼光、一意孤行、“不晓军事”。

为打赢夷陵之战,孙权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展开猛烈的外交攻势。当时东吴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蜀汉与曹魏同时举兵犯吴。倘若如此,那夷陵之战的结局与历史,就要重写了。为稳住曹魏,孙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乃至举国力所能和忍受奇耻大辱,也定要办好与曹魏和睦相处的外交。孙权的努力,果获奇效:曹丕最终采王朗之策,在整个夷陵之战的进程中,“坐山观虎斗”,始终未能乘东吴之危而出兵攻吴。这为东吴打胜夷陵之战,赢得了国力、军力、时间与空间。二是在夷陵之战爆发的当年,孙权从公安迁都鄂,改鄂(今鄂州)为“武昌”。充分利用武昌地处长江中下游中心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及这里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优越环境与条件,有力、有效调度和部署长江下游与中游的军事防御,以灵活应对北之曹魏、西之蜀汉的军事进攻。三是对两年前从关羽手中夺得、紧邻西塞夷陵的荆州的吏民与原刘备荆州军将士,继续实行优抚、优待的厚惠政策,从而使荆州成为了夷陵之战前线之牢靠的物质供应与军事支援的后方基地。四是遣将军步骘率军万人,北上益阳,对五溪蛮夷实施征剿,从而削弱了五溪蛮夷于夷陵之战中,对刘备军后勤与军事上的支援。五是放手使用陆逊,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给予掌管“先斩后奏”之生杀大权;从而使前线部队上下一致,听从指挥,抗击蜀军。

陆逊用兵之妙有三处:一是撤出大三峡,于地势平坦的宜都城(今陆城)、夷道城一线建立坚固防线。刘备东征拥10万之众,陆逊拒蜀仅5万人。陆逊若要与刘备在同处于险山恶水间的大三峡中决战,这无亚于是鸡蛋碰石头,必败无疑。陆逊以主力部署于宜都、夷道二城一线建立起坚固的防御工事,这就等于将冷兵器时代的刘备军置于了坚壁固垒前之无遮无挡的旷野上,从而使其丧失了进攻的地利优势。而相反,吴军则凭藉着这坚固防御,既能严厉、有效抗击蜀军的进攻,又可以随时乘敌不备,实施猛烈反攻。这叫将敌置于不利之地势逆境,充分营造有利于我之地利优势。如此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二是固守城池,避其精锐,等待战机。陆逊对蜀军所实施的是“疲敌”政策。吴军倚仗坚固工事固守不出;既不打无准备之战,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也决不打无把握之战。在两军相持的约半年时间里,吴军城固粮足,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而蜀军则越拖越疲惫、越拖军心越涣散,使其将士的身体素质和战斗力,走向崩溃。三是紧紧抓住战机,实以火攻,一举歼灭蜀军。时至酷暑暴热之闰六月,以树栅草蔓结营、驻扎于猇亭山林险隘处的蜀军,则正遭缺衣短食、蚊叮暴热难忍之厄运。故最佳战机终于来临。陆逊令全线出击,对驻扎于夷道猇亭之蜀军实以火攻。“一尔成势”,蜀军惨败。这是“掏心窝”战术。于此驻扎的蜀军主力“五十余营”,便被大破了“四十余营”;并斩主将冯习、张南及胡王沙摩柯首级。这等于是用一把钢刀,捅穿了蜀军的心脏。心脏一死,全身瘫痪,蜀军岂有不亡?果然,再经吴军对马鞍山之围歼战、刘备军西撤途中的堵截剿灭战等,而导致了刘备全军覆灭。

刘备的败误也有三:一是不懂战略用兵,即调遣兵力失误。刘备东征伐吴,是一场事关蜀汉前途命运的大战,本应以强兵强将之精锐投入此战。然而,从东征军的成份看,刘备用的几乎全是原刘璋麾下的蜀中军,决非蜀汉军中的精锐。这充分暴露了刘备不把吴军放在眼里及“骄兵必败”的致命弱点。二是刘备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不善用将用人。黄权是参加此战的原刘璋麾下最晓军事、最有才华的名将之一。黄权主动请战,要亲率主力赴江南与吴军作战。然刘备不仅不准,且还将其冷落于大战漩涡之外,令其率诸军于江北夷陵道驻防,以御魏师。三是攻守之战略目标倒置,扎错了营盘。刘备将主力驻扎于夷道以西的猇亭山岭丛林地带。如此,貌似占尽了“险要”;实则只取守势,而没有攻势;完全丧失了战略战术进攻上的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又于猇亭山林中以树栅草蔓结营,这就为吴军施以火攻,人为地制造了条件。蜀军之亡,真可谓“命有应得”。故夷陵之战的实践,再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真理:武器故然重要;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战争胜负的往往是“人”,而不是武器或兵力的多少。该战从历史警示的角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深刻、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关于主战场猇亭之“江南”、“江北”说

在夷陵之战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夷陵之战是否“以弱制强”之战及夷陵之战主战场猇亭是在长江南、还是在长江北等问题。关于前者,笔者已写过《夷陵之战是“以弱制强”的一个典型战例》一文,于《三峡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发表,故不赘叙。于此,笔者重点探讨夷陵之战主战场猇亭之“江南”、“江北”说。

夷陵之战主战场猇亭、马鞍山等,在历史上原本只有“江南”说——即猇亭、马鞍山均位于宜昌长江南岸,而无“江北”说。猇亭“江北”说,最早见于清嘉庆《大清一统志》。志曰:“猇亭,在宜都县北三十里北岸”,“章武二年陆逊大破先主军于猇亭”。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界对中国古代著名战役战争、特别是夷陵之战的研究,夷陵之战主战场猇亭之“江北”说,也便被炒得沸沸扬扬、影响深广。民国年间编纂、新中国成立后修订的《辞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猇亭”条目云:“猇亭,地名,在今湖北宜都县境长江北岸。三国蜀章武二年吴将陆逊曾大破蜀刘备军于此。”又如李赓序《夷陵之战》文(载《古代著名战役》,中华书局,1982年版)曰:(主战场)猇亭,位于“湖北宜都北,在长江北岸”。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云:“蜀汉章武二年(222年)二月,刘备率诸将自长江南岸缘山截岭,到达夷道县的猇亭(今湖北宜都县西北长江北岸——作者原注)”(该著117页)。杨德炳《三国著名战例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云:“二月,刘备亲率大军进入夷陵界,三月,进至猇亭(今湖北宜都市江北岸古老背——作者原注)、夷道”(《新探》216页)。

在当代,不仅有众多研究专著和文章,将夷陵之战主战场猇亭、马鞭山等地理位置,定位于“长江北岸”的古老背等处;且又有诸多工具书在立目注释地名“猇亭”、“马鞭山”时,也均是大搞人言亦言、如法炮制的。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释“猇亭”曰:“在今湖北枝城市北长江东岸(东岸也即长江北岸——笔者)。三国蜀章武二年刘备伐吴,进军于此。”又有《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注释地名“猇亭” 云:“猇亭,在今湖北枝城市北古老背。《通鉴》:三国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率诸将伐吴,‘军于夷道猇亭’,后为吴将陆逊所破,即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注释“吴蜀夷陵之战”曰:“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吴大将陆逊先坚守不出,直待蜀军疲惫,才在猇亭(今湖北枝城长江北岸——原文原注)决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古战场猇亭“江北”说,不仅在学界、文化界,也对改革开放来迅猛崛起的地方旅游开发行业,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末,有人在猇亭区长江北岸虎牙山临大江一面山坡上,开辟了一个名“三国古战场”的旅游景点区。如今,又有人干脆大书特书将其改名为“猇亭古战场”。为配合此“猇亭古战场”的宣传,又有人杜撰出了张飞等与“猇亭”之间联系的一些民间故事来。更有甚者,面对为如今尚存的于清同治年间刻立的《重修宜昌府虎牙滩碑记》碑碑文所清楚记载的“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于虎牙滩“悬崖中开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为川盐航运作主要功用的一条古纤道,却硬称之为“三国古栈道”,书于景点,广为渲染。地方学者黄道华,在考查了此石碑及这件事的原尾后,于《九十九洲》(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年版)著中愤慨写道:一些人“对于具有特殊价值、国内罕见的盐运遗迹(指虎牙滩古纤道——笔者)视而不见,人为地将清代运输工程看作栈道,就太荒唐了,真古董反而成了假古董”。

其实,虎牙山与隔江相望的荆门山,自古是天险江关,史称“楚之西塞”。《水经注》载:“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此二山,楚之西塞也。”在荆门虎牙滩上,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著名大战。如东汉初年,汉将岑彭与夷陵王田戎,于此爆发的著名火攻浮桥之战;在杨素发动的隋灭陈的峡江荆门虎牙滩之战中,于荆门虎牙滩上所发生的铁血火攻之巨舫大战等等。恰恰于三国时期,荆门虎牙滩上静得出奇,几无战事。唯有一次与荆门山有关的战争,是西晋“王濬楼船下益州”所发动的晋灭吴之夷陵峡江之战。此次战役,最激烈之战,则是发生在西陵峡峡江上,而不在荆门虎牙滩上;只是路经荆门虎牙滩时,未经激战便拔掉了荆门山下的荆门城。此战与虎牙山,并无关系。这是有《晋书·王濬传》记载为证的:晋太康元年(280),“二月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

夷陵之战主战场猇亭,到底是在长江南、还是长江北呢?裴注本《三国志》是研究三国历史最早、最具权威性的第一手史料。该书对于夷陵之战主战场夷道猇亭的地理位置的记载,是十分清楚的。《三国志·先主传》:“(章武二年)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三国志·黄权传》:“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刘备)自在江南。”《三国志》中的这两处记载将夷道猇亭的方位交待得一清二楚:“(先主)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先主自在江南”。关于古战场夷道猇亭位于长江南的问题,《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也有明确记载:“汉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诸军;自(刘备)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有一个无可辩驳的史实是:三国时期的夷道县域及夷道城,位于江南、而不在江北;为夷道县管辖的“夷道猇亭”,也无疑在长江南。那么,古战场猇亭又具体在夷道县的何处呢?早于嘉庆年间《大清一统志》前的康熙年间大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之“宜都县”条文对此则有着明确记载:“猇亭,在(宜都)县西。其地险隘,古戍守处也。蜀汉章武二年先主伐吴,帅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

其实,自《大清一统志》之猇亭“江北”说问世后,便有一大批资深权威学者,均始终不渝地坚持着正确看法:夷道、猇亭、马鞍山不在江北,而在江南。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早于20世纪20年代便在他的史著《白话本国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8年更书名为《中国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中写道:“先主称帝后,就首先自将伐吴。却又在猇亭(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边——作者原注)为陆逊杀得大败亏输。”其言猇亭在“宜都县西边”,与顾祖禹《纪要》所言猇亭“在宜都县西”是一致的。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话》载:“(刘备)将其大军缘山截岭分立营数十屯,以达于猇亭(宜都县西、长阳县南著作者原注)。”1979年,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也坚定地持猇亭“江南”说的观点,将猇亭的地理位置标示在江南岸宜都县和长阳县境之间。三峡大学教授王前程历数年研究、实地考察,在其《夷陵之战研究》专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版)中明确指出:猇亭当在今宜都西五眼泉一代,马鞍山在今长阳磨市。当代学者、宜昌人杨华《三国夷陵之战后“备升马鞍山”的地理位置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指出:“不仅‘马鞍山’的位置不在江北,而且当时吴蜀双方作战的主战场也不在江北。马鞍山实际位于江南长阳县东部;吴蜀双方的主战场(意即猇亭——笔者)也在江南宜都西部与长阳东部交界地带”。历史是严肃的,是不容主观臆断的。夷陵之战主战场猇亭“江北说”,可休矣!

2018年初稿于宜昌

2019年修订于宜昌

作者简介 袁在平(1944— )湖南资兴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湖北省宜昌市群艺馆副研究馆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曾为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理事。发表文史文章、学术论文,100余万字。为《宜昌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副主编、首席主笔,《中国民俗志·伍家岗卷》(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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