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走进爱沙尼亚“神圣的森林”

爱沙尼亚南部的哈尼亚，Eda Veeroja正收集树枝，准备在农场蒸桑拿。摄影：FABIAN WEISS

撰文：SAUL ELBEIN

Arvi Sepp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会带着礼物走进森林。那时，爱沙尼亚还处在苏联的统治之下。

“他们带着从牛身上割下的第一块肉，从木桶里倒出的第一杯啤酒，”他微笑着，抬了抬戴在白发上的报童帽，“还有瓶子里倒出的第一杯伏特加。”

Sepp走在鹅卵石路上，步履蹒跚，他回忆起几十年前，他的家人沿着古老的小路，寻找山中泉水。那座山就像一只拳头，从帕鲁库拉村附近的沼泽低地拔地而起。桦树下，水在冒着泡泡，礼物就放在那里。

如今，爱沙尼亚境内仍有这样的圣地。在这个国家里，成千上万人信奉基督教之前的本土原始信仰：森林崇拜。但Sepp儿时所熟悉的那种氛围（森林里的某些地方必须保持神圣、纯洁）却不那么普遍了。

发表于7月《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指出，爱沙尼亚是欧洲森林损失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6年至2018年，森林砍伐率大幅提升，比十年前增加了85%。研究著者们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对生物能源木质颗粒的需求在增加。

而全世界的森林覆盖面积，自1990年以来减少了超过178万平方公里，植树造林面积增加了120多万平方公里。森林正在变成工业林地，在这种全球趋势下，小小的爱沙尼亚成为有针对性的研究案例。天然森林的丧失极大地伤害了爱沙尼亚的历史和宗教。

在爱沙尼亚南部的波尔瓦塔鲁拉赫瓦姆博物馆（Põlva Talurahvamu Museum），桑拿房里冒着烟。摄影：FABIAN WEISS

爱沙尼亚的“树丛之家”（House of Groves）文化协会列出了80处被工业伐木工清理的圣地；他们强调，这份名单不够详尽。他们还绘制了另外1200个地方的地图，其中很多没有正式保护，面临着树木砍伐的风险。很多圣地在原始森林中，这些森林占爱沙尼亚总森林覆盖面积的2%。其中只有一半被划为保护区，四分之一受到有限保护，还有四分之一完全没有保护。

Sepp说，在爱沙尼亚的文化核心里，经常会见到森林；它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而是应该“躲避”的东西，其中蕴含着对自然无比的敬畏。20世纪90年代，非暴力独立运动把苏联侵占者赶了出去，而运动最初其实是环保抗议活动。

但独立后的几十年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投资和物流大量涌入，行驶在国家高速公路上的爱沙尼亚人，看见森林边缘出现了收割机，它们像摘雏菊一样把树轻松砍倒。爱沙尼亚的生态学家Asko Lõhmus说，一排排排列整齐的冷杉和云杉取代了原本的森林，为了迎合全球市场，人们种下了更简单、利润更丰厚的植物。

“种树简单，”Lõhmus说：“但你种不了森林。”

在两者的区别中，潜藏着关于全球林业发展的争论：应该让自然森林自生自灭，像爱沙尼亚的传统模式那样，还是为了满足商业市场推倒自然景观？到目前为止，人类选择的是第二条路。

森林是什么？

21世纪初，爱沙尼亚的律师Raul Kirjanen看到了机会，成功打入蓬勃发展的全球绿色能源领域。周边国家瑞典在寻找煤炭的替代品，为了满足这一需求，Kirjanen创立了一家名为Graanul的公司，把爱沙尼亚的锯末制作成木质颗粒，供给燃煤发电厂。

但随着锯末供应耗尽，Graanul公司转向了森林——Lõhmus所谓的“苏联唯一留下的好东西”。斯大林时期和二战期间，时局动荡，而大量针叶树和橡树肆意生长，工人们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境，分散到了各地。

步入新千年，前几十年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伐木公司清理了几十平方公里的森林，改种针叶树。2009年，欧盟规定生物质能必须是碳中性的，也就是说不会向大气排放新的碳；Graanul公司成了这个新市场的受益者，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二大颗粒生产商，仅次于马里兰州的Enviva公司。随着爱沙尼亚的森林损失越来越明显，关于生物质收获的讨论超过了国家森林冲突问题。生物质收获属于林业部门的一部分，比重虽小，但增长迅速，包括生产纸张和其他出口消费品。

然而，究竟是哪些东西组成了森林？

在美国林业局和爱沙尼亚环境部的定义中，即使只有一种类型的树也可算作森林，甚至一片树桩也可以。按照这些机构的说法，“森林”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划分类别，即这块土地只能种树，不能种黑麦或者建房屋。

Lõhmus说，这个定义掩盖了自然林地与人工种植、收获林地之间的巨大差异。由于树木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人工造林并利用其带来的生物质产品常被认为是应对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

但Lõhmus表示，爱沙尼亚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天然森林被砍伐，做成木质颗粒，取而代之的是种植林。这么做不仅会导致树中存储的碳在木质颗粒燃烧时被释放出来——森林被砍伐后，几十种树木、几百种植物、几千种昆虫都受到波及，土壤中积累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碳被氧化。根据可持续发展经济中心的研究，这会不断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可能持续十多年。

2020年发表于《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的一项研究指出，取代森林的种植林所吸收的碳比天然森林少30%至50%，而且从长期来看，吸收能力可能更低。同时它们的抗旱能力较差，不过原因还不清楚。

爱沙尼亚中部哈留县阿鲁瓦拉村Lilleoru生态村和社区里的一座佛龛。摄影：FABIAN WEISS

根据自然崇拜者的说法，爱沙尼亚北部的这个地方是一处圣地。摄影：FABIAN WEISS

在Lõhmus看来，想要维持健康的森林生态，关键是坚守底线，即森林不应该为任何人所利用；他指出，这个底线与传统的本土原始信仰（Maausk）里的森林崇拜是一致的。Maa在爱沙尼亚语中是“土地”的意思。Maausk可以翻译为“自然崇拜”或“大地信徒”，甚至“新异教徒”。语言学家Sepp喜欢“荒野崇拜”（heathen，也有异教徒的意思）一词。这个词来自于日耳曼语，指的是在荒野（heath，城外荒地）拜神的人。

他指出，由于语言上的巧合，“heath”与“hiis”产生了某种共鸣。在爱沙尼亚语中，hiis指圣地，而这两个词都承载着对欧洲本土信仰的记忆，这些信仰大多已经消失，一起消失的还有荒野。

不同于被基督教取代的凯尔特人的德鲁伊教和古日耳曼宗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沙尼亚的自然崇拜及其信奉者，宛若残余的小片原始森林，逃脱了这种命运。就像今天的神道教与日本森林的关系一样，自然崇拜与欧洲北部的森林同样密不可分，而自然崇拜圣地作为那个时代的遗迹，留存至今。

森林之子

Arvi Sepp是森林崇拜团体Maavalla Koda的一员。他正走在爱沙尼亚拉普拉县帕鲁库拉山的森林里。他说，喜欢把自己的信仰描述成“荒野崇拜”（heathen）。摄影：FABIAN WEISS

在爱沙尼亚，这些传统植根于近千年的创伤史。在我和Arvi Sepp走过的城堡下方是一片诞生于冰川时代的山谷，谷里的维尔扬迪湖闪闪发光。有一种说法是，自冰川消退后，爱沙尼亚人就一直生活在那里。

整个中世纪，随着传教士、商人和教皇派遣的十字军进入波罗的海森林，基督教不断向北延伸。我和Sepp参观的十字军城堡位于山顶，这里也是爱沙尼亚抵抗运动的最后一位伟大领袖Lembitu最后的安息之地：1217年，他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在那之后，爱沙尼亚人被迫改信基督教，被瑞典人、德国人、波兰人、俄国人和丹麦人统治，有时甚至沦为奴隶。

民俗学家Marju Kõivupuu说：“当时有一种说法，‘爱沙尼亚人是会说话的工具’。”随着路德教从德国和瑞典传入，Kõivupuu说，在森林帮助的帮助下，当地形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反对把信仰强加给爱沙尼亚人”。

也就是说，与其他地方相比，森林在这里起到了更极端的作用：森林是公共场所，在城镇之外，是野蛮与文明交会的地方；农民可以在这里获得浆果、肉、洁净的水、木材和庇护。叛乱者可以在此生活，不涉及钱，远离文明，就像二战期间爱沙尼亚森林兄弟抵抗运动那样。

在爱沙尼亚莱内县库拉马乡，破损的圣尼古拉教堂坚强地伫立着。爱沙尼亚曾被迫信奉基督教，但爱沙尼亚人仍保留了与自然深厚而古老的联系。摄影：FABIAN WEISS

20世纪90年代，苏联撤出，爱沙尼亚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国内的环保主义者呼吁国家回到传统的低强度森林利用模式，比如采摘蘑菇、浆果，养蜂，有选择的伐木，收集木柴等，反对像富裕的北欧邻国那样大规模工业伐木。例如，芬兰曾大规模投资高收益、高价值，但极其昂贵且往往带有侵略性的林业。这种模式的基础是重塑景观：围绕一些精心照料的物种，把它们种植在方形地块上，最后用皆伐的方式收获。

“与其耗尽本金，”生态学家Asko Lõhmus说：“我们不如收点利息。”

“我们必须记住，”Lõhmus说：“每个环境政策辩论的背后都是一场道德辩论。问题是，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们看重的是什么？”

神圣的森林

这个问题不仅在爱沙尼亚。炎热的7月，我和Sepp走在维尔扬迪城堡，看见一群国际林业活动人士在参观自然崇拜遗址。他们来自英国、塔斯马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巴拉契亚山，这些地方的天然森林已经被种植林所取代。

与自然崇拜支持者相比，北卡罗来纳州的反对森林工业化运动没有明确的宗教色彩；美国的环保主义者更多谈论的是基本利益，比如碳封存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而非精神价值。但即使在这些活动分子眼中，自然崇拜也能像音叉一样引起共鸣：提醒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念。

“人与森林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山茱萸联盟（Dogwood Alliance）的活动家Rita Frost说。她表示，这种情感能促使人们行动起来，而定量分析却做不到。

那天，我和Sepp一路向北，穿过黑麦田。我们经过新栽种的小树，它们正在抢夺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在距离维尔扬迪以北一个小时的地方，古老的圣地在田野上若隐若现，像披着树木的野兽一样。在山顶，60多岁的养蜂人Eha Metsallik迎接了我们。她一头金色长发，穿着粉色的耐克鞋。作为自然崇拜者，她在圣地森林里养蜂，卖蜂蜜；她告诉我们，因为喷了除草剂，以前养蜂的田有毒。

2014年，在爱沙尼亚塔林举办的第26届音乐节上，一名歌手正在休息。摄影：FABIAN WEISS

在爱沙尼亚南部的波尔瓦塔鲁拉赫瓦姆博物馆，可以看到爱沙尼亚传统：烟雾桑拿。摄影：FABIAN WEISS

现在这个地方被保护了起来，部分归功于十年前，当地居民为阻止修建滑雪坡道而发起的运动。但和很多圣地一样，这里也面临着另一个更难处理的威胁：知道圣地位置的人陆续去世了。51岁的Ahto Kaasik是格罗夫斯之家文化协会的负责人。他估计，未来十年里，几千个圣地将会消失：在失去了集体记忆后，这些地方终将毁于收割机。

我们慢慢走过一条由80岁的桦树组成的绿色隧道，Metsallik的歌声婉转悠扬。她兀自吟诵诗歌，树枝在我们脚下嘎扎嘎扎地响着，仿佛在为她伴奏。“静默守护着世界，”她说：“全世界都需要这种美妙的静默。每一根针，每一片叶。”

山下的平原上，长着成排的松树和云杉，它们将在遥远的土地上，被做成颗粒、纸浆、纸张和消费品。而我们所在的这一小片神圣的森林是自由的，没有人类侵扰，听从自然的安排，孕育出了独有的文化。

（译者：Sky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