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天津泰达欠薪,国资俱乐部的生存窘境

(文 / 欧洲金靴) 九年前的昨天,2011年11月19日,天津泰达在阿里汉的带领下夺得了2011赛季中国足协杯的冠军。

那也是泰达俱乐部漫长历史中为数不多的全国性顶级赛事桂冠。

九年后,又是即将踏上足协杯的征途——由于疫情切割,赛季末的时日变成了足协杯赛制的开端,阿奇姆彭等也表达了对足协杯的期望——然而就在昨日,泰达被爆出一线队严重欠薪的传闻,原本看上去在恒大、上港、国安等强队纷纷分心亚冠的背景下值得一争的本赛季足协杯,似乎也被蒙上一层阴影。

根据信息显示,泰达整支球队在新赛季只领到一个季度的工资,且是以补助、津贴的形式发放。队长、也是进攻核心的阿奇姆彭同为队内最长时间没有领到过工资的外援,欠薪长达3个月。

甚至今年9月份刚刚从波尔图加盟泰达的巴西前锋苏亚雷斯,其转会费540万欧元,波尔图也是不久前才收到泰达方面打过去的“部分转会费”。

苏亚雷斯夏天驰援后,为第一阶段创造积分历史的天津泰达其保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巴西人迄今为止也还没有从俱乐部领到一分钱。包括他来入境天津的机票都是自己垫付的,仍未报销。

从目前看,年初泰达俱乐部全额赔付了德国外援瓦格纳的高额年薪,这或许是压垮泰达的一棵重重的稻草。

在今年疫情的重创下,根据了解,16家中超俱乐部有超过半数都一度遭遇过欠薪,至于中甲中乙更是成为普遍。

三级联赛里,能够保证2020年至今11个月每月按时“手机来短信”的,不超过10家。

资金面临阶段性告急的俱乐部,其中既有某些实力雄厚的民企巨头,也有区域龙头级别的大型国企;有争冠级的球队,也有保级级的球队。

回想本赛季初期和中期,通过各种渠道、或主动或被动而透露向外界的,单是豪门球会中就有江苏苏宁(特谢拉带头罢训,后被苏宁“辟谣”灭火)和上海上港

其中上海上港方面,一次性“降薪100%”,实际就是停薪一个月,这在当时通过吕文君那条发了又删的、“阴阳怪气,语气无奈”的微博,也可见一斑。

这样的队内政策,也直接影响了上港队的备战乃至比赛情绪。

有的球队及时调整、通过母公司在疫情好转后的应对(重新拨出投资足球的预算)而重回正轨,但有的球队确实一直没有缓过来。

这里面情况最为危急的,目前来看就是中甲的北京人和。

刚刚在附加赛首回合输给江西联盛、士气全无的人和,已经不是濒临降级,而是濒临解散。

就在上个月底,人和俱乐部队医的妻子在公共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的丈夫因为人和俱乐部长期欠薪、经济压力过大自杀身亡。

其微博用户名为“坚强的提兜”,发文全文如下:

“我是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高队医妻子,因为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长期拖欠工资,多次向俱乐部领反应无果,在此期间因为经济压力过大导致我得丈夫高康在此期间自杀身亡,俱乐部至今仍然拖欠工资并且没有任何说法和表态,我的孩子今年才两岁就没有了爸爸,无论是作为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或者用人单位就这么冷漠无情的对待自己的员工,中国足球协会是怎样监管这样的俱乐部存在,我需要中国足协,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给我一个说法。”

早在9月中旬,杨一虎、史亮、王选宏、陈杰、罗歆、冯仁亮、牟鹏飞7名前北京人和球员就曾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协调欠薪问题的请求》,向中国足协和社会外界控诉。

当时据这7名球员表示,北京人和俱乐部欠7名已经离开该球队的球员,去年最后两个月的工资,以及全年的比赛奖金。

其中,已经加盟中超河南建业的球员罗歆还附上了今年1月份人和俱乐部给其打欠条,明确写明了欠薪月份和欠发的具体场奖金。

北京人和欠薪这事,在业内并非第一天听说。2019赛季人和队一整年的运势就不好,球队状态低迷,长期欠薪和大部分球员年底合同到期得不到解决,都成为球队最终降级的原因。

就在罗歆等7人发布讨薪书的第三天,人和俱乐部的法人代表和董事还出现了变更:戴秀丽不再担任两职,由李建军转任。

同时,北京人和俱乐部的大股东——人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今年7月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了失信认定。

种种迹象表明,人和集团或有再次“跑路”的嫌疑。

人和以及地利生鲜等戴氏姐弟的产业意图抛弃足球、至少是抛弃北京人和俱乐部,这是今年以来比较极端的受到疫情打击而谋求退出的民企俱乐部。

除却民企,一些国资/国企俱乐部,本年度的生存同样面临困难。这当中的代表球队就是老牌豪门天津泰达。

泰达俱乐部的大股东为天津国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背后是天津市国资委全资控制;俱乐部小股东则是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泰达控股。

因而,泰达队的主要收入除了市场层面的赞助商和球迷消费(微不足道,今年疫情封场就更趋近于零),主要就是依赖天津市国资委的财政输血。

去年,天津市GDP达到14104亿人民币,排名全国第10,在四个直辖市中垫底;且相较于十年前2009年的全国排名(7501亿,全国第6),天津下跌了4位。

财政收入方面,天津2019年的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达到2410.3亿,看似高居全国第4——但是,这其中有太多是近四年来收割天津官场垮台大员和天津部分被覆灭的巨头企业,以及贱卖天津境内国企所得。

仅2018年上半年天津纪委的腐败调查就超过2015年的总数——那是黄大人在位的最后一个完整自然年。

从2018年开始,天津政府改变了经济政策方向,收紧了裤腰带,当年度的预算支出即减少了近15%。

到2019年,仅仅一个束昱辉的权健医药集团和束老板背后的黄大人的坍塌,所收所缴,近两年就为天津填上了太多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