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季的一天，苏军歼击机飞行员阿巴库莫夫大尉跟随第196飞行团抵达了吉林东风机场。在这里，他被第一时间告知了不久前发生在机场的某个案件：破坏分子将安眠药粉末放在了雅克-17驾驶舱的仪表盘后面，起飞后，这些粉末随着气流扩散到了机舱里，飞行员在飞行途中昏睡，飞机最终坠毁。
“当时在中国有许多（外国）情报机构（活动），几乎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有（情报）人员和安全屋。 在（中国）革命之后，这些人被美国人整合在了一起。”
阿巴库莫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如是说道。
事实上，当时的实际情况远比这位飞行员所了解到的只鳞片爪更加复杂。由于抗美援朝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刚刚结束没有几年的特殊历史阶段，不仅中国国内有大量敌伪人员没来得及肃清，国际上也还有大量参加过二战的情报人员尚处于渴望建功立业的职业黄金期。因此，在这场战争中，隐蔽战线的斗争可以说比其后的任何一场其他战争都更为复杂和激烈。
从建国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美蒋一直在不断向大陆空投特务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仅向我方派遣特务的组织，就存在美方、蒋方、美蒋联合等多种情况。而鲜少人知的是，美国方面还曾经单独建立过既反对人民共和国，又反对逃台蒋介石政权的所谓“第三方势力”，并专门组织和投放过属于这一派别的武装特务。比如在1953年元宵节被空投到湘西地区的一组四名特务，就隶属于总部设在日本的所谓“自由中国运动”组织。该组织直接由美国情报部门组织和控制，四名特务全程在塞班岛受训并直接由部署在冲绳的美军飞机运送空投。有意思的是，这批特务被扔错了地方，当天便被发现，仓皇逃窜钻了三天山沟后被我民兵和公安部队包围，当场被击毙一人，其余三人被捕获。而由于被捕特务中有人迅速反正，我公安部队借此发出假情报，连续捕获了该组织后续空投的武装特务。
此外，敌方势力内部的山头林立，也使得派遣特务的情况的愈加复杂化。事实上，当时不仅在蒋介石政权内部有国人熟知的派系冲突，美国方面也不是铁板一块。
在美国官方对志愿军出国作战产生重大的战略误判后，中情局方面和美国军方的矛盾达到了一个高潮。双方一边激烈争论这次战略误判的根源到底是情报错误还是军方冒进，另一边还要共同应对“突然”崛起的新中国，相互关系非常微妙。在1951年初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防部长就力主让中情局支持的境外国民党残部袭击云南，从而迫使中国从朝鲜撤出兵力，而中情局局长虽然强烈表示反对，但仍然在激烈的争吵后屈服了。这次行动后来遭到惨败，中情局也由此遭受了严重损失。而美方通过事后调查得知，该部国民党残军的电台首席报务员，是中共地下党员。
而在朝鲜，麦克阿瑟本人就对中情局在自己辖区的活动表示过强烈反感——抛开麦克阿瑟自认为中情局战略情报错误的直接“受害者”这一因素不提，这也与中情局的活动往往致力于建立起自己的独家网络，甚至与军方争夺有限的资源不无关系。
沃尔特·史密斯，1950-1953年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敌方派遣的特务就其目的而言，主要分谍报和准军事行动两类。其中，谍报人员一般不直接从事攻击性活动，以往影视剧表现较多的反特、破案等事件，多数便属于这种类别；准军事行动人员则往往要从事组织游击队、袭击我军仓库、机构等攻击性活动。1952年10月3日午夜，5名受美军总部第二处驻东京机构派遣的武装特务在靖宇县被空投，最后被靖宇县民兵和驻军拉网捕获。据其交代，这批特务的任务就是在当地发展地下组织，并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
而就特务们的目的地而言，除了遍及中国各地之外，朝鲜战场本身也是一个特务被密集投放的地区，这也是我方后来专门调派公安部队入朝参战的一个重要诱因。
从特务的派遣方式而言，一种方式是从外部派遣：在朝鲜境内主要是通过夜间小队登陆进行的，而在中国大陆则根据当地地理环境而定，例如在东南沿海是以夜间登陆为主，在西南边境经常派人通过陆路潜入，在内地和东北则经常性地通过运输机空投特务。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启动”蒋介石政权败退前在大陆“就地潜伏”的人员。比如在1950年12月，沈阳公安局就与鞍山、长春等地联合破获“国民党东北区工作委员会”案，一举抓获地方敌特42名。在这之后，在该地区被陆续破获的，还有国民党保密局系统的“东北志愿兵团”案，国民党中央统计局系统的“中央第三组”案，美蒋联合特务组织“中国劳动共和党”案等。
客观地说，当美方情报部门集中精力对付共和国和人民志愿军，确实对我方造成了相当的损失。1951年冬志愿军第三次轰炸大和岛的失利，可能就与情报泄露有着直接关系。据美方后来的记载，在发生战斗的“11月30日上午，当陆军情报部门预计（志愿军）将会对大和岛进行打击时，第四飞行联队的所有F-86飞行员，不是升空，就是处于待命状态”，有很大可能是提前得知了某些关键信息。
美国第四飞行联队王牌飞行员贝廷格，1953年7月被击落
不过敌人的秘密活动更多遭遇到的，则是共和国人民和志愿军指战员的迎头痛击。
在大陆，人民群众的思路很快就从抓“国民党特务”平滑过渡到了抓“美蒋特务”的频道上，特别是随着土改和剿匪的顺利进行，敌特在国土上的生存空间和活动土壤日益减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则逐渐壮大，1952年11月发生在长白山的一次反特战斗就是这之中的典型案例。
11月8日，美方在长白山某地一次性空投了20名武装特务，仅三天之后，至11日便被当地公安部队察觉并击毙1名，捕获4名，余众在向长白山方向逃窜途中，受到当地多个地区的公安、边防、民兵等力量的联合围捕。11月15日，在持续两小时的追击和交火后，敌特又被捕获8名；11月16日和17日，分三次被捕获4名，击毙击伤各1名；11月19日，在朝鲜内务部队的协助下，我公安部队在朝鲜境内将最后一名空投敌特捕获。简言之，敌特在从降落到覆灭的11天里，完全陷入了公安、边防、民兵的围追堵截之中，根本无暇进行任何破坏活动。事实上，美蒋特务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进入国内，基本都会陷入这样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直到覆灭。
而在朝鲜境内，美韩特务同样在“人民战争”之中碰得头破血流。起初，美韩特务在志愿军后勤线上的活动也非常猖獗，经常潜入交通线及兵站、仓库等要害区域，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甚至直接纵火、爆炸，破坏交通线和物资仓库。他们的疯狂活动甚至让主管后勤的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到，“朝鲜战争中……一切工作的进行，都首先要考虑到敌机轰炸、敌特破坏和自然危害。因此，在每项工作中都贯穿着对敌斗争，一切工作的完成都是在反轰炸、反破坏和克服自然危害的斗争中取得的。”
对此，志愿军迅速做出了应对。除了科学制定和严格执行各种保密规章制度之外，最关键的举措，就是建设了以防空哨为线，以兵站、高炮阵地为点，点线结合、相对固定的反特网络，使得“敌特在城镇村庄中挨打，跑到山沟公路线上仍旧挨打。”
在这当中，布置在2800公里运输线上的近1600个志愿军防空哨位，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防空哨除了帮助对来袭敌机进行预警外，另一主要任务就是搜捕敌特。沿着交通线布置的上千个防空哨与朝鲜当地政府及人民军密切联系，研究敌特活动规律和隐匿地点。新成川某防空哨就曾发现当地一户人家每晚往山沟“送饭”，随即跟踪搜索，最后成功抓获敌特。
志愿军防空哨夜间值勤中
而在防空哨之外，志愿军沿途设置的兵站也担负了组织兵力清剿所在地附近敌特的任务。事实上，志愿军各部经常组织部队进行机动剿匪、搜山捕特，并协同朝鲜政府清查户口。仅1952年1月至1953年12月两年间，志愿军后勤部队即出动42778次，使用兵力35万7千人进行匪徒搜捕，共捕获敌特905名，击毙26名，缴获电台24部、长短枪401支以及大量通信器材和地雷、炸药、火箭筒等其他武器弹药。
就这样，通过固定与机动、外与内、中与朝的有机配合，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敌特始终未能对志愿军后勤线造成致命损害。
而在整个东亚地区，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蒋介石政权，他们妄图通过间谍行动给共和国制造大麻烦，乃至颠覆人民政权的战略企图，随着抗美援朝的成功结束，最终也成为了梦幻泡影，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冲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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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抗美援朝战争史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支援抗美援朝纪实
3. 南朝鲜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 朝鲜战争
4. 洪学智.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
5. 阿巴库莫夫. 阿巴库莫夫回忆录
作者：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