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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兵学理论及其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思想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一家”、融众取长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制必先定的建军思想；“弘思远益”、通揽全局的战略决策思想；多极角逐、避害趋利的联盟策略方针；“南水北骑”、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理论；等等。这些军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是中国历史上冷兵器作战时代军事思想的重要总结，对后世军事思想的递嬗演变曾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参见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这一时期的兵书撰著从数量上说并不突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兵书仅仅有74部，这是这个时代各王朝图书屡遭兵燹劫难的结果。然而就是这样数量极其有限的兵书，在历史流过程之中也不断有散佚，这74部劫后余生的兵书，仅有曹操的《孙子略解》一书以注文附于《孙子兵法》的形式而得以流传至今，至于诸葛亮名下的《将苑》、《便宜十六策》等兵书，是否完全属于魏晋南北朝范围的兵书，学术界一直有分歧意见，莫衷一是，故只有参考的价值。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成就仍然十分可观。这具体表现为：第一，流传至今的曹操《孙子注》一书内容翔实，颇有创新，堪称大浪淘沙之后的兵学精品，“文字简炼而切要，对于后人理解《孙子兵法》本义具有开创性意义”；“阐发《孙子兵法》义旨，有的有新的发挥”（参见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这样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第二，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精采的非兵书论兵之作，散见于奏议、政论、类书、诗歌、散文、史书等文献之中，而《北堂书钞》、《通典》、《文献通考》、《群书治要》、《太平御鉴》等唐、宋时代的政书、类书也保留了这一时期众多散佚兵书的部分内容。第三，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杰出的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羊祜、杜预、王濬、王猛、崔浩、谢玄、檀道济、拓跋焘、宇文泰等。他们卓越的军事实践活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军事理性认识，更从另一个层面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宝库，使得该时期的兵学建树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从总体考察，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具有几个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独到的成就。
一是注重实用。这表现为人们普遍偏重于军事对策性研究，着眼于兵法基本原则的实际应用。这一时代兵学思想的发展水平往往不在于原理的发现，而主要表现为兵法原理与军事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乃是对兵法的二度创造，它常常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著名的军事对策，如诸葛亮的《隆中对》、《前出师表》、羊祜的《平吴疏》、杜预的《平吴表》、王濬的《伐吴疏》、王猛的《临终谏伐晋言》等等，都不是抽象的兵学原则阐发，而是饱含兵法一般原理的具体战略对策方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理论与实践圆满结合的典范。
二是注重综合。学术兼容，博采众长的文化趋势在这一时期的兵学建树中依然表现得非常明显。即兵学著述在秦汉时期多元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由创造学派、标新立异转向为融会贯通诸家之长。例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人的军事思想，都是在一般的兵学原则上，吸收申、韩学说的精髓，并杂取儒、道、墨诸家之长。其他像王猛军事观念兼容儒、法、兵家的思想，拓跋珪军事思想体现中原农业军事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军事文化的色彩，也同样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兵学理论建设注重综合、强调兼容的一般特点。
三是注重发展。这一时期的兵学家纷纷致力于对前代兵家所提出的重要兵学范畴加以丰富、充实和发展。如曹操的《孙子略解》、《孙子接要》针对《孙子兵法》的有关范畴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奇正、主客、形势、虚实、攻守，久速等范畴的内涵加以丰富，对“十则围之”的阐发、补充便是典型一例：“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等而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曹操《孙子·谋攻篇注》）。这类精辟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并多少透露出中国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层次向战役战斗层次转移的信息。有论者认为曹操《孙子注》“对孙子思想从战略上注解不足，而只从战法、战术上着眼”（参见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这种观察是细致而准确的，其实它恰好反映了兵学重心更多侧重于战役、战斗、战法、战术的层次之历史文化趋势。
另外，在战略决策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建军治军思想等方面，这一时期也有独特的建树。如西晋统一全国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诸葛亮有关将帅修养问题的理性认识；邓艾等人正兵相持、奇兵“冲其腹心”的作战指导；宇文泰府兵制的实行所体现的寓兵于农、组织严密的建军思想；安内服外的富国强兵的思想；“伐谋伐交”，借力打人，善结同盟的军事外交艺术；利用江河天险，进行军事对峙的斗争策略等等，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均闪耀着特有的光芒。它们既是对先秦两汉时期兵学理论成就的继承与发展，也为隋唐两宋兵学思想的再次繁荣兴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有关南船北骑的作战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战指导思想，打上了强烈的地域特征与民族风格。其中南方以水战思想为主，辅以城战理论，而北方则以骑战思想见长。这种南北差异，根源在于地理环境与民族特性的不同，梁朝人沈约对此曾有具体的分析，要云：“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恶习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膻裘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南方政权所在地域河湖纵横，因而水战成为十分重要的作战方式，这就直接促成了水战思想的迅速发展。大致而言，南方水战思想包括了以下几个重要观念：
第一，以长击短的观念。在南北相峙中，南方的战略指导者充分肯定水战之长，认为在水战中具有对北军“以一当千”的优势（《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以弱胜强的信心。赤壁之战前夕，吴将周瑜对战胜曹操优势兵力信心百倍，原因就在于水战为南方作战的主要样式，而曹军恰恰在这一点上处于下风，无能为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赤壁之战的结局，证明了周瑜看法的正确，此后，东晋南朝不少人都把保卫南方的希望寄托在南方以长击短的水战优势上。这方面，北方的战争指导者也是有共识的。如魏文帝曹丕两次广陵观兵，临江而返，喟然叹道：“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就是证据。
第二，诱敌深入观念，当南北双方相持不下时，为了扬长避短，不如诱而致之；实施战略进攻，不如展开积极防御。这实质上是主张将北军放进到江淮附近，以便南军依托江淮水系作战。如东晋时，征西将军庾亮以后赵统治者石勒新死，准备北伐，侍中蔡谟反对，认为应“开江延敌”，将北军诱至长江附近，内线歼敌，以利于充分发挥南军水战的优势。指出如果贸然地离江北伐，乃是“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纯属战略上的败笔。
第三，控扼上流的观念。南方战争指导者认为，控扼长江上流为江防之重点。如夷陵之战中，吴军主帅陆逊认为夷陵处在荆州之最上流，为东吴之大门，故全力死守该地，挫败刘备重夺荆州的企图。其子陆抗守荆州时，也提出西陵（即夷陵）为国家之藩篱，社稷安危之关键，应当全力争夺和据有（参见《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抗传》）。整个六朝沿着这一思路，无不高度重视控扼其上流要地。
第四，依托水道的观念。江河不仅是南方水军的战场，也为南军陆战提供了机动的水道。南军陆战，一般都愿意利用水道进兵或退兵，以方便运输和兼得水战优势。如三国时东吴攻魏，多数选在合肥方向，原因就在于该方向有水道贯通江淮，便于依托水道陆战。
至于南方战争指导者的城市防御战思想，则是其水战思想的补充。北方骑兵善于野战而不善于城战，遇到死守的坚城往往进攻乏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战争指导者形成了依托坚城实施防御的观念，认为据城防御，“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宋书》卷六十四，《何承天传》）。主张力避不利的野战，力争有利的城战，以便依托城市的军事工事，减杀骑兵的机动与冲击优势。
与南方截然不同，北方的战争指导者视骑战为自己的强项，主张在与南军作战中，力主骑战，力避水战与城战。如东魏叛将侯景生长于北方，降梁又叛梁后，兼并了南方众多水军，规模之大，“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南史》卷八十，《侯景传》）。然而他仍畏惧水战，叮嘱部下说：“西人善水战，不可与争锋；若得马步一交，必当可破”（《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仍将取胜的希望寄托在所熟悉的作战方式上。正是在与南方水战、城战相抗衡的基础上，北方的战争指导者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骑战思想，其基本内涵有：
第一，发挥骑兵机动和冲击力的观念，北军认为，骑兵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机动性。所以北魏崔浩在充分认识这一点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北制南的“长策”：“轻骑同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应该说，“以铁骑兼行袭之，无不克矣”（《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梁元帝承圣二年），乃是这一时期北方战争指导者的普遍认识。
第二，运动防御的观念。当敌人发动来势凶猛的进攻时，北方的战争指导者强调骑兵在大踏步运动中退却，以求示弱骄敌，避其锐气，疲劳敌人，等待反攻的时机，因此往往把退却的终点放在极其遥远的地方（参见于汝波、黄朴民主编《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史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如参合坡之战中，北魏放弃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退却千余里，西渡黄河，从而为时机成熟后实施反攻并取得胜利奠定基础。
第三，快速进攻观念。北方骑兵进攻总的要求是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实施快速进攻。但是在不同地形和对不同敌人的进攻中又提倡区别对待，实行不同的作战原则。如对漠北草原地区的进攻，是以骑骑制骑，故主张多路奔袭，突然袭击。当咬住敌之主力后，当不怕疲劳追击到底。然而对江淮以北地区的进攻，则是以骑制步、制城，面对南方长于水战、城战的特点，北方战争指导者的骑兵快速进攻实行了新的作战原则，一是以掠夺而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所谓“北人不乐远行，唯乐钞掠”（《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齐明帝建武四年）；二是以掠夺广大农村为主，对城池可攻则攻，不可攻则绕城而过；三是冬去春来，进攻的终点以淮河至多以长江为界限；四是回军时全部撤兵，“兵不戍一城，土不辟一戍”（《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明帝建武二年。）
第四，酌情攻坚的观念。北方战争指导者在对南朝进行已所不擅长的城战时，主张最好能避免攻城，当非攻不可时，也要扬长避短，采用以下两种机动战法攻城：一是以骑兵对所攻之城昼围夜撤，并且筑堤引水灌城。二是把重点放在围城打援的野战之上，认为一旦野战打援成功，则守城者心理绝望，其城往往可不攻而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船北马”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当时战争实践的产物，同时又转而对该时期的战争活动开展，具有指导的意义。它的形成及其运用，标志着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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