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三野牺牲近八千,军长请求用大炮轰击,粟裕却坚决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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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底5月初,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然而就在一路顺利地进抵上海近郊,展开解放上海战役之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战前我军上下认为不会费什么劲,实际战斗中,却被国民党军异常顽强的抵抗所震惊。而我军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人数将近8000人,着实出乎我军意料。

一、蒋介石几天不休息布防上海

4月底南京解放后,我军兵锋进逼上海、杭州,如何解放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是我党我军面临的一大难题。

上海是国民党方面的金融中心,蒋介石进行退台部署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存放在上海的277.5万两黄金、1520万银元和1537万美钞全部运走,作为日后苦撑待变的经济资本。为确保上海能够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蒋介石不顾已经下野的尴尬现实,亲自乘船到上海召见国军团以上军官,下达死命令,要求必须坚守6个月,好让美军等国际力量介入中国,共同解决共产党问题。

为此,蒋介石连续几天不休息,不断召见各级军官,部署守备任务,视察各处阵地防线,为其部下加油打气。

上海自1937年失陷后,日军就不断加固防御设施,建构了许多碉堡和永久、半永久工事。抗战胜利后国军接手上海,又在日军工事基础上进行了加强。特别是1949年1月以来,蒋介石预感形势不利,下令上海加紧赶工建设阵地,上海方面建成外围阵地、主阵地、市区核心阵地3道防御工事,钢筋水泥碉堡多达4000余座,加上其余一些土木结构的共达10000余座。碉堡周围铁丝网、电网、地雷场、拒马、鹿角等体系化防御设施也非常完备。上海内部的30余座高楼大厦,也都被国军守军部置上了火力点。

当时上海的守军,包括原驻上海的、从长江防线逃来的、从江南各地调来的,总兵力多达20万人,与我三野准备投入进攻的兵力相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狂妄叫嚣,别看上海不大,又是一马平川,但上海的防御阵地坚不可摧,国军要把上海变成“斯大林格勒第二”,让共军付出血的代价。

汤恩伯还颁了一个血腥的“十杀令”:

1.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2.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3.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

4.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5.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6.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

7.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8.贻误通讯,致失连络者杀。9.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

10.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这一连串杀杀杀,虽然从治军的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但大战之际,以如此严酷的调子驭下,难免令人寒心。

二、陈粟上报方案,毛主席连批四个“很好”

与之相对比的是,我军在做好恶战准备的同时,从政治上也做了充满温情的布置。

早在一个月前,中央就对解放上海、接管上海作出了周密部署。中央精神指出,进入上海是对我党我军的一大考验,接手后一定要能迅速恢复生产。打上海,不仅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经济战……在军事进城的同时,做到政治进城,使上海的破坏减至最小。

因此,总的指导原则是,既要消灭汤恩伯的20万大军,又要尽可能减少对上海市区的破坏。

负责主攻的第三野战军在粟裕的具体筹划下,制定了三种进攻方案。

第一,长期围困上海,迫使敌军投降。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南岸进攻,这样可以减少我军伤亡。

第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从上海两翼进攻,在郊区解决战斗。

从总体看,第一条的围困无法全围,因为国民党军控制着制海权,可以随时从吴淞口运入物资。第二条则违背了中央的意图,把上海打烂我们无法接受。第三条对上海市区的损害最小,但我军在敌防御严密的外围作战,伤亡必然非常重大。

可是中央政策已定,就要遵照执行。陈毅、粟裕商定后,将第三种方案上报,很快得到军委的批复同意。

同时,陈毅还根据中央接收上海的精神,制定了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大守则》,大致内容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城市纪律,不得侵犯任何群众利益。毛主席在这个公约上连批四个“很好”。

5月10日,陈粟正式下达淞沪作战命令,整个战役预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12日进攻吴淞口,截断黄浦江,使汤恩伯成为瓮中之鳖。第二阶段,向上海市区发起总进攻,解放整个上海。

粟裕以第九兵团指挥20军、27军、30军、31军,第十兵团指挥26军、28军、29军、33军,又调23军、25军及特纵炮兵一部,共同进攻上海。

三、“瓷器店里捉老鼠”式的战斗

战役设想,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国军摸准了我军企图,在上海市区作垂死抵抗,不计代价地把600万上海市民作为战场人质,那么我军这仗就没法打了。

粟裕尽可能地不在气势上使汤恩伯过于恐惧,兵力布势上没有显得太强势,基本上是用对等兵力发动进攻。

同时,为了逐步把汤恩伯的主力调出城区,必须逐步在郊区施压,尽可能在郊区解决其主力。

既要全面歼灭之,还要巧妙地打,不能惊动敌人。这在我军二十多年的战史中,还是头一次遇到。陈毅司令员形象地比喻,这场战斗就像是“瓷器店里捉老鼠”。

粟裕通令三野全军,进攻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大炮,只能用炸药包。

5月12日,九、十两兵团所属部队冲入上海,开始和汤恩伯所谓的“斯大林格勒第二”接触。

自淮海战役以来我军无往而不胜,尽管各级干部屡屡告诫教育,但部队中还是存在相当的轻敌情绪,许多基层干部战士认为,只要我军奋勇一冲,敌人就算有再坚强的堡垒,也肯定会一触即溃,上海的防守再强、阵地再坚固,能硬得过长江防线江阴要塞吗。

在这种轻敌情绪之中,一些不该有的伤亡出现了。

5月12日凌晨,十兵团一个前卫营未经充分侦察,误入敌月浦镇阵地一个子母碉堡群。狡猾的敌人待该营全部进入火力线,突然以密集交叉火力封锁了前卫营后路,而后疯狂扫射。我军猝不及防,一个营的兵力伤亡殆尽。

当时正值长江中下游梅雨季节,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湿滑,许多国军工事无法辨认。特别是一些非常阴毒的雷场,附加了刀阵、铁丝网、陷阱,只要人一进去就很难活着出来。

一些国军工事还隐蔽在庄稼地、坟场、土堆中,伪装成坟头模样,给我军造成很大杀伤。

三野部队不习惯用四野的三三制战斗编组,连营级别的密集冲锋非常多,这就更利于国军碉堡、工事进行阻断杀伤。十兵团下辖29军87师259团团长胡文杰,就是因为敌火力过猛,在进攻宝山时壮烈牺牲。

由于野司下令不准用大炮,虽然手握重炮部队,前线各师团也只能忍着怒火,采用原始的步兵冲锋和炸药爆破战术,一个一个冲击和炸毁敌碉堡工事。

经过10天激烈战斗,除吴淞口尚未完全封闭——原因是敌军占据制海权,其余陆上通道已经完全锁闭。但汤恩伯困兽犹斗,仍然在市区坚持抵抗。

粟裕下令展开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进攻上海市区的战斗。这一阶段的战斗要求更高,不仅大炮不让用,连迫击炮这样的“重武器”也不让用,炸药包也被严格限制,所有部队只能依靠机枪和步枪、手榴弹作战。

三野各级指战员严格遵守了这个规定,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血肉之躯向市区敌人坚固的工事发动突击,大批久经战阵、技能娴熟的战士,没有死在战况比上海惨烈百倍的华东战场,却在这里像割麦子一样,一茬茬倒在苏州河畔。

战士们望着从上海的高楼大厦里射出来的子弹,以及纷纷倒在血泊里的战友,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235团一营营长董万华在进攻四川路桥战斗中实在忍无可忍,违规动用了两门山炮,顶住压力,轰击对面的敌碉堡和坦克,有力压制了敌人的火力。这次战斗中,一发炮弹击中了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在二楼窗户边留下了一道弹痕,这也是整个解放上海战役中,唯一的一道炮弹痕迹。

27军军长聂凤智听说动用了山炮,迅速到一线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但他也不忍心战士们用血肉之躯进攻敌人坚固的工事,后来到野司解释情况时,也不无牢骚地向三野参谋长张震将军诉说了一线战士们的痛苦。

粟裕对这些情况心知肚明,三野58万大军,手心手背都是肉,每个人的生命都无比珍贵,可是大局之下,谁又能突破底线?如果用炮开了口子,上海市区必将遍地是炮,上海的高楼大厦、百万市民,将会在炮火中毁于一旦,他担不起这个责任,三野全军将士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不能用炮,谁也不能突破这条底线。

在随后的战斗中,三野将士坚决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奋不畏死地继续进攻进攻再进攻。在付出了3.17万人的伤亡代价(其中牺牲者多达7613人)后,终于将国民党军大部歼灭,赢得了上海战役的胜利。也许是冥冥中的巧合,这个伤亡数字,正好相当于1947年华东野战军全歼的整编74师的伤亡人数……

三野忠实执行了中央的决策,这场战役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国共40多万大军激战于上海城区和郊区,十几天的战斗过程中,上海市区不断电、不断水,居民生活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打扰,负责整个城区供电的杨树浦发电厂和市自来水厂,始终完好无损。

解放军入城后,上海市民纷纷请进城的解放军到家里休息,一些被国民党军征用为防御工事的商业大厦人去楼空,敞开着大门。但由于事先有纪律,二十万解放军进入城区,竟然没有一兵一卒进入民房休息。

杨树浦发电厂时任厂长清早出屋,惊讶地发现,满大街都躺满了和衣而卧的解放军将士。他不无感慨地说,我知道,国民党军再也回不来了。

在历史的肩膀上承载着太多过往的苦涩与豪情,下期再和小编一起回忆那令人感慨唏嘘的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