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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四天四夜，这是电影《八佰》中讲述的真实历史事件。今天介绍的科学家，他在战乱中坚守的是一所学校，为保存我国教育科研力量，他带领全校师生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了日寇全面侵华的开始。中国北方各个大学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梦想，纷纷外迁。此时，地处南方的浙江大学，师生们虽然能够正常上课，但是预感国难当头，义愤填膺。浙江大学立刻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校长竺可桢号召全校师生以拯救中华、转移国运为己任，“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浙江大学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布告（取自《国立浙江大学日刊》1937 年第254期)
竺校长的决定与全校师生抗日救亡决心不谋而合。大家同仇敌忾，迅速行动起来。学生们以诗歌朗诵、聚会演讲等方式走出校门，宣传抗战。在杭州街头募捐义演，到市民社区教唱救亡歌曲，去伤兵医院慰劳伤兵。学生自治会发起了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活动，竺校长带头捐赠供制经费，拨出学校两间房子作缝制场所，还与夫人同去缝制现场查看。
由于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失利，日寇侵略战火迫近杭州。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及精神血脉，1937年11月11日，竺可桢校长决定率领浙大师生踏上漫漫西迁路程。他们于15日抵达浙江建德，仅逗留了一个月，又被迫再迁江西吉安。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浙大学生毫不犹豫地树立起为强国而发奋读书，为救国而弃学从戎的坚定信念。
刘奎斗、洪鲲、吉上宾、程民德、虞承藻等12 名同学怀着“游击克敌”之心，参加了诸嵊新宁游击总队。竺可桢校长对他们的英勇行为格外支持，于12月9日，派出校车将12名浙大勇士送往风雨飘摇的杭州城。
他们参与了炸毁钱塘江东岸义渡码头和钱塘江大桥，阻滞日寇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推进。
1938年初，土木系学生张哲民决意改上长沙工兵学校，临行时，竺可桢特别写下赠言：“我国称受教育的人为‘读书人’，这名称误尽苍生。书本子教育不过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袁子才有诗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信哉言乎！书赠哲民同学”。
史地系学生施雅风看到一则招收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消息，觉得当下抗日比读书更为重要，就暂别同学们，去了南昌报名。数学系学生钱克仁休学一年，到长沙跟随刘良模开展救济难民、教群众歌咏等抗日救亡工作。
在浙江建德时，浙大师生难以时刻关注战局的发展态势。自11月30日起，浙大情报委员会创办了《浙大日报》。他们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接收机，每天收听、摘编国内外重要新闻，刊印出版《浙大日报》。
在江西泰和，他们没有铅印条件，日报就改为油印版，由工读学生上街叫卖，颇受当地民众的欢迎。日报还倡议抗日募捐，经募款项曾分三次汇寄武汉《大公报》社转交。当日报出满百期，竺可桢亲自撰写了《百期纪念感言》：
《浙大日报》是在中华民国全面抗战以后出世的，是在我们浙江大学颠沛流离中产生的，《浙大日报》之所以刊行，并不是偶然，而是适应环境的需要。…… 《浙大日报》不但给我们以最近的消息，而且时时促进我们的自省。…… 惟有日报每天在提醒我们，敌机如何疯狂轰炸，在敌人铁蹄下的同胞，如何忍耻受辱，而我们勇敢的将士们，又如何奋不顾身的驱除寇虏，甚至杀身成仁。所以《浙大日报》也是我们当头棒喝，我们每天读了《浙大日报》以后，应该自问我们在后方的人们，有没有尽了做国民的责任？
1938年6月，浙江大学有一批学生行将毕业。毕业典礼上，竺校长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他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竺校长最后号召毕业生：“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
竺可桢在国立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毕业典礼致辞（取自《国命旬刊》1938 年 第9期）
同年7月，日军侵占九江，战事激烈，浙大不得不再度迁移广西宜山。有20多位学生决定仿效西南联大的步行团，自发组成以鲁迅名著《呐喊》为名的步行团，步行前往宜山。
竺可桢校长鼓励有加，将自己使用的地图和指南针相赠。“呐喊步行团”沿途采访，考察民情，宣传抗日，锻炼体质。“放下你的鞭子”“我们在太行山上”让赣南的民众为之振奋。
竺可桢赠送“呐喊步行团”学生的地图和指南针（取自《宜山画报》2017年）
1939年1月28日，竺可桢在宜山各界“一·二八”七周年纪念会上讲演：“以历史、地理眼光断定抗战必胜”。
当晚竺可桢观看浙大学生抗日义演的话剧《自由魂》，并在开演前致辞，大赞前线将士的英勇。次日，他回应浙大学生会的义卖倡议，捐献出珍品12件，还以10元购进两件东西。
这次义卖、义演共得3400元，全部转交给前线将士。之后，浙大学生捐款援助第七中山伤兵医院购买蚊帐，竺可桢又献出30元。
竺可桢为1939年“一·二八”公演义卖特刊弁辞（取自《宜山画报》2017年）
1939年2月5日，日寇派出18架飞机以浙大宜山校舍为目标，实施狂轰烂炸。幸亏平时学校防空安全教育做得好，师生防范意识强，躲避及时，仅有三人轻伤，无人死亡。
竺可桢在次日学校纪念周上强烈谴责：“昨日之空袭，将使吾人永远不能忘怀，敌人灭绝人道，破坏文化之行为，今乃亲尝目睹。…… 日寇若以为用此种狂炸不人道之行为，可以摧毁我国高等教育，威胁中国之屈服，则徒见其心劳日拙，甚且适得相反之结果。”
1939年2月5日浙大宜山标营校舍被炸后情景 （取自《宜山画报》2017年）
5月9日，竺可桢在宜山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的万人“五九国耻纪念大会”演讲指出：“敌蓄意侵略大陆野心之深入，与我此次奋起抗战之伟烈，经济不敝与民众团结，尤出敌意外，而为我胜利必得之基点。”
1939年5月9日 宜山“五九”国耻纪念大会（取自《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23期）
1939年6月3日，浙大组织了一次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百周年的演讲比赛，有20位同学参与。开赛前，竺可桢校长致辞：“本人对今日演讲比赛，深感兴味，而于参加比赛诸君之预备及讲演精神，亦表欣慰。”
此次演讲题目为“抗日与禁烟”，每人限定讲演时间为八分钟。结果蒋鸿宾、郑芝书、霍少成、叶宣和洪鲲五人得分在80分以上。名列第四的是曾参与游击队并于1938年7月回校继续读书的洪鲲，他获得了竺校长签赠的《工程与工程师》一册。
1939年11月15日，日寇在广西龙门湾登陆，20日钦州失守，25日南宁陷落。11月28日，竺可桢召集临时校务会议，决定再次迁徙贵州遵义。
1940年1月，学生会决定利用停课迁校时机，组织浙大战地服务团到广西宾阳慰问前线将士活动，以实际行动声援抗日。1940年1月8日，77位“战地服务团”成员列队出发，竺校长亲自授旗送行。他肯定战地服务工作很有必要，指出战地需要大学生，大学生有需要到战地去锻炼。
服务团到达宾阳前线，一半人服务伤兵，代士兵写信；一半人搞宣传，战地慰问演出。一个月慰问活动即将结束时，宾阳失守，活动在昆仑关最前沿的服务小组，在枪林弹雨中连夜撤下火线，有同学跑了三天才脱离险境。
2月14日，服务团终于在开学前赶到遵义。2月25日，竺可桢亲自听取服务团的总结汇报，称赞团员的抗日行动，并“建议组织一永久之机关，每人可前去服务一年，则于抗战前途必大有利益”。
1944年冬，日寇入侵黔南，独山陷落。“大后方”的浙大学生爱国热忱高涨，在竺可桢的热情支持下，有近百名学生投笔从戎，参与了“十万青年从军”运动。
同年12月2日，竺可桢召开紧急校务会议，提出把劳军运动推到前线去，把战时服务队扩大为全校学生的战地服务团。黄尊生和沈思岩两位教授分别作了《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团歌》词曲：
战地服务随军去，随军去，
把大家的敬礼带给前线兵士，
把我们的热血献给前线兵士，
把祖国的灵魂递给前线兵士。
战地服务随军去，随军去，
向前线的弟兄数杀敌的功勋，
向前线的弟兄鼓必胜的精神，
向前线的弟兄传中国的国魂！
1945年1月13日，由支德瑜为首、丁儆为副的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竺可桢校长主持欢送仪式，亲自致辞授旗。他打开团旗，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代表浙江大学的，你们要记牢！”
许多团员激动地在服务团布幅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服务团高唱服务团团歌，开赴前线，不负众望，把主要精力用于宣传民众，为当地农民做些服务工作。他们开办儿童与妇女识字班和军民合作社，召开士绅座谈会。在春节期间，他们组织了“军民合作周”，为民众写春联，印春贴，演出了五幕话剧《狂欢之夜》，还走访了抗日将士家属。
1945年8月11日，竺可桢得知日本已准备投降，抗日战争即将全胜的消息，非常兴奋，立刻电告浙大龙泉分校路季讷主任，指示陆子桐、杨其泳即去杭州“接受校产”。10月18日，他亲临杭州，检查校产接收进展，以确保浙大新生在杭州原址按期开学、贵州本部的浙大师生早日复员东归。1946年秋，浙江大学回迁杭州。
竺可桢校长带领下的浙大西迁是我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历史一页，它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唤起民众的觉醒，坚定了民众战胜侵略者的信心，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根基，有力地支持了抗战的不断进步和最后的胜利。
值此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回首那段筚路褴褛的岁月，向硝烟中胸怀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致敬。
作者：钱永红，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近二十年来致力于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传记整理工作，编辑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参考文献：
1.《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7卷、第8卷、第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竺可桢传》1990年，科学出版社
3.《竺可桢传》上册，1982年，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内部出版物）
4.《解放前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初稿》2012年，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浙江大学档案馆 （内部出版物）
5.《宜山画报》2017年，浙江大学档案馆，宜州市人民政府（内部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