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豪门,没有他又何来民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当年晚清重臣邵友濂任苏松太道的时候,上海静安寺一带还是一片荒芜。

先有一个外国领事选了这个地方建领事馆,道台衙门也就在旁边造了一幢洋房,邵友濂卸去台抚职务回上海之后,就近置地七亩许建造私宅。

那是个有大花园的洋房,四幢连成两进,位于静安寺路124号。(今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附近,大致从凤阳路到吴江路,从石门一路到成都路之间)。

邵友濂有个孙子叫邵云龙。

按谱系来说,李鸿章也是邵云龙的外祖父。

上海滩第一豪门盛宣怀与邵友濂往来密切,在邵家花园旁边建私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的府第更大,大抵从现今的西康路、武定路到胶州路、新闸路一带。

他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五开间的大厅,两侧是各为三间开的东花厅和西花厅。东花厅给他四弟和账房先生用,西花厅供祖先牌位,也用于儿孙读书。

静安寺有了这两姓大户人家之后,上海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人家也相继到这个地段来建宅第,渐渐形成了一个“贵族区”。

02

胡雪岩财富帝国的坍塌,是因为盛宣怀。

胡雪岩的背后是左宗棠,盛宣怀的背后是李鸿章。

在很多人眼中,盛宣怀不如胡雪岩的名气大,是因为文艺作品宣传,实则在中国历史中,盛宣怀的分量远在胡雪岩之上。

《走向共和》让洋商的“祖爷爷”盛宣怀开始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盛宣怀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倡导者,更是中国近代第一代实业家和福利事业家,他被后人统计出拥有中国历史上十一个“第一”的称号。

盛宣怀,被誉为中国商父。

李鸿章评价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慈禧曾说:“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

盛宣怀有个外孙叫邵云龙。

盛宣怀有个孙女叫盛佩玉。

作为邵、盛两位达官之后的邵云龙,自幼生活在大户人家的高墙里。

他是家族中的“王子”,家有财产百万、四季尝新、节节宴饮。府中门庭若市,常年亲朋满座,迎来送往。

然侯门深似海,云龙眼看他们的生活百态、悲喜荣衰、骄奢淫逸,感觉到金钱是罪恶的渊薮。

这使他逐渐树立起“不爱金钱爱人格;不爱虚荣爱学问;不爱权力爱天真”的人生哲学。

邵云龙曾说自己小时候就像生活在《红楼梦》的大观园里,而他实在像极了那个天真善良、多情有趣的贾宝玉。

03

邵云龙,五六岁时入家塾读《诗经》,背唐诗。

读完家塾便进圣约翰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所授课程除国文外,都用英文教材,教师不少为洋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1918年,邵云龙才十二岁,每天家塾散学他就在家办了一份《家报》:把家里当天的新闻,写在报纸上,然后像报童一样送到家人的手中。

他乐观性格中的幽默成分也在《家报》里初露嫩芽,似乎是他将来要创办中国第一本幽默杂志《论语》的预兆。

其中一则新闻是:“小喜阿妈昨天重120斤,今天重130斤。因为她将银洋25枚,双角子100枚,单角子200枚,铜圆1000枚带在身上,以便随时逃难。”

在他满周岁的那一天,小姑姑端来一只装满红红绿绿各式各样东西的盘子,近处的高官厚禄不抓,硬要挣出奶妈的怀抱,俯下身子,小臂膀伸得远远的去抓角落里一支秀了头的狼毫笔。

老祖母看了摇摇头说:“唉!拿笔杆子的命!”

1916年4月,一代“中国商父” 盛宣怀在上海去世,一年半后,“海上盛家”为他举办了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葬礼。

1917年11月21日,当送丧的队伍到达苏州留园时,在清远第二旅馆的走廊上,12岁的邵洵美第一次见到了13岁的盛佩玉。

他一见钟情。

佩玉出生于茶花盛开的季节,祖父为她取名“茶”,茶宝皮肤白嫩,容貌俏丽,浅浅一笑,那双秀目就像弯弯的月牙,两颊泛出笑靥。

父亲特别疼爱她,说她长得亮丽如玉,后来她的英文教师为她取名为“佩玉”。

云龙十六岁那年,外祖母庄太夫人六十大寿,随父母去拜寿。

见过长辈,云龙就被表兄弟拉到后花园去闲谈。云龙为大家讲“山海经”,侃侃而谈之际,目光扫过众姊妹,看到了茶姊姊那双深情的眼睛,不禁怦然心动。

几年不见,茶姊姊出落得更加仪态大方、楚楚动人。

这时他便上前去跟她攀谈,茶姊姊莞尔一笑,茶姊姊的笑总会牵动他的心。

后来他专门为她的笑写了一首诗。

云龙热恋着茶姊姊,他像所有心里有了爱的年轻人那样爱好读诗。

读到《郑风・有女同车》一节,竟看见他意中人的名字赫然跃于纸上。

那一句里有“佩玉锵锵”四个字,好像茶姊姊顿时走近了他,她的声音他都听见了。另外一句里面有“洵美且都”四个字。

此处“洵美”二字之意为“实在美”,“且都”意为“而且漂亮”。他拍案叫绝。太好了!他决定改名“洵美”。

佩玉问他为什么改名,他笑着回答:“你叫佩玉,我就叫洵美,我的名字要和你联系在一起!”

佩玉听了,脸上悄然而生起几片绯红。

04

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即,充满憧憬的洵美却高兴不起来。

留洋读书,一去要几年,他放心不下他的佩玉。

前思后想,便去央求母亲,请她去向大舅母求亲。娘娘自然答应,但她要女儿自己定夺。佩玉低声说了句:“他小时候,祖父就很夸赞他……”

宗夫人听出佩玉的心思,便同意了这门亲事。

1923年10月间,这对未婚夫妻喜气洋洋地去拍了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

佩玉拿出她亲手织成的一件自色毛线背心赠与洵美,叮嘱他在欧洲开春乍暖时早晚勿忘穿上。洵美激动之下,当即写了首诗致谢,题为“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

在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会挑选当地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诗句,寄给佩玉。

后来回国后,邵洵美将这些短诗编辑整理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扉页上印着“赠给佩玉”四个字。

有一次,佩玉收到洵美寄来的一包邮件,里面是一只很小的盒子,打开一看,只是一只核桃壳。

这核桃壳被整齐地剖成了两半,由粉红色的细线连起来打了结合拢的。她掰开核桃壳,落下一长串折叠相连的照片。

那些照片只有指尖宽,拍的是印度尼西亚的风土人情,佩玉饶有兴味地一张张细看。

看完一想,怎么没有洵美只言片语呢?她转头寻找,包裹核桃壳的是一块非常诱人的粉红色的缎子,正方形,只有巴掌大小,推开一看,是洵美的手迹!

右上角是他毛笔写的正楷,写得一丝不苟,佩玉读着从心里热到面孔,旁顾无人,她拿起红缎偷偷一吻。

不到两年,邵洵美惦记着佩云,也因家中其他原因,毅然中止学业返国。

1927年l月15日,两人在卡尔登饭店结婚。

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校长马相伯,老人当时须发已白,是被搀扶着进来的。

这桩豪门婚礼当年轰动了上海滩!

不久,《上海画报》封面还登了两人的结婚照,并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

05

1926年,邵洵美把他在旅欧期间和刚回上海时写的诗集成一册,题为《天堂与五月》,但这本诗集的出版颇为周折。

于是,邵洵美和几个朋友商量,想开个书店自己经营。

1928年,书店在静安寺路斜桥路口(今南京西路)开张,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

自己有了书店,出版不用求人。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邵洵美写诗歌兴致最浓的时期,他出版了译诗集《一朵朵玫瑰》和他的第二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

1929年,徐志摩的“新月书店”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有一天,徐志摩的小舅子来找邵洵美,向邵洵美招股。

邵洵美马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人到新月,后来又不得不一人独资。

徐志摩在“新月社”的那些朋友,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林语堂、沈从文等后来都成了邵洵美的朋友。

那时新月书店还出版《论语》、《新月》杂志,在三十年代风行一时。

邵洵美接下“新月”,与其为经营,不如说是对文学的热爱,为此,他不惜大把大把地往里面贴钱。

邵洵美为人热情、坦诚、仗义。

早在刚到剑桥读书时,友人手头拮据时只要张口,他马上慷慨解囊,而且散金不骄人,从不要人还。

一天大清早,有一青年敲邵洵美的门,先说了一番恭维话,然后表示想借钱,并说是大使馆介绍的。

这样荒唐的事邵洵美竟想也没想,顺手送他200法郎。此后,留学生们风传他是”活银行”。

邵洵美回国时与张道藩及另一同学同行,他特意将自己的头等舱船票退掉,换了三张三等舱的。

回国后,他住在上海,徐悲鸿、谢寿康等朋友一到沪上,必在他家落脚,他食宿全包。

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

胡适、叶公超,潘光旦、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徐悲鸿、刘海粟,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等。

郁达夫说得有趣: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邵洵美当年办出版的初衷是为自己出书,为朋友出书。

他没有食言,他的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及第一出版社,为左、中、右等一大批朋友都出了书。

有位朋友送来沈端先的一叠译稿,是日本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朋友说译者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希望帮他出本书接济一下。

邵洵美连稿子都没看,马上拿出500元,沈氏即夏衍,那时他还是文坛刚出道的新人。

邵洵美散尽万金,出版了诸多的报刊和书籍,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无人可与匹敌的。

06

那时邵洵美认识的一群画家朋友想办《时代画报》,但只出版了一期就没资金,他们找到邵洵美要求接办,邵洵美高高兴兴地同意了。

《时代画报》那时人才济济,有张氏三兄弟,叶浅予,丁悚、丁聪父子,丁悚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画广告的,当年“大前门香烟”等广告就是他画的。

丁聪后来讲,为“时代”作画他才十六七岁,“小丁”就是邵洵美的那帮朋友为区别他和父亲起的。

叶浅予在“时代”创作了那套深入人心的漫画《王先生》,而那个长脸、高鼻、尖下巴的“王先生”的原型,就是邵洵美的生父邵恒。

黄苗子后来说,如果没有邵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在办《时代画报》时,邵洵美看中了那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设备。

他用变卖土地所得的5万美元从德国进口了那套设备,也是当年我国惟一的一套影写版印刷设备。

1932年9月1,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办,“时代”那时先后出版了9种杂志,《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和《人言周刊》。

卞之琳形容邵洵美办出版是“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这一点也不夸张。

前后几十年,邵洵美的万贯家财基本上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出版事业而耗尽的。

早期是抵押房产、地产,到了后期,靠妻子典当首饰的方式筹钱,典当的价钱很低。

妻子总以为能将它们赎回来,但那些陪嫁的首饰再也没回到她身边。

07

对待抗日,邵洵美无比坚决,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

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

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

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他恨之入骨,式军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更是严词拒绝。

1944年上海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投日的熊剑东多次游说邵洵美,企图利用他与他在重庆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老友联系,谋求”中日议和”。

邵洵美依然故我,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坚守着民族气节和做人的尊严,丝毫不怕可能带来的后果。

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是一对革命夫妻,1931年共产党员胡也频突然被捕。

丁玲、沈从文四方打听无果,于是沈从文来找邵洵美帮忙。邵当即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胡也频。

刘健群不同意,两人争执了起来。刘健群是CC系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张道藩也是CC系的干将。

况且邵洵美毕竟是知名人士,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健群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后向邵洵美说出了真相:胡也频已于几天前被枪杀。

邵洵美不信,刘健群便将胡也频的遗体照片给邵洵美看。

国民党秘密枪杀胡也频的消息由此才公诸于世。

当时刚有小婴,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她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给母亲照应,但身无分文。

尽管沈从文筹到了一点款子,徐志摩又帮丁玲把一部分书稿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仍是杯水车薪,邵洵美知道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还。

1933年5月,国民党又秘密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邵洵美与蔡元培等二十几位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当局以示抗议。

6月,邵洵美又和蔡元培、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19人联名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

在对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做出过不小的贡献。

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分会没有经济来源,平时的花销往往是邵洵美自掏腰包。

那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不吃荤),就是邵洵美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

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邵洵美。所费46元大洋是邵洵美买单,而那时据说一席鱼翅宴不过12个银元。

那也是邵洵美第一次见鲁迅。

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说邵洵美是现代文坛的孟尝君,他当之无愧。

08

为办出版散尽家财之后,邵洵美依旧重情重义不改当年。

徐志摩是他的故交,徐去世之后,他为了给陆小曼祝寿,竟然将他的祖传之宝转让,仅仅卖了20元全部用来宴请陆小曼。

国民党败退之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

叶公超得悉,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

1958年,邵洵美以“反帝特嫌”的罪名被捕,1962年4月被释放,但他已经没有家了。

16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到青海支边去了。

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挤在一间房里,后不得已带着小儿子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

邵洵美出狱后跟大儿子挤在一间陋室里,生活无着。

四年的无妄之灾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极其瘦削。他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

家人问他狱中情况,邵洵美只字不提,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邵绡红最后见到的邵洵美,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女儿几乎认不出他。

他在地狱门前徘徊,但仍常念自己的诗句:“诗还不能就这样地结束”,他仍然热爱生活,不泯爱美的天性。

老友秦鹤皋在忆文中写道: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

1968年5月,邵洵美去世,留下一身债务:

欠医院400多块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房租600多元,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块钱。

因为没有路费,在南京的妻儿都没能回上海奔丧。

晚年,佩玉一直在为邵洵美正名而操劳。

直到1985年2月,邵洵美才正式得到平反,佩玉收到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封公函,上面是这样印的:

魏晋之后,诸子风骨,一代风流,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