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字库塔

据现有资料统计，新津境内共有17座字库塔，其中：五津镇（含旧县）7座、花桥乡3座、文井乡2座、方兴乡2座，邓双乡2座，黄渡乡1座、兴乐乡1座、龙马乡1座。

它们有的修在官署，有的修在庙前，有的修在街口，有的修在旷野。在小小的新津，竟分布有如此之多、如此之广，“字库塔”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字库塔，又称字库、惜字宫，是古人焚烧带字废纸的建筑。新津的字库塔塔身形状有的是六角形，有的是四方形，塔顶为尖形。塔身中空有孔，纸燃其中而烟不外泄。普遍为2—4层，投入字纸的洞口在第一层，每层的库门左右一般题有劝人珍惜字纸、导人向善的对联。二、三层一般刻绘有佛像、文昌帝君或者历史人物之类。

原文昌宫大殿前右侧的字库算是新津境内较大者，高八米，周围八米。字库上顶为黄红色，下为灰色，库为六角形，每角上方塑有鳌鱼插箭，宝顶为碎瓷镶嵌，库额题“惜字宫”三字，两侧有对联“漫道文章无用处，须知一字值千金”。

古人爱惜字纸，常自发收集废弃字纸，或者在交通要道挂上写有“惜字得福”的字篓，遇有废字纸即拾来投放其中，装满后送到字库塔烧掉。

敬惜字纸的信仰，是伴随文字的出现而产生的，西汉刘安及其门人编纂的《淮南子》卷八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形象地描绘了仓颉造字道破天机、惊动鬼神的力量。所以古人对造字的仓颉无比崇拜。当然，造字绝非仓颉一人之力，而是古代先贤们不断探索的结果。

南北朝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说：“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可见敬惜字纸之风由来已久。那时的读书人不得任意践踏字纸，更不能用作手纸，否则有亵渎神灵之嫌。

时至宋代，对文字的崇拜逐渐演变为对字纸的敬惜，宋人张舜民在《画墁集》中写道：宋人王曾之父爱惜字纸，看到被遗弃的字纸，哪怕落于粪秽之中，也要拾起用香汤洗净。一日深夜，孔圣人托梦，说他平日爱惜字纸，其子王曾是曾参转世，他日将进士及第。王曾后来果然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

明代作家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对北宋王曾的故事进行了加工：“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加入了“用火焚过”等字，说明可能从明代开始才有焚烧字纸的行为，字库塔也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目前我国所见的最早的字库塔，就是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的广东省南雄市平林字库塔。其次，是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四川蓬安县骑龙字库塔。

到了清代，敬惜字纸的信仰发展到巅峰，就连康熙皇帝都曾训示：“字乃天地间之至宝……与以天地间之至宝而不惜纸，糊窗粘壁，裹物衬衣，甚至委弃沟渠，不知禁戒，岂不可叹！故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不得作践可也……”

古人焚烧字纸时非常郑重，不但有专人负责，还有专门的礼仪流程。诸如经史子集之类，在磨损残破、无法再用后，还需要先将其放在字库塔内供奉数年，择良辰吉日行礼祭拜后才能焚化。

古人为什么如此珍惜字和纸呢？这要从造字和寻找合适的文字载体的艰难说起。

原始时期，先民在山岩、洞窟中绘上动物、人物、捕猎等图像来表现某种事物或场景。不过，这些图像仅仅是图像而已，没有固定的读音和语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部落之间交流增多、国家雏形形成，人与人交流需要准确地表达含义，也需要把自己的经验和对事物的认识传递给其他人，所以有万中挑一的大智慧者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探索，创造了最早的文字。

中国的汉字（不包括简化字），从造字法的角度和发明的时间顺序来说，可分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四大类。汉字的基础是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形声字都离不开“象形”。

象形字：看起来像原始图形，但实际上是用简单的线条大致勾画出事物的外形，并记录了它的读音。人们只要看明白这个象形字的字形，就能明白它所要表达的含义。最简单的比如日、月、山、水等。拿日、月来说，这两个字是同时造的，日的形状是一个圆，而月则是竖着的半圆，造字者抓住“月”的形状会变化这个特征，将它画成半圆符号，从而凸显该特征，方便人们识别。再如牛字，造字者画了一个牛头，突出牛角和牛耳的特征，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符号是代表了“牛”这种动物，造字者再把这个符号的读音niu告诉大家，于是这个“牛”字就被推广开来。

象形字简单明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或含义都可以画成图形。

指事字：当没有具体形象可以画出来时，造字者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这就是指事字。大多数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添加、减少笔画或符号。比如同时造的上和下，造字者先画一横线，在横线上用一点或较短的短线指出上方的位置，看起来像数字“二”，实际上表示的是“上”的意思。同理，在横线下面画一点或一条短线，就表示“下”。再例如，在象形字“木”的下端画一短横，表示“本”，意思是树木的根，后世延伸出“根本”的意思。

是由多个象形字组合而成，把这几个象形字各自的意思组合起来就是整个会意字的意思。比如休，将人字和木字组合在一起，含义是人靠着树休息。仙字，是把人和山组合在一起，表示古人想象中住在高山上的仙人。

甲骨文的休

这些都是简单的会意字，但更复杂、更抽象的会意字，则更深地展示出造字者的智慧和思索。如：

礼，左为“示”，象祭台之形；右为“乚”，象人弯腰行礼之形。

禮（lǐ），左为“示”，右为“豊”，象古代祭祀用的器皿之形，里面是用美玉结成的两条丝串，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

由以上二字，我们能看出：在祭坛边画一个行礼之人，表示祭礼；在祭坛边画了敬神所用之礼器，也表示祭礼。同样的场景，用不同的符号来组合，但传达的都是同一种含义。

如果先贤还想造出一个表示祭礼的字，也可以这样：先画一个祭祀礼器，里面有祭品，接着在礼器下面再画一个祭台，然后右边画一个行礼之人。这三个符号表示的也是祭礼，只是稍微复杂了一点。

“礼”，不仅是敬神的祭礼，也不仅是人与人交往的礼数，而是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一整套规则、典章制度、仪式。

在此，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与“礼”同音的“理”字。

金文的理

理，左为“玉”，表示石头；右为“里”，表示内部。两个符号组合在一起，表示石头内部的纹理，又被造字的先贤用来表示事物本身的次序、规律、是非标准。“礼”就是从“理”中来的，“礼”又是“理”的外在表现形式。

这些字的创造，融入了先贤们的思辨和智慧。从象形到会意，是人类从野蛮迈入文明的巨大进步。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文字不够用了，先贤们又发明了形声字，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文字的发明创造，结束了信息靠口传的形式，使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延续，实属不易。所以先贤们才会用刀子将之刻在甲骨、竹简上，我们才会知道先人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哪些深刻思想、得失教训可供我们借鉴。

人类总体的前进，其实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

正因为有了文字，先人的认知、经验、思考才得以传递下来，我们才不用重走前人艰辛的探索之路。

正因为有了文字，我们才会有《论语》《道德经》、唐诗、宋词等等或深刻或优美的东西流传下来。

有了文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载体。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供文字书写的材料，是龟甲、兽骨。商代专门有占卜国家大事的“贞人”，他们先用火烤龟甲、兽骨，观察上面的裂纹以判定吉凶，然后在旁边用刀刻上占卜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说的“甲骨文”。龟甲、兽骨，是国家专用的书写材料，而占卜和观星只能被国家“贞人”所掌握，任何私人都是不能占卜、也不能写卜辞的，否则他会像哥白尼一样被处死。

后来又出现了新的书写材料——青铜器，文字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我们称为金文、钟鼎文。这是只有王和诸侯才能拥有的书写材料，书写的内容一般是：由于某场战争胜利或者立了什么功，特意铸造某青铜器，以传给子孙后代永世当宝贝纪念。

而民间用来书写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绢帛和竹简。但绢帛造价高昂，也只有达官显贵之家才能使用得起，还仅用于绘画或抄录特别贵重的书籍。而且绢帛获取不易，即便是皇家也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绢帛来书写档案。

竹简则是一种大众化的书写工具，只需将随处可见的竹子削平整，便可以在上面书写文字。如果有错字，可以使用专门的刀具轻轻一刮，再写上正确的字即可。虽然取材容易，但由于竹简必须裁剪成宽度相当的平面，一支竹简记录的内容少则八九个字，多则几十字，要记录下一部书，需要很多的竹简，而且还要用皮绳将竹简编联起来，特别笨重。孔子晚年喜读《易》，当时这部《易》就是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籍，这种编连方法叫“韦编”。孔子将之反复读了很多遍，以至于把牛皮绳都翻断了好几次，这就是成语“韦编三绝”的来历。除了阅读不便，竹简搬运也不容易。据说秦始皇每天都要阅读一车的竹简奏章，而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呈汉武帝，所用的竹简奏章需要两个人抬进宫。

西汉时期，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竹简已经不能满足使用需求了，人们需要一种既可记录大量信息、又轻便廉价的书写工具。

其实，早在西汉初期，用麻皮纤维或麻类织物制造的纸就出现了，但由于当时的造纸术尚处于初期阶段，工艺很简陋，纸张质地粗糙，表面不平滑，还不适宜于书写。直到东汉和帝时期，太监蔡伦担任尚方令（主管皇宫器物制造的官员），他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麻头及烂布、鱼网等作为原料，经过挫、捣、炒、烘等工艺造出了新型纸。这种纸，原料易得、价格便宜、质量也高，适宜大规模普及。蔡伦将这种新型纸献给汉和帝后，引起了汉和帝的重视，将其面向全国推广。

纸的发明，是中国为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推动了中国、阿拉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所以造纸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同时，它给中国历史造成了极大地影响：纸张为文字提供了新的载体，书本体积变小、记录内容更多，方便保存和传播。更重要的是，纸质书降低了文字传播的成本，使更多平民出身的学子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文化教育，从而打破阶层固化、打破贵族门阀垄断学问的局面。

后来，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兴起了印书业，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纸的产量、质量都有提高，价格也不断下降，各种纸制品普及于民间日常生活中。宋代的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刊印图书的速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会有更多的人“为往圣继绝学”，将中国文化和先贤经典散播到人类能够踏足的地方去。

古人爱惜字纸，表面上看是对造字者的尊崇，实际是对字纸所负载的文化和真理的顶礼膜拜。废旧字纸通过某种仪式被送到字库塔焚化，体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文化习惯。

儒家先贤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宋代的儒家这样解释：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虔诚地祭祀远代祖先。

慎终，是对父母过世的态度，丧葬要循礼尽哀，谨慎办理；追远，是对上代先祖，不仅是在情感上对先祖的怀想与追念，更是对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的承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与“孝”。仁者，推己及人，推此及彼。从孝道的“慎终追远”，推广到文字、文化的“慎终追远”。文字和纸张，作为传播先贤思想文化的媒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字纸完成了使命、破损不堪之后，也应该有体面的结局、被致以最后的敬意。字库塔的发明，为儒家实践“慎终追远”、以求“民德归厚”提供了最佳平台。

爱惜字纸，不只是文化人的行为，很多非文化界人士（如城镇文盲、农民、乞丐等）也会拣拾、焚化字纸，这些人虽然失去了读圣贤书的机会，但对先贤开创的文化，仍然心向往之。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爱惜字纸的行为去积累功德，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读书识字、学习文化、改变命运。这种全社会的对字纸的爱惜、对文化的追求，促使民风淳朴，实现了“民德归厚”。

字库塔的存在，不仅为了实现“民德归厚”，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后人在尊重先贤所开创的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这是一个民族延续的根本所在。

如今，新津的17座字库塔虽已荡然无存，但在新津人的心目中还矗立着一座座无形的字库塔，对文化的信仰、对真理的追求，依然在新津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激励着新津人不断奋进……

来源： 方志新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