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20万湖北人返回广州,“花7倍车费也要回去”

彭志雄夫妻与工人在深夜工作。

广州海珠区有个“湖北村”,20万湖北人在这里从事制衣行业,每天不计其数的成衣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的服装市场。今天的故事,讲述一对湖北夫妻的10年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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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珠区大塘村、康乐村、上涌村一带,聚集了近20万的湖北籍打工者。

这里以华南地区最大服装面辅料市场为核心,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的租金低廉、设备齐全的制衣作坊,被称为广州的“湖北村”。

广州塔与毗邻的上涌村形成了对比强烈的画面。

来自湖北天门的彭志雄与刘丽军夫妇,在这村子一个幽静的角落开了家制衣作坊。彭志雄因体态肥胖,被朋友称作“胖哥”。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忘了他的大名。

而这个外号,也成了无名作坊的“招牌”。

广州的秋夜依然酷热难耐,40岁的彭志雄在一口气喝光一罐功能饮料后,又灌下大半瓶矿泉水,稍作休息,又开始工作。

在广州生活多年后,他依然不太适应南方潮热的天气。

随着电商购物节的临近,“胖哥”制衣坊获得了一批久违的订单。彭志雄与家人、员工又重回疫情前的状态——通宵达旦地赶工。

很累,但大家心里都很高兴。经历了疫情带来的萧条后,内销市场有序的复苏,让彭志雄一家人看到了希望。

凌晨一点,彭志雄检查设备后继续赶工。

15年前,彭志雄夫妇通过相亲认识,与很多乡村青年一样,他们经历短暂的恋爱后,成为一家人。

婚后不久,刘丽军随彭志雄前往大连做装修,在打工的过程中,生下两名孩子。孩子的出生,为这对小夫妻带来了甜蜜,也带来了为人父母的担当。

刘丽军带着孩子在大连游乐场游玩。

回忆起在大连那几年,日子舒坦轻松,海边和游乐场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身在北方异乡,但很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当时彭志雄一家租住建于解放前的旧房里,两人都有工作,时常拜托左邻右里帮忙照看孩子,邻居也很乐意帮助。彭志雄认为,在忙碌的广州,这种邻里互助的气氛要淡很多。

“在广州这么多年,隔开一个铺位的老板,姓甚名谁就不知道了,当然他们应该也不会认识我。至于本地人,除了房东与几个做生意,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大家都要生活,要挣钱,都很忙”。

一辆三轮车经过密集地分布着制衣厂的“握手楼”之间。

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随着孩子的长大,家庭的经济问题凸显。

“在东北工作是很舒服的,也没什么压力,唯一的问题是没能存下钱”。彭志雄表示,在东北每天工作6、7个小时,想再多干也没有活儿了。

2012年,在亲友的介绍下,彭志雄和刘丽军来到广州,开始从事制衣行业。上涌村制衣业刚刚起飞,村里还没今天这么拥挤。

村子中心遍布前来寻找客户或寻找生产商的从业人员。

在搬来广州的头三四年,彭志雄一家收入确实有了大幅提高。

“旺季每天要工作20小时以上,但是多劳多得,每年能多存下13万元左右”。

与大型制衣厂负责整个制衣流程不同,上涌村里大部分制衣作坊都只会操作其中一两个环节。彭志雄的作坊就只负责制作裁片这一环节,剪裁好的布料交给其他工厂制成衣服。

由于门槛不高,新入行的老板拿出一、两万元就能盘下旧机器和店面直接开张,并且只需要与固定的客户合作。

虽然这种模式限制了收入的上限,但也回避了市场波动的风险,比起其他创业更容易上手,就算损失也不会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

工人按照预设的纹路对布匹按“画皮”进行裁片。

“湖北村”中约有90%的人在疫情期间滞留湖北,对他们生活和收入造成严重的影响,产业链上上下下期盼着复工能解燃眉之急。

3月中旬,上涌村的湖北老板、工人从漫长的春假中解放,迫不及待地赶回广州。彭志雄夫妇想尽办法回广州,在高铁还没开放的时候,就以平常7倍票价购得两张来广州的大巴车票。

受疫情影响,天门不少作坊也冷清了。受访者供图

此时,全国物流、生产、销售渠道仍未完全放开,订单既少又小,“我们的机器使用成本大,开机后得裁一两千件才能有钱赚,要只有一两百件的话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但在复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俩有单就接,“哪怕亏损也要做,就当做个人情,让对方记着你”。

男子展现自己需求,等待制衣厂人员来询价。

彭志雄夫妇租住在一顶楼单间,尽量少雇人,但每月包括房租、伙食、工人工资等支出仍有一万多元。

越来越多同乡的厂子撑不下去关了门,有的老板认识了好几年,在这几个月突然消失了,有些批发商索性待在湖北没回来。

虽然这些情况在以往也偶有发生,但在今年出现更让人忐忑不安。彭志雄不禁想,这是否会是自己一家未来处境。

周边工厂的楼道里贴着提醒工人注意自身权益的告示。

彭志雄以往疲于赶工,现在更多是与湖北老乡相约打牌。“让他发泄一下压力也好”。刘丽军说,“我们是真心希望全世界疫情都能好转起来,不论国内外与我们都息息相关”。

批发市场里,批发商在讨论东南亚的外贸情况。

上涌村仅有两所小学,湖北家庭的孩子入学需要缴纳一年3万元的赞助费,两名孩子就是6万,等同家庭作坊半年的利润。

夫妇俩做了与很多同乡一样的选择:让孩子在老家念书,托付给爷爷奶奶,成了典型的“留守儿童”。一家人分居两地,成为彭志雄与刘丽军心里头最大的遗憾。

彭志雄一家四口在裁床旁吃饭。孩子在暑假期间会来广州与父母相聚。

稳定的收入让一家人有了更多的生活展望,甚至能让儿女在老家念私立中学。“陪着孩子就赚不来钱,不陪孩子又担惊受怕。”

孩子学校老师曾经对他们说,父母回老家,孩子会开朗一些,父母去打工了,孩子又恢复原样。

相较于小时候的其乐融融,彭志雄与刘丽军现在与孩子相处显得平淡,暑假时孩子们在店里各自玩着手机,连拍张全家福也不愿意。“每次见一次孩子,都感觉与上次不同。”儿女都处于发育期,没能见证孩子的成长让夫妇深感遗憾和担忧。

孩子们在天门学校的课堂里。受访者供图

“在小孩长大之前,我们只能是干活,拼命干活,挣钱攒钱,为他们创造好一点的条件……最好能给小孩将来准备一套婚房,这就是我的心愿”。

刘丽军尴尬地对着镜头笑了,“读书多一点,他们对外面社会的眼光可能就不一样一点。我们这一代就是读书太少了。”

8月中旬,“湖北村”在暑假的尾巴产生了小“回乡潮”,学生迎来了回校的时刻。由于疫情防控措施的要求,学生在开学前半个月留守天门。

为避免延误入学,家长们都选择提前半个月回去。刘丽军为省钱选择搭乘早晨的班车。凌晨4点,她与孩子走上几公里前往临时候车点。

凌晨四点,三人从店内出发,赶往候车点。

这10年里,“湖北村”从事制衣行业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富裕。

村路从坑洼积水的泥路变为整洁的沥青路,小公园也变成停车场。这个广州传统古村也染上湖北色彩,肠粉店与热干面店势均力敌地遍布大街小巷。

彭志雄很多亲戚也在这里从事制衣行业,相互有着照应,就连打麻将都能随时找到伴。

上涌村密密麻麻的人群,街上遍布卖湖北小吃与服装的摊位。

但是近年生意越来越难干了,不少同行转行,也有不少的同行搬回天门,目前在当地已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链出现。虽然比起珠三角,当地产业还微不足道,但这些“先驱”已让彭志雄夫妇十分佩服。

“把这个产业链搬到家里去,不用付租金,可以照顾小孩,也可以照顾老人。”刘丽军笑着说,“希望这一天能快一点到来”。

第3836期

摄影&撰文 | 黄宇飞 视频 | 段卉 叶柏

统筹 | 段卉 承制 | 像素笔记

出品 | 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