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军:简牍学一直是国际显学

从二十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掘的“居延汉简”,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武威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悬泉汉简……甘肃简牍的每一次发现无不震惊世界。

近日,随着《武威汉简集释》的正式发布,标志着历时8年的“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圆满完成,这是甘肃目前最新的整理成果。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就甘肃简牍的整理工作进行了详细解答。

甘肃的气候条件

适宜简牍保存

记者:甘肃是中国简牍大省。为什么甘肃简牍出土量最大?今后还有可能有重大发现吗?

朱建军:甘肃自1907年以来,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达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甘肃简牍博物馆共收藏文物50129件(组),包括秦、汉、魏晋简牍39465枚以及与简牍相伴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

甘肃简牍不仅发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而且出土地域广,出土性质多样。甘肃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适宜简牍保存。

今后,甘肃简牍可能还有重大发现。举例来说,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在1990年至1992年发掘出土23000多枚汉简,以及1万多件相伴文物。根据悬泉汉简记载,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在敦煌郡境内一共设置了九处。或许哪一天,我们就能发现掩埋于黄沙中的其他几个驿置遗址,发现汉简和其他文物。

简牍学一开始

就是国际性的显学

记者:对于甘肃汉简的整理有着怎么样的过程?过去出版整理过哪些甘肃汉简?是否留有遗憾?

朱建军:甘肃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始于二十世纪初,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首次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708枚汉简,现在这批残简已经公开刊布,习称为“敦煌汉简”。第二次在1913至1916年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这两批汉简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所发掘的1万多枚汉简,习称“居延汉简”。此批汉简现保存于中国台湾史语所。

与敦煌学一样,简牍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国际汉学界,1909年,斯坦因把所获的敦煌汉简交给法国汉学家沙畹进行整理释读,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沙畹去世后,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负责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酒泉烽燧所获的汉简整理工作,于1953年出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一书。

在国内学术界,罗振玉与王国维则在1914年合著出版了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该书不仅仅停留于文字的释读,还对简牍文献中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为今后简牍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范式。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今甘肃和内蒙古的汉代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土万枚居延汉简。居延汉简的发现是轰动一时的重大考古发现,在那个风云激荡、民族危亡的时代里,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和保存的艰难过程也是中国学术界觉醒、抗争、奉献的成长过程。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当时卓有成绩的学者如马衡、劳干等参与其中,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基础整理和研究工作。

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甘肃简牍发现数量的增加,国内从事甘肃简牍整理研究工作的人员、队伍、机构也日益增多,参与居延汉简研究的队伍壮大,国内以劳干、陈梦家、陈直等为代表,国外学者则以日本的大庭脩、英国的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汉学家为代表,成绩斐然。

本书的最大贡献是

发表了红外图片

记者:那“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在编排及释读等方面又有哪些独特性?

朱建军:“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是2012年开始起动的,计划出版四种十册:《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1册、《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1册、《居延新简集释》7册、《武威汉简集释》1册。该丛书由于体量大、研究难度大、参与学者多,陆续进行了八年之久,至2020年8月《武威汉简集释》的正式出版才标志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圆满完成。

《甘肃秦汉简牍集释》设定的目标一是原简图片的清晰度和欣赏性,二是简牍文字释读的原始性和准确性,三是版式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四是简文内容的研究性和集成性。

在原简图片的清晰度方面,本书的最大贡献是公布发表了最清晰的红外图片,这在出土文献整理尤其在竹木简牍的整理方面是一次革命。过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简牍变色污暗和文字笔划轻重难以辨认的地方,在红外图片上即可一目了然。研究观览者有此一册,日月乾坤尽在书中,不必千里来访察看原简。除了红外照片外,本书同时出版了彩色图片,原简原色原大,实现了对简牍使用的那个遥远年代各类文书的直观性和欣赏性。

酗酒斗殴等简牍都有记录

记者:您如何理解甘肃汉简的历史意义及学术价值?

朱建军:我馆藏有一枚编号为T0114:112A/B的简,这是龟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住宿情况的记载。龟兹王夫妻二人为何会留宿悬泉置?说来话长……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和王夫人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家血脉,汉宣帝作为娘家,没有理由不为汉家公主返乡而高兴,沿途驿置为龟兹王夫妻提供最好的接待自是情理之事。

简牍上的解忧公主在汉代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中也有记载。解忧公主她一生经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曾嫁予三任丈夫,皆为乌孙王。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半个世纪,她一直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巩固汉室与乌孙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年逾七十之时,上书给汉朝皇帝陈述思乡之苦,请求把自己的遗骨埋葬在故国,甘露三年即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如愿回到汉朝。天子怜悯她的境遇,亲自出城迎接解忧公主的归来。

不仅如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们的屯戍劳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殴、往来书信简牍上都有记载。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 (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