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一碗羊肉羹,吃的我好心痛啊!清平乐中这段剧情可信么?

近些年,国内的电视剧制作水平真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古装剧,不再是十多年前的粗制滥造,取而代之的是对古代历史的尊重,和对文化内涵的重视。

拿正在热播的《清平乐》来说,不论是服装道具,还是情节设置,都很好的还原了宋朝初年的面貌,让大家在追剧的同时,也可以再次回味东京汴梁的繁华与喧嚣。

在《清平乐》最近一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宋仁宗在品尝女官制作的羊肉羹时,得知是由三只尚未足月的羔羊烹饪而出的时候,一下子恼怒的发了脾气。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贵为九五至尊,但在历史上可是出了名的仁爱(好脾气),为何却为一碗小小的羊肉羹而动怒呢?

原来宋仁宗手中虽然只是一碗肉羹,但他想到的却是如果三只小羊能够长大,将会多出了很多肉,而这些羊肉或是可以满足大户人家几天的肉食,又或是边关士兵几天的口粮,做皇帝能够做得如此忧国忧民,难怪后世给他的庙号,是仁宗了。

不过身为皇帝,竟然连吃肉这件小事都这么患得患失的,是不是描写的有些过了?

皇帝虽然只是名义上国家拥有者,但至少锦衣玉食基本是毫无压力的,吃一碗羊肉羹,纵使是羔羊肉做的,应该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事实上,在宋朝319年(两宋)的历史中,从百姓到统治者,对于羊肉的心情确是极为复杂的,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古代吃肉的话题。

痴迷羊肉的唐宋

先秦时期(旧石器时期--公元前221年)

先秦时期的老百姓,平时的生活中是很难吃到肉的。正所谓:“肉食者鄙。”(出自《左传·庄公十年》),肉在当时只是少数权贵才能够享用的美味。

这一时期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是主要是各类家畜,《周礼·天官·庖人》中将这些家畜合称为“六畜”,也就是马、牛、羊、鸡、犬、猪(豕),这六种家畜也因为在人们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得以入选中国人无比熟悉的十二生肖。

虽然同为六畜,但彼此间的地位和差别还是蛮大的,比如马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因此价格普遍很贵,尤其是其中战马,甚至还是国家级战略物资,不但不能随便杀来吃肉,还需要重点保护,所以普通人很少为了吃肉而养马,毕竟太过于奢侈。

除了马以外,牛也很少被用来当做肉食,除非是非常高规格的祭祀活动,需要宰杀三牲(牛、羊、猪),大多数情况下,牛主要是所谓百姓耕地的畜力,平时的主要任务是耕地,除非老病而死,否则很少会被拿来当做肉食。

所以虽为六畜,但真正能够出现在人们餐桌上的肉食,主要是羊、鸡、犬和猪。

两汉时期(公元前202年-220年)

从先秦到两汉,由于战乱的影响,百姓吃肉依旧很难,平时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一般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打打牙祭。羊、鸡、犬和猪作为主要肉食来源的格局变化不大,不过狗肉的占比可能要比今人想象的要大一些,因为根据《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中记载:

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汉朝初年跟随刘邦起义的猛将樊哙,本职工作就是屠狗,既不是宰猪或宰羊,更不是杀鸡,由此可见,在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狗肉很常见,以至于会有专门的人负责宰杀。

两晋到南北朝时期(266年-589年)

汉朝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等)开始大规模南下,他们在建立政权的同时,也将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带到了中原,其中就包括以牛、羊为主要肉食的传统。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原百姓的主要肉食从较为复杂的六畜,变为单一的牛羊肉。同时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也受到了农耕文明的影响,上文提到由于牛是主要的畜力,所以从两晋开始,到了南北朝时期,羊肉已经取代其他几种六畜,成为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

隋唐时期(581年—907年)

早在魏晋时期,由于整个国家对羊肉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因为出现了专门管理牧羊的机构,当时太仆寺下专门设有司羊署,主管全国的养羊行政事务,并分设特羊局(公羊牧养)和牸羊局(母羊牧养),如此精细的分类可见其重视程度。

隋代统一全国后,这部分机构索性分离成立单独的部门——牛羊署,唐代改成典牧署,专门掌管陇右牧监送来的牛羊。这一时期的唐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牧,已经建立起一套十分完善的羊肉产业链,并且还包含了进口贸易。

隋唐人爱吃羊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与羊肉相关的各色美食越来越多,吃法之多,不能列举,工序之精巧,也是今人望尘莫及的。在史书中就有记载关于当时权贵对羊肉的喜爱,比如唐太宗长子李承乾爱用白水将羊肉煮熟后用佩刀割着吃,武则天则喜欢风雅些的冷修羊,其做法是将羊后腿加调料煮至酥烂,捞出切片搭配蘸料吃。

据说女帝品尝羊肉美味后曾咏诗赞曰:珍郎杀身以奉国。这里的“珍郎”便是对羊的拟人化比喻,看来对美食的喜爱,上到帝王下到平民都是一样的。《清平乐》中描述的北宋初年的故事,正是在这种全民爱吃羊肉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而此时的羊肉却出现了供应不足的问题。

羊肉因何变得匮乏?

和隋唐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不同,宋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来到了中原腹地汴梁,也就是如今的黄河之滨开封,中后期有进一步南移到了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和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关中平原经过连年的战乱洗劫和环境破坏,已经无法承载大量的人口,另一方面隋唐大运河向关中平原运送粮草需要逆水而上,对人力的消耗过于巨大。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的考量,比如政治博弈和国防战略(强干弱枝、重内轻外),总之两宋时期整个国家的人口和资源都南移了。

这本身的影响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发现羊肉供应无法像前朝那样便利,因为关中平原和北方草原并不远,牧民赶着羊就可以来搞羊肉贸易,但宋朝首都南移以后,牧民就很难这么做了,一是路途太长病死率高,二是走得太远羊会瘦下去大半的肉。

因此北宋年间,民间想要保证羊肉的供给,就只能就地养羊,适量的通过进口贸易补充。用原本可以种庄稼的土地牧羊,不但羊肉的产量有限,而且价格也会上涨。与此同时,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经常搞的十分紧张,边关紧张的情况下想搞贸易发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宋朝全国的羊肉供给就成问题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清平乐》中,宋仁宗吃到羊羔做的羊肉羹时会大为恼怒。

原因无他,实在是羊肉在当时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贵,以至于大户人家都无法做到敞开了吃,也就是我们当下喜欢说的羊肉自由,那么羊肉对普通人来说,也成了颇有些奢侈的享受。

如果说北宋时期,百姓对于羊肉的供应紧张还可忍受,但到了南宋就以后,经济和行政中心进一步南移,羊肉就基本成为奢侈品了。

原来南方的环境湿热,在北方生活习惯了的羊一时间无法适应适应这样的气候,很容易病死,羊肉的供给出了大问题。要知道古人既没有基因科技,也没有遗传学上的理论知识,想要培育出适合环境的品种,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实现。

没有足够的羊肉可以吃,人们只好将目光再次投向六畜,此时作为六畜之一的猪,因为方便圈养,且产肉量大的特点,开始被人们当做羊肉的替代品广泛圈养,越来越多的猪肉开始出现在南宋人的餐桌上,并逐渐取代了之前羊肉的地位。

伴随后世饮食文化的积淀和发展,以猪肉为原料的美食数量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羊肉美食开始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此消彼长下,国人在爱吃猪肉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