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博物院收藏的秦权墨仿秦权形式制成，为半球形、空腹，顶有鼻纽，直径15.2厘米，高11厘米，厚1.1厘米。墨面一侧为小篆阴识铭文，填金，19行共100字，其中秦始皇诏版40字，秦二世诏版60字，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另一侧为时任湖广总督的端方所作后记，记述对度量衡的收藏与研究。阳文楷书十六行，16行共111字，内容为：“《汉书·律历志》云：权者，铢、两、斤、钧、石也。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东武刘燕庭所藏重四两之权钱，得今湘平一两八钱，秦一斤应合今七两二钱。此权重湘平五十四斤，适合四钧，权之重所谓石权也。所得权二十余品，当以此为第一。清光绪癸卯十月，浭阳端方后记”，后钤小印“匋斋”。墨内侧有楷书阳文款“徽州休城胡开文监造顶烟”。此墨为清光绪癸卯（1903）端方在胡开文墨庄订制的一款墨。
权即衡器，又称秤砣、秤锤、秤权，是悬挂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铜、铁、陶、瓷、石等质地秤砣和后世的砝码。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各国所用度量衡名称、重量均不统一，为推进国家发展，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颁布了统一度量衡诏书，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发布的统一标准，其中“度”为计量长短的器具，“量”为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衡”为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秦权即秦国官府批准的标准衡器，专门用来称重，其形状多为半球形，分为权身和鼻钮两部分，权身底部内凹，外侧环刻铭文，内容为秦始皇、秦二世颁布的诏书。
清胡开文制秦权墨
秦权墨上的两段铭文一侧是秦始皇、秦二世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出土的秦权基本上都刻有这一段或两段诏书内容；另一侧是端方将秦之衡器与清朝所用衡器制度的一个比较研究。其中提到的“东武刘燕庭”收藏的“重四两之权钱”是秦王朝为统一货币而铸造的钱币，一枚权钱的重量与八枚半两钱重量相当。
该墨为订制墨，体量较大，形制特殊，对制作技艺要求高，订制者端方（1861-1911）全名托忒克·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出生于直隶浭阳（今河北省丰润县），历任湖北巡抚、湖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南北洋大臣等要职，参与了庚子赔款、长沙开埠、官制改革、复旦公学筹建、东沙岛交涉、整饬报界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晚清史中具有一定地位。清宣统三年（1911），清廷下令将铁路收归国有，遭各地反对，四川尤为激烈。端方以督办粤汉川铁路大臣、署理四川总督身份，带兵前往镇压，行至资州，被其部下军官杀害。
端方不仅是清末封疆大臣，同时也是一位收藏家，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在京师士大夫之间享有精于鉴别金石书画之盛名，著有《藏石记》《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陶斋吉金续录》《陶斋古玉图》《泰西各国金币拓本》等。端方对于秦权的收藏就有照片为证。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阴历十月初六，端方曾邀请好友与幕僚至家中共同赏玩，品评秦权的雅集趣事，桌面上放置大小秦权数枚，名为“陶斋评权图”的照片记录了这一场景。端方时任湖北巡抚，照片拍摄地应为端方在武昌的官邸。
清胡开文制秦权墨
东武刘燕庭即刘喜海（1793-1852），字吉甫，号燕庭、燕庭主人，别号三巴子，出生于山东望族，其曾祖父刘统勋，伯祖刘墉（刘罗锅），父亲刘鐶之，因刘氏家族人才辈出，乾隆皇帝称誉其家族为“海岱高门第”。曾任福建汀州府知府、福建兴泉永兵备道、潼关商兵备道、四川按察使、布政使和浙江布政使署巡抚等职。同时，刘喜海本人酷爱收藏，后人评价他“精心博古，好搜奇书”。他的收藏涉及门类广，除了藏书丰富外，对金石碑拓、古钱币、封泥等都有收藏，收藏4500多枚古钱币，著有《古泉苑》一百卷，在中国钱币学领域有重要地位。
秦权墨上的铭文有“所得权二十余品，当以此为第一”的字样，可见端方对秦权的收藏数量较大，并且将这一件秦权定为第一。出于对这件秦权的热爱，端方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墨庄——胡开文墨庄订制了这款秦权墨，墨的样式和铭文内容均由端方提供，胡开文墨庄选取烟中精品“顶烟”进行制作。胡开文为清代四大造墨名家之一，其创办人胡天注（1742-1809）为绩溪上庄明经胡氏，号在丰，字柱臣，安徽绩溪县上庄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胡天注继承其岳父濒临倒闭的汪启茂墨业，创办了“胡开文墨庄”，“开文”二字取自“天开文运”，自此开始了真正的创业之路。胡天注通过改良制墨配方，从而使墨达到“质坚烟细，色黑有光，胶轻易磨，味香自然”的理想境界。胡开文墨庄不仅注重墨的品质，同时具有出色的营销手段，依靠广泛的封建官场人脉，承办清代宫廷贡墨，使胡开文墨业走出徽州，不断发扬壮大。至清朝末年，胡开文墨庄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最开放和发达的地区，并最终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徽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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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2020年9月8日
《中国文物报》第6版
作者｜王健
编辑｜毛豆