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身处闹市，却没留下一张照片

1938年1月的一天，两个年轻人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行色匆匆，他们要去完成一项异常机密而又至关重要的任务。

两个年轻人正是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派，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和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办公地点要满足两点条件：第一，办事处要设在闹市区，便于各方人士进行联络；第二，办事处无论是楼房还是院子，一定要有后门，万一有意外情况便于撤离。

不久之后，在香港岛北岸闹市区，吴有恒和廖承志终于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的一处房子，临街、两层高、楼房有后门，楼下有商铺。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终于成立了。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所谓的“中立”地位，办事处不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牌子，而是以粤华公司为名，表面上是一家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的商号。

粤华公司开业后，生意十分兴隆。来来往往的人，或到这里采购，或到这里品茶，客座区甚至还有电影放映的服务。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香港当地或广州的中共组织调来的。他们悄悄出入这里接头，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

它就是按照工作进行分工，像机要、通信、交通、侨务，分别有个人去，分别有些同志去负责。它一般是采取半公开的方式，秘密地进行地下工作。

在这里，廖承志以主任的身份，领导办事处的运作。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指示，在此协助廖承志的工作。

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廖承志、潘汉年还特地组织大家学习了隐蔽斗争方法，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秘密工作要求。例如，办事处成员不准照相，尤其不能把照片送给别人；不得与亲朋好友通信；出门或者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等等。

回顾历史来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直到今天，八十余年过去了，人们始终未能寻获一张“粤华茶叶公司”的老照片。

香港是抗日的前哨据点，作为中共在香港设立的最早机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较为迫切的事情，就是解决海外各地华侨捐款汇寄的问题。

此前，南洋地区及海外侨胞支援抗战的捐款和物资，都是寄交国民党政府以后，由国民党政府进行分配。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捐款，几乎一分一毫都分不到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毛泽东、周恩来早就提出过“分筹、分汇”的想法。然而，要想实现“分筹、分汇”，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当时香港处于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香港的好几家华人银行，也都处于国民党势力的控制之下。在这一情况下，又如何能找到一家银行，愿意代收汇寄给中国共产党的捐款呢？

廖承志把希望寄托在了亲戚邓文钊的身上。

邓文钊

华比银行的副经理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他的哥哥邓文田，同在华比银行任经理。邓文钊出生于香港的名门望族，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系硕士，与廖承志同岁，两人自少年时期就熟识。

在廖承志到香港创办八路军办事处前，周恩来就提醒过他：“邓文钊是可以信赖的爱国银行家，在香港是可以帮我们忙的。他在香港很有身份，也有一腔抗战爱国热情。”

左二为邓文钊 右一为廖承志

不久之后，廖承志找机会向邓文钊谈起了周恩来的嘱托，邓文钊欣然应允。他与哥哥邓文田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以这里的名义接收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汇寄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来手续简便，也能规避掉捐款被国民党吞掉的风险，“分筹、分汇”可以轻松实现。

随后，廖承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侨胞，凡是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一律由“敝军驻港粤代表廖承志收转”。

廖承志等人出色的工作、日以继夜的努力，也得到了显著的回报。仅在1938年4月份，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就收到了由香港同胞捐献的价值8000多元的药物。相比之下，当时，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人每月1.3元，这笔钱相当于新四军建立初期由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全军的军费。

当时，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力量，遍布全球各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批批汇至香港。

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积极响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号召，在香港成立了救济总指挥部，筹集了上百万元的救济款项。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立之初，港英当局表面上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但实际上，并未放弃对办事处的监视和限制。

就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感到恐慌的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不断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企图扑灭香港人民抗战的熊熊火焰。

港英当局搜查行动突如其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如何渡过难关？戳视频，看详情！

1939年3月，港英警察浩浩荡荡冲进了粤华公司。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南洋各地的通讯名单和地址、办事处将要发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登记表等资料，均被搜走。包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连贯在内的五名成员，遭到逮捕。

在重庆，周恩来获悉事件经过后，迅速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反复交涉。1939年3月15日，由廖承志作保，5名办事处成员终于被释放，被收缴的多份文件得以归还。

搜捕事件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和处境，最终撤销了“粤华茶叶公司”这个半公开的机构。办事处以后也不再租赁办公室，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形式进行联络和办公。廖承志等人从此开始以华比银行邓文钊的写字楼作为联络地点。早前廖承志、潘汉年未雨绸缪设立的义顺源等备用地点，在关键时刻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辟了一处全新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